来源 | 《法律与生活》杂志2025年8月刊
作者 | 陈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2025年毕业季,我在法大主持了一场学生活动,叫做“人生旷野与青春的可能”,邀请的嘉宾都是年轻的法科毕业生,其中大部分是《旷野同行——法科生的心路与抉择》一书的作者。他们讲述了各自不同的职业选择和心路历程,试图向比他们小几岁的学弟学妹们展示:未来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你可以做“律政精英”,也可以做“逃逸的精灵”,还可以在比较法律文化之余“研究美食文化”,甚至累了还可以Gap一年休息够了再出发。
刘政讲了自己从“保安到律师”的法考晋级之路,王骁讲了从五线小城市到伦敦执业的彷徨与选择,李浩源讲了“网红”之后的困惑和清醒,宋佳欣讲到“做书”时两眼闪闪发光——“你真是找到了热爱的工作!”我评点道。
活动到这里,都是快乐又向上的节奏。直到有一个同学提问打破了平静。他站起身,把小本子上写的话一字一句地读了出来,有全球化的转向、经济增速的放缓,越说越悲伤。我提醒他:“你是要提问吗?”他不情愿地说:“我是要提问!我想问,你们都是吃了时代红利的人,你们这些故事对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有用吗?”
焦虑,一种巨大的焦虑击中了会场,也让我改变了对这次活动的认识。我开始担心的是这次访谈会不会存在着精英的傲慢,比如“环球旅行寻找自我”会不会冒犯到那些面临“房贷压力”的就业者,而现场反馈出来的不是冒犯,而是普遍的焦虑和迷茫:你们不管怎么选,都是对的;我们不管怎么选,都是没得选……
我自己是90年代的大学生,指导过85后、90后和00后的大学生。这几代人有什么变化吗?我可以提供一些私人观察。我读书的时候有过校园里的慢时光,就像歌里唱的,白发的先生、闪闪发光的理想主义。可是一毕业,慢时光就消失了,节奏就瞬间加快。没有人不迷茫,深夜饮酒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所以,毕业季的迷茫和焦虑,无人可以幸免,只是表现的程度不同。
对于85后、90后的学生们,他们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年代,无论选择哪份工,都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拼自己就可以。而一旦置身于发展变慢的时期,00后应该会感受明显,就像搭乘了一个慢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拼什么?还拼不拼,怎么拼,都是个问题。
最近十年,我看到很多大学生把大学当作高四,从进学校的第一天就在为考研考公做准备。临近毕业,手持一份简历,如此优秀却未必有人赏识。这种焦虑就是,你准备好了一切、排练了无数次,却迟迟等不来一个开口发言的机会。而在你之前时代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努力就能收获一个不错的结果。
所以,这就是时代的红利?有人说它就是社会大环境,是风口。只要抓住了宏观趋势的人就能以更低成本获得超常规的回报,其核心就是宏观环境与个体选择的契合。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没风了你就是只猪。那现在有没有风?未来有没有风?
据教育部预测,2025年将有1222万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加上近百万归国留学生,今年大学毕业生总量可能达到1300万以上,就业压力看起来不小。人口红利萎缩,经济增速放缓,AI也在挤占工作岗位,就业机会将比以前更少。
有种批评是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了,大学生并不高人一等,也不必然拥有体面的工作,要让大家从虚幻的期望中醒来。还有人说大学生“过剩”了,应该向职业教育倾斜。但现实是,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不小差距。所以,鼓励大学生去送外卖或者建议别读大学去读职高,都是荒唐的解决方案,甚至是倒果为因。
解决就业焦虑,当然要靠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由学校出面张罗几场招聘会或“强化就业观念引导”,作用实在有限。应该作出改变的不是年轻人,而是社会。信心比金子可贵,那信心都在哪里?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市场为什么投资乏力?这些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深层问题,与就业焦虑相互交织,互为因果。
可是在市场作出调整的反应之前,学校的努力不过是杯水车薪,年轻人的焦虑会进一步放大。有人说,受过教育又赚不到钱的人最可怕,他们成了攻击一切既得利益者的生力军。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存在着刻板印象——受过教育的人就该获得高收入,得不到他们就会“心理失衡”,就会攻击成功者,所以直接给这个群体贴上负面标签。其实,在这种普遍回避痛苦的状态下,年轻人能在活动现场坦然剖析自我,勇敢提出问题,这是正视自我的勇气,也是找回掌控自己的重要一步。
在那个提问之后,现场发生了很美妙的事情。当这个迷茫的男孩坐下以后,有人跟他分享了滇缅边地上非法移民为了生存蹚出的血路,也有人肯定了他的感受:“是的,我比你大几岁确实容易些,兄弟,你们现在确实很难。”还有人跟他说,“让我们和焦虑在一起吧”。最后他被邀请到台前和嘉宾们合影,笑得很腼腆。他是不是拿到了解题的答案呢?没有,人生的题需要自己去解。但是,他知道他的感受和困惑被看到了,他也知道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我们的法科生,就是这样,可以一脸怀疑地发问,不置可否地回应,却照样不遗余力地工作和生活。
我最近还听到另一个人提到时代红利,他叫贾行家,是得到的编辑,也是一名作家。他曾经做着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一眼就可以看到退休的待遇几何。他很苦闷,别人就说:“你都吃到了时代的红利了,你还抱怨什么?”这句话折磨着他,直到他下定了出走的决心,放弃了体制内的工作。他轻轻地说:“在下已经把时代的红利还回去了。”他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日以继夜的做书、作课、做节目。听他聊天,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没有人会假装红利不存在。早在19世纪,爱默生就说,俗人相信运气和境遇,强者只相信因果。不管有没有红利,都得做点事。当未来的不确定性以更直接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如果有什么能够抵御不确定性的话,那就是确定的意义感。
马克斯∙韦伯一度也很痛苦,“是什么东西让他痛苦不堪……领着一份薪水,可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却一事无成,……对于我们来说……只有承担一项天职的人才是个完整的人。“韦伯逝世百年后的今天,当代人的种种困扰仍未逃出韦伯思索的范畴。所以,如果一定要焦虑的话,不要焦虑时代的红利在哪里,去焦虑你的天职是什么吧。
一个人必须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我们需要思考,职业、工作、上班、劳动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这一生为何而来?如果只将找到工作视为一种经济需求,那么它的意义就只能是贡献出更高的GDP。把职业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就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理解我这一生为何而来。那时候,你会看到,在旷野里的他们两眼放光,走路生风,青春确有无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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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王睿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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