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说完了石重贵，我们再来聊一下耶律德光。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有人亡国受辱，有人开国称帝。

当然了，尽管是战争的最后胜利者，耶律德光同样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

契丹境内的男丁几乎都被派上了战场，草原上十室九空，牲畜变卖充做军资，一头牛羊也见不到，老百姓怨声载道，愤恨朝廷连年兴兵——毕竟，契丹百姓也是百姓，契丹人也是人，本质上大家对于战争的厌恶是一致的，因为，无论交战双方的胜败与否，底层百姓才是战争的实际承受者。

契丹太后述律平此前曾经就这场战争劝过辽太宗，说你消灭后晋可以，但是不应该轻身南下，在中原称帝，而是应该继续在中原扶持新帝。

述律平代表的是契丹守旧派的利益，这些较为传统的契丹贵族们无意于拓展疆土，逐水草而放牧是他们理想观念中最好的生活，但深度汉化的辽太宗就不一样了，他和中原皇帝们一样，对统一看的很重要，有逐鹿中原之野心，他几次南下，遭常人所不能遭之非议，吃常人难下咽之苦楚，如今尽占中原之地，他怎么可能把这片广袤的土地交给杜重威或者赵延寿之流？

所以，在会同十年的正月初一，辽太宗以十分隆重的仪仗进入了开封城，还举办了朝贺仪式，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流程下来，完全是按照中原皇帝的礼仪办的。

辽太宗戴着通天冠，穿着绛纱袍，在开封城皇宫的正殿接受了汉人官员和契丹官员的朝贺，还建立了大辽的国号。

想来对于辽太宗来说，这应该是难以忘怀的一天，一个来自于草原，沙漠，边塞之地的游牧民族帝王，真正的做到了概念上的一统天下。

一个草原帝王的个人野心达到了巅峰，这也是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治格局进行重塑的里程碑事件，辽太宗更希望自己可以融合南北，创造一个新的二元帝国。

想的的确是挺美好的，但实际上这种丰功伟业做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容易。

首先，是辽太宗入主中原之后，地方藩镇和普通百姓的反抗情况非常普遍，起义军遍地都是，人数多的几万人，人数少的也有几千人。

其次，辽太宗的汉化程度的确很深，但是汉化再深，他也是契丹人，粗犷蛮横的本性没变，进入开封，掌握中原之后，他不修善政，纵兵掳掠，可以说是杀人放火抢劫淫乐，胡作非为，干了非常多的坏事儿，本来基层社会反抗契丹统治的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辽太宗不安抚也就算了，他还激化矛盾，所以说他的确是武力占据了中原，但他根本就统治不下去，所以后来他就主动退走了。

想一下，这的确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就是为了到开封城里做天子，就是为了把中原地区也收入囊中，现在怎么说不要就不要，说走就走了呢？

先占领再放弃，这种事儿百余年间也就只有隋炀帝能干得出来了。

看似荒诞，但实际上一切都有迹可循。

我们总是说，因为契丹人的掳掠和滥杀，契丹人失去了民心，其实最开始，契丹人不仅没有失去民心，反而还很得民心。

后唐是沙陀政权，后晋也是沙陀政权，中原百姓已经经历了两个游牧民族政权的统治，至少在当时来说，这片土地由谁来继续统治对百姓来说似乎并不重要，所以当辽太宗进入到开封城之后，百姓们俨然把他当成了救世主。

还记得作为先头部队抵达开封的张彦泽吗，此人品性低劣，道德败坏，到了开封之后欺压百姓，做了数不清的恶事，百姓争相向耶律德光控诉张彦泽的罪行，耶律德光闻之大怒，马上把张彦泽杀掉了。

您要知道，张彦泽可是和杜重威一同在阵前投降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属于功臣，但耶律德光照杀不误。

我们可以说，耶律德光杀的很好，他惩治了恶徒，加上张彦泽本身就是一个叛国者，死有余辜，但是太宗这样的行为，却激起了各地军阀们普遍的反感和不认同。

这其实是一个英明决策下的政治悖论。

我们说，辽太宗是想要扮演，或者说他就是想要做一个明君的，他想要惩治奸佞，匡扶正义这没错，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张彦泽的恶，是对后晋，对百姓而言的，而他的功，则是对契丹，对大辽的。

辽太宗用中原儒家忠君爱民的价值观审判了一个在五代乱世用军阀规则行事的人，但是辽太宗没有意识到，在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原，武人的道德水准也许比尚未开化的契丹人还要低，中原大部分都是像张彦泽这样的军阀，甚至有些做的比他还要过分。

就当时那个道德败坏的环境下，对于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投降者的品德，而是他们是示范效应，他已经是一个叛徒了，你还能指望他明了春秋大义吗？这是不现实的。

而现在，辽太宗杀了有巨大功劳的降将，这等于是向那些仍然在左右观望的军阀们传递了一个很不好的信号，那就是就算效忠投降于契丹，他们的生存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既然如此，反抗契丹就是意料之中。

那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悖论呢？

一个圣明且聪明的君主，他一定是需要底层百姓的民心作为支持的，因为得民心才能得天下这个道理实在是太经典，也太实用了，所以耶律德光会诛杀张彦泽。

但是，除了民心之外，想要统治广袤的中原地区，靠二十万契丹骑兵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皇帝必须依靠后晋原本的一整套官僚体系，以及掌握枪杆子的节度使和军阀集团，这才是契丹人能维持统治的骨架。

换句话说，辽太宗更需要精英阶级的支持，尽管五代的军阀已经难以称之为精英了。

反正是两边都想要讨好，结果两边都得罪了。

怎么做都做不好，怎么做都做不对，这其实是一种结构性困境。

什么叫做结构性的困境？

比如说，有一栋大楼，大楼里窗户坏了，那我们可以修窗户，水龙头坏了，我们可以修水龙头，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维修，通过更换零件来解决。

但是，如果说出问题的是大楼的地基，或者是承重墙出了问题，那么无论换多少扇窗子，买多么贵的水龙头换上都是没用的，都无济于事，因为这个时候的整个大楼都是危险的，随时随地会面临坍塌的可能，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推倒重建，也就是改变根本性的制度或结构，但是这又十分困难且代价极大。

耶律德光在位时的契丹，处于奴隶制度末期，封建制度初期，本质上他们还是一个游牧政权，而这样的一个政权，试图直接吞并，并消化一个高度复杂且陷入军阀割据的成熟农耕文明，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比如，在经济上，中原政权是成熟的，精细化的商业和农耕相结合，这就需要稳定的环境，要健全的税收，加上政府的保护才能正常运转，而契丹人发展经济的方式还停留在打草谷，也就是就地掠夺的形式上，那他们如何能守住并且发展中原？

何况，辽太宗还不能约束部众，不仅不约束，后期他又纵容手下屡屡作恶，所以才激起了人民的成片反抗。

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刘知远在晋阳的称帝，让辽太宗坐立难安，他已经没有办法在危机四伏的中原心安理得，心平气和的待下去了。

揣度之下，耶律德光决定，返回北方。

走也就走了，但是耶律德光走的很不地道，他苦恼于自己白折腾了一顿，又愤恨自己得不到中原官僚和百姓的支持，沿途之中，他攻破城池，烧杀劫掠，汉男子大多被杀，汉女子则被掳走，《资治通鉴》中更有这样骇人听闻的记载：

契丹主命蕃、汉诸军急攻相州，食时克之，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

襁褓之中的婴儿，契丹人把他们抛向空中，然后用长枪等武器去扎刺，以此为乐趣。

婴啼掷作枪头戏，妇哭驱为塞外烟。

这样的一支军队，这样的一种行为，他们能控制中原，那才是咄咄怪事。

在中原行凶之后，辽太宗本来要返回契丹境内，但是途中患病，走到今天的河北栾城县就死了。

他病逝的地方，是一片树林，因此后来人们就管这片树林叫做杀胡林，也可见中原百姓对契丹皇帝普遍没有好感。

耶律德光一生，开创南北面官制，重用汉人，还发展科举，崇尚儒学，制定历法，编写礼仪制度，他还开拓了辽朝的实际面积，统一了北方，这不仅仅为后来辽朝和北宋的长期对峙创造了有力条件，还为北方各民族的融合打好了基础，最主要的是，耶律德光加速了契丹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进程，所以他在辽朝的历代皇帝中评价算是比较高的。

但是，历史的评判从不因野心而宽容，亦不因功业而饶恕，他要文明，却用刀剑来雕刻文明，他要帝国的根基，却要用鲜血来浇灌，终究，他成了一个死于异乡的征服者。

若无文明之魂，纵使冠冕加身，也不过是沐猴而冠，若无仁政之心，即便黄袍在手，终究是天下公敌，正如其功或载史册，其罪则永镌民心。

千秋之后，当自有公论...

参考资料：

《辽史·卷五十五》

《江南野史·卷二》

《契丹国志·卷三》

《册府元龟·卷九十五》

葛华廷.浅议耶律德光于大梁城的政务运作.辽金历史与考古,2021

祁丽.凝聚与认同:辽初国家祭祀的政治寓意.中华民族史论丛,2025

肖爱民.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尊号与谥号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