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第二个结合”的原则立场

学习党史

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我们党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具有映照现实、远观未来的实践意义。历史经验总结，角度不同，方法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可以有多维度阐释。下面，仅尝试作出两个方面的分析和概括。

围绕时代任务，与时俱进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放眼西方工业化进程及其影响，放眼十月革命开启的人类历史新趋势，放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浪潮，我们党深刻研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迫切愿望，清醒认识到单靠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无法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工业化的时代任务。

一方面承认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民族塑造意义，另一方面也深刻认识到其时代局限性；一方面承认传统文化中一些思想要素的传承和转化，另一方面也从整体上对其保持批判和警惕态度；一方面对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持鲜明否定立场，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唯物观、辩证观、知行观、民本观、道德观给予充分肯定并努力加以现代转化。

一方面高扬“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旗帜，另一方面又适应农村根据地实际，充分运用民间文化形式宣传动员民众，并努力在新民主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结合中创造民族新文化；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批判和清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宣传自主自由、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等现代理念，另一方面也注重弘扬自强不息、舍生取义、勤劳勇毅、艰苦朴素等民族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带领全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成为时代新任务。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和经济建设的时代要求，我们党充分彰显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彰显与生产力发展有关的发明创造，彰显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爱国主义的元素，清醒认识时代不同、文化性质不同，警惕文化复古主义，没有错；提醒人们传统文化中有糟粕和精华之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没有错。关键的问题是，不能走极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之一，就是持其两端守其中，把握一种微妙的平衡、汇通，认识到文化系统中的某些要素是可分离的、某些要素是可融合的，不能机械地理解文化系统的整体性、文化类型的相异性和文化元素的特定性。

改革开放后，在清醒研判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摆脱贫困、实现富强成为中国人民最热切期盼的基础上，在市场化改革狂飙突进、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拓展、中国社会结构迅速多元与复杂化的国情下，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世情下，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意义以及对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识意义，深刻认识到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这一时期，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帜逐步高扬、方向愈来愈明、举措愈来愈实。在党的思想引领和政策引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藏得到愈来愈广、愈来愈深地发掘，作为民族之根之魂的意义得到愈来愈广泛、愈来愈深刻的认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澎湃的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立足于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

这一方针既是对近代以来尤其是我们党成立以来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深刻洞察时代特点、世界潮流、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党的时代使命的结果。这一方针体现着新时代的站位和问题意识，体现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系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内含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自豪及兼收并蓄的胸怀，内含着对优秀传统文化中超越时代、跨越国度、永不褪色的价值光芒的高度肯定，内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愿景。

揆诸历史，一个世界强国，首先是经济强国，然后是军事强国，最后必然是文化强国。文化所具备的软实力更持久、更深沉，对世界的影响更大。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弘扬，在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及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底气、志气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历史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这一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审视传统文化，实现“第二个结合”——

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世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并非专门的文化理论，但它给我们党看待文化包括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和理论基础，特别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本质、地位与功能的揭示方面。

其一，经济基础制约整个上层建筑包括纯粹的精神活动。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讲，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其二，文化对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具有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其三，阶级社会文化有阶级性，并且“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问题上提出的决定论、能动论、阶级论，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看待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

此外，列宁关于文化是整部民主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定位，关于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命题——既有体现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民族文化，也有源自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也给我们党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问题提供了指南。

从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提供的对待文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我们党有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历史地位的清晰界定，有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有了对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基本区分标准，有了调动和转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服务于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服务于民族复兴伟业的自觉意识和主动作为，进而超越崇西贬中的“全盘西化”和隆中抑西的“儒学复兴”，走出一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

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需要警惕和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并且夸大甚至绝对化不同；二是无视或低估不同，机械比附、牵强附会联系或汇通。

同时，要警惕“儒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更要反对以“新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企图。指导思想不搞多元化，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从未动摇过的立场。

当然，反对“儒化马克思主义”甚至以“新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并非要简单地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分出高低、评出优劣。这是典型的机械论、形而上学，不是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各自的问题域、作用空间、特长特色，完全可以结合，而且也一直在结合，只不过存在显性与隐性、自觉和无意识之别罢了。

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起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本土化的介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民本思想、大同理想等，构成中国人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中介或桥梁。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党而言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行动的指南。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是决定性因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深厚土壤或基础。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主要指向中国革命实际，强调“民族形式”意义上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简言之，即马克思主义内容、中国形式。这个民族形式即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话语、表达方式、思维习惯等。“中国化”一旦提出，便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毛泽东思想充满中国传统智慧，开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尤其在哲学思想、党建思想、军事思想等方面。

基于有益探索和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

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可以说，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二个结合”问题上的宣言书、原则立场。

【 杨凤城：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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