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王桂兰，今年六十八岁，是个地道的南方老太太。
老伴赵全福去年冬天去世了，心脏病突发，送到医院时人已经不行了。
那一夜我在急诊室外坐了整整七个小时，直到冰冷的手术室门打开，医生一句“节哀顺变”把我所有的力气都抽光了。
我跟老赵结婚四十多年，一辈子都住在老宅，那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建房，斑驳的青砖、吱呀作响的木门，老旧却承载了我这一生的回忆。
老赵去世后，整个房子变得空荡荡的，夜里风一吹，像有人在耳边叹气，我常常被吓得无法入睡。
那段时间，儿子赵建国经常来劝我：“妈，您别一个人住老宅了，搬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吧，咱家房子大，方便照顾您。”
建国是我的独子，自小聪明懂事，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和儿媳林红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新房。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有些欣慰，觉得老来还有儿女依靠。但我也犹豫：
“你们小两口平时忙，我去了不添麻烦吗？”
“妈，您怎么能这么说？您来了还能帮我们接送孩子。”
建国拍了拍我的手，“我们忙的时候有您在，红红也轻松些。”
我想了想，反正老宅只有我一人守着，阴森森的，确实难熬。
去儿子家，至少能有个说话的人。
于是，我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物，又把老赵的骨灰盒郑重地放进木箱，决定一起带去——老赵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我得把他也带在身边。
就这样，去年夏天，我搬去了儿子家。
儿子家在市中心，二十层的高楼，进了单元门就是亮堂的电梯间。
我从乡下的自建房搬进来，眼花缭乱，觉得自己像个不合时宜的老物件。
林红在门口接我，穿着家居服，脸上画了淡妆，看起来很精神。
“妈，来了？路上累不累？”她嘴角带笑，但眼神并不算热情。
“还好，车挺快的。”我把行李放在门口，低声说。
“您先进来坐吧。”林红接过我手里的袋子，却没去帮我提那口放着老赵骨灰的木箱。
我自己吃力地把箱子搬进屋，找了个角落安置好，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客厅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沙发上铺着新毯子，茶几上放着一套造型精致的茶具。
八岁的孙女赵可可正趴在地毯上写作业，见我来了，乖巧地喊了声：“奶奶好！”
我摸了摸她的头，心里暖了一下。
“妈，您先休息一会儿，我给您倒杯水。”
林红客气地说，随即喊建国：“可可爸，帮妈把房间里的床铺弄弄。”
儿子从书房出来，笑呵呵地说：“妈，您就住次卧，靠近阳台，阳光好。”
房间挺大，地板擦得发亮，一张大床铺着崭新的床单。我把行李放下，忍不住感叹：“这条件比咱老宅好多了。”
“妈，您在这住着就放心吧。”建国搂着我的肩，“以后啊，您就别回去了，老宅放那儿空着就行。”
我点点头，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情绪：既有对新生活的期待，也有对老宅的眷恋。
晚饭林红做了三菜一汤，味道不错，但吃着总觉得哪里别扭。
老赵在时，家里吃饭总是热热闹闹，他一边喝酒一边唠嗑，现在只有我一个老人在桌边默默扒拉饭，寂寞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妈，您要是不习惯，可以多出去走走，咱小区环境好，楼下花园有很多老年人。”
林红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
我笑了笑：“好，我明天去转转。”
可心里清楚，这不是家，只是我寄居的地方。
02
刚搬来的头两个月，一切还算顺利。
我每天帮忙接送可可上学，打扫卫生，做饭时也尽量做他们喜欢的口味。
林红下班回来会说一声“妈辛苦了”，虽然不算亲热，但态度还算过得去。
可慢慢地，我感觉有些微妙的变化。
首先是钱的问题。
有一天，林红下班回来，递给我一张超市小票：“妈，您平时买菜能不能记下账？这边开销挺大的，月底好算。”
我愣了愣：“买菜的钱不是你们出的嘛？”
“妈，您在这住，咱就AA吧，公平点。”林红笑得客客气气。
我心里一紧，却没说什么。
我有退休金，一个月三千多，按理说足够花。
但在老宅，我从来不计较这些，现在住到儿子家，却得算着花，每一分钱都要报账，心里说不出的别扭。
我想给老赵烧点纸钱，林红皱眉说：“妈，家里烧纸不合适，要不去楼下花园吧。”
我提议把老赵的骨灰盒放到客厅一角，林红连忙拒绝：“妈，客厅风水不好放这个，容易吓着孩子。”
无奈之下，我把老赵安置在次卧的衣柜顶上，每天睡前偷偷和他说几句话。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林红对我生活习惯的挑剔。
“妈，别老用那肥皂，味道大，咱家用洗手液。”
“妈，拖地的时候别用太多水，地板容易翘。”
“妈，您做菜少放点油，健康。”
她说话语气不重，但句句像针，让我如坐针毡。
我想找建国聊聊，可他总是笑着打圆场：“妈，红红也是为您好，别放在心上。”
可我明白，建国在这个家里说不上话。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像一只困在笼里的鸟，既不敢飞，也无处可逃。
但我安慰自己：没关系，儿女忙，我帮帮忙是应该的。老了总得靠他们养老。
直到有一天，一封法院的传票，打破了这表面上的平静……
03
那是个阴沉的午后。
天上积着厚厚的云，像要塌下来似的。
林红和建国都还没下班，我一个人在家，正坐在阳台给可可缝她舞蹈服上的纽扣。
门铃突然响了，清脆又急促，把我吓了一跳。
我赶紧擦了擦手去开门。
门外站着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神情冷淡。
“王桂兰女士吗？”其中一个翻看着文件，语气公事公办。
“我是。”我心里一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是法院传票，请您签收。”他递过来一份厚厚的文件。
“法院？传票？我没做错事啊。”我慌了神，声音有点发抖。
“具体内容您看文件吧，按上面的时间到法院参加调解或出庭。”说完，他们转身就走了，像送快递一样干脆。
我怔怔地站在门口，手里的文件像有千斤重。
我坐在沙发上，把传票展开，越看越觉得眼前发黑。
原告：赵建国、林红。
被告：王桂兰。
案由：遗弃老人，要求分割房产并返还部分财产。
我反复读了几遍，脑子里嗡嗡作响。
遗弃老人？他们告我？还要求分割房产？
我想了许久，终于明白过来：这是说我“抛弃”了自己？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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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活得好好的，怎么成了被告？
更让我心寒的是——原告竟然是我自己的儿子和儿媳！
我颤抖着手把文件翻到最后，看到开庭时间：半个月后。
我靠在沙发上，胸口一阵阵发闷。手边的水杯倒了，水洒了一地，我却浑然不觉。
建国，红红，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大概晚上七点，建国下班回来。
我原本想忍到饭后再说，可憋了一下午，情绪像被点燃的火药，见到他就爆发了。
“建国！”我把传票摔在茶几上，声音哆嗦着，“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要告我？”
建国一愣，脸色变了：“妈，您先别激动。”
“别激动？你们把我告上法庭，我怎么不激动？”
林红这时也回来了，手里提着两袋外卖，见状眉头皱得更深：“妈，您看文件就行，别这么大声，邻居听见了多难看。”
“难看？我脸都丢尽了！”我猛地站起来，“你们说我遗弃？
我每天在这帮你们接送孩子、做家务，怎么成了遗弃自己？还要分我的老宅？你们想干什么！”
林红把外卖放下，坐到我对面，语气倒是平静：“妈，您先别急，这件事我们原本想当面跟您说的。
老宅那边一直空着，我们打算卖了，钱大家分了用。”
“卖？那是你爸一辈子攒下来的房子！我还在那里住了几十年，怎么能卖？”我激动得几乎喊出来。
“妈，您现在不都搬来城里了吗？老宅那么破旧，放着也是浪费。”
林红慢条斯理地说，“卖掉的钱，我们可以换个大房子，大家住得更舒服。”
“舒服？是你们舒服吧！”我冷笑，“你们打的好算盘！可那房子登记在我名下，是我的！”
建国插话了，声音有点不耐烦：“妈，房子虽然在您名下，但按法律是家庭共有财产。
我作为子女有继承权。再说了，您一个人在那老房子也住不回去了，不如早点处理了。”
“继承？我还没死呢，你们就惦记上了？”我气得手发抖。
“妈，您别这么说，我们只是想提前规划。”
建国皱着眉，“我们在这生活压力大，房贷、可可的学费都要钱。”
“所以就打我的主意？”我盯着他们，心凉到极点。
这一夜，我彻夜未眠。
老赵啊老赵，你泉下有知，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养的这个儿子，怎么变得这么陌生？
第二天一早，建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照常去上班。
林红则在厨房磨磨蹭蹭，似乎想和我说什么。
“妈，您别太上心。”
她端着一杯牛奶递过来，假装轻描淡写，“打官司只是走个程序，到时候调解一下，大家签个协议就行。”
“协议？协议就是卖房分钱？”我冷冷地问。
林红抿了口牛奶，没否认：“妈，房子卖了对大家都好。您有钱养老，我们也能减轻负担。”
“你们的负担，是拿我房子来减？”我盯着她，目光像刀。
林红笑了笑，脸上毫无愧色：“妈，您别这么看我。
现在什么都讲法律，我们只是提前解决问题，免得以后麻烦。”
我不想再和她多说，拎起包出了门。
外面阴沉沉的天压得我喘不过气。我走到小区花园，坐在长椅上发呆。
一个常在这跳广场舞的老姐妹张婶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桂兰，你怎么脸色这么差？”
我勉强笑了笑：“家里有点事。”
“是不是和儿媳妇闹矛盾了？你啊，别什么都憋心里。”张婶叹了口气，“现在年轻人现实，老房子在他们眼里就是钱。”
她的话戳中了我心口最痛的地方。
我一直觉得自己养了个懂事的儿子，可现在发现，他和林红一样，只把老宅看作一堆可以换钱的砖瓦。
可那是我的家，我和老赵一生的归宿啊。
回家后，我把传票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迷糊。
我虽然文化不低（当过会计），但从没打过官司，对这种法律文件完全不懂。
下午，我忍不住去了小区对面的法律服务所，想咨询一下。
接待我的是个中年律师，姓周，戴着眼镜，声音沉稳：“您是被告？说说情况。”
我把传票和大概情况说了。周律师看完文件，皱了皱眉：“这是典型的财产分割前置操作。”
“什么意思？”我不解。
“简单说，您儿子和儿媳认为您不再回老宅居住，想以‘遗弃老人’为由，推动房屋处理，让您名下房子变成可以分割的遗产。
虽然名义上是分给您，但实际操作后，您很可能拿不到多少。”
“拿不到？房子是我的啊！”
“阿姨，房产证虽然在您名下，但一旦进入财产分割程序，结果就不一定由您控制了。”
我听得心里发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周律师推了推眼镜：“您有没有想过，您儿子很可能欠了外债，或者需要大额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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