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在甘肃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内，主席手中拿着一份《山西日报》，目光紧紧盯着一条关于介绍陕北红军的消息。

他随即召集中央领导人开会，在这次的会议中做出了一个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决定：到陕北去，与当地红军会师。

而这一决策背后其实有一个关键人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就是年仅23岁的陕西籍干部贾拓夫。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瑞金开始长征时，其在当时并没有明确最终目的地。

8万多人踏上了未知的征程，最开始的计划是先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一计划因被国民党重重围堵而最终落空。

随后红军辗转到贵州、四川、云南，先后考虑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等几个方案，但最终都因敌情严峻而未能够实现。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曾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设想，却又因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而最终破灭。

到了9月份，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时只剩下7000余人，更加麻烦的是前有敌军，后有追兵，处境极为艰难。红军究竟应该去向何方？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一位领导人。

贾拓夫，1912年出生于陕西神木县一个贫苦家庭，1926年年仅14岁就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

他早年在家乡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因遭到通缉没办法被迫离开陕西。

1933年，贾拓夫代表陕西党组织前往江西瑞金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并向中央汇报陕西工作情况，之后留在中央苏区工作。

这位年轻的陕西人连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带来的关于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这些信息，将在两年后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信息。

在长征开始后，贾拓夫就跟随中央红军行动，先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等职。

在艰苦的行军路上，他常会向领导人们介绍陕西的情况，那里的地理环境、群众基础、革命形势，以及刘志丹等人领导的陕北红军活动情况。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南部小镇哈达铺。

在这里主席等领导人从当地邮局获得的报纸中得知了陕北有红军活动的消息。

《山西日报》7月报道称：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5万余人。《大公报》也刊载了关于陕北红军的消息。

这些信息令主席‬兴奋不已。他立即找来贾拓夫并详细询问了关于陕北的具体情况。

贾拓夫凭借自己对家乡革命形势的了解，向主席仔细的汇报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状况，证实了报纸消息的可靠性。

而且他还特别强调：陕北地区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地处西北边陲，而且交通也极其不便，这些都非常有利于红军立足。

同时当地的群众基础也很好，早在1927年就有了党组织活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红军队伍和根据地。

贾拓夫又向主席分析了陕北的地理优势：这里距离抗日前线非常近，有利于红军打出抗日旗帜争取全国民心。

同时背靠苏联和外蒙古，必要时可以获得国际援助。这些信息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非常关键决策依据。

9月22日，主席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了改变原有的计划，决定前往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师。

他在会议上说道：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而且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当毛泽东看到陕北红军派来联络的同志时，高兴地说道：这下好了，终于到家了！这句话道出了所有长征红军的心声。

把落脚点定在陕北，这一关键抉择让中国革命走出了困境。

从此，党中央带着中央红军在陕北扎下了根，结束了那场历经一年、跨越十一个省份、跋涉二万五千里之遥的艰难长征。

到了陕北之后，红军有了安稳的环境休养调整，重新整顿队伍，积极投入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当中。

也正是在这里积蓄力量，为后来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切，与贾拓夫提供的关键信息和建设性意见密不可分。

主席‬后来多次提及：拓夫可是我们的陕北才子，他为我们长征落脚陕北立了大功！

贾拓夫在长征途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当时他只有23岁，却已经是有7年党龄的“老革命”。

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他的地方性知识和全局视野相结合，为中央决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到达陕北后，贾拓夫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

他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西北局秘书长等职务，为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