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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式展现抗战时期四川大后方
四大文化区之一“津沙文化区”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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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林：津沙文化区走出的红色掌柜
肖林作为抗战时期津沙文化区走出的“红色管家”，其两袖清风的高尚品格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他是共产党人廉洁自律的典范，生动诠释了“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政治本色，为党的财经工作树立了道德标杆。肖林精神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活教材，红色管家精神传承的当代价值在于：肖林式的清廉不应被视为道德高标，而应成为党员干部的基本底线。
肖林（资料图）
肖林（1915—2003），原名肖本仁，又名肖旭初，1915年生于四川省江津县两岔乡桃子沟（现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两岔村），肖林是他常用的笔名。
两岔乡位于笋溪河边，竹林连绵，肖林父亲农闲时在造纸作坊打短工，一家子清贫正直。六岁那年，肖林摔进造纸坊的浆池，浑身糊满纸浆，母亲一边给他擦洗一边说：“再穷不能穷志气，明天送你去学堂！”就这样，他成了两岔国民小学的小学生，高小时就读于白沙聚奎小学，毕业后到重庆求精中学上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不断进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正在重庆求精中学读书的肖林跟着同学上街喊口号、贴标语，结果被学校以“煽动学潮”为由开除。被开除后，肖林回到家，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只说了一句话：“崽儿，你做得对，但以后要学会藏锋芒。”此后，肖林到白沙当小学代课老师，白天教书，晚上偷偷看《新华日报》。他的国文老师周敦琬看出他的心思，悄悄塞给他一本《资本论》，扉页上写着一行字：“真正的勇士，懂得用脑子战斗。”
1982年，肖林应邀为母校聚奎中学补书重刻“鑑止”，表达了平静坦然谦虚谨慎的情怀。原刻于1910年，位于黑石山九曲池畔鑑止亭边山石之上，后被凿毁。语出《庄子·德充符》：“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
1936年，在周敦琬的推荐下，肖林进入民生实业公司，成了实业家卢作孚的秘书。他跟着卢作孚跑码头、学经商，甚至参与过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亲眼目睹日本飞机轰炸货船，船员们跳江逃生的惨状。那一刻，他攥紧拳头，发誓要让侵略者血债血偿。
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他在重庆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组织“职业青年救国会”，他多次聆听本乡籍职业革命活动家漆鲁鱼的教诲，于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直接领导下的我党地下金库的负责人，被誉为“两袖清风红色管家”。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部署了党员的转移隐蔽工作。肖林因爱好写作，经常在重庆各报上发表文章，并组织进步团体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积极宣传抗日，因此也有暴露的危险，南方局决定让他离开重庆。
1941年3月的一天傍晚，中共川东地下党特委书记廖志高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带上肖林到红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接受负责南方局经济工作的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指示，并被周恩来接见。周恩来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对他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给我军的拨款事实上已不能保证了。随着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了适应持久抗战的需要，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已是势在必行。我们党的活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要有一定的经费开支。经费来源不能光依赖拨款和支援，还得自己开辟新路。我们这里不能用延安的办法开荒种地，也不能自己动手纺纱织布，而是要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有利条件，开展所需要的经济活动。”周恩来指示肖林：“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是不公开的。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周恩来最后决定：此项秘密工作，南方局内由钱之光负责，社会上由肖林专职经营。
肖林接受任务后，用很短的时间做好了各方面的筹备工作。1943年5月，肖林向民生公司请了长假，正式为党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启动资金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暗中划拨，为1000美元，这笔本钱约合当时普通家庭12年的收入。公开成立“恒源字号”商行，肖林出任总经理，总号设立在江津，重庆设立分号，宜昌三斗坪设办事处。内务事务由肖林夫人、共产党员王敏卿负责，夫妇二人常驻江津，总号的其他工作，由黄筱康、周正中等分工负责。重庆分号经理李世明，其他工作人员有陈鸣皋、肖蓉等人。三斗坪办事处由李天泽负责，由于该办事处只有购进土纱的单纯业务，没有配备其他工作人员，肖林利用与民生公司的渊源关系，一切装船运输业务全权委托民生公司办理。“恒源字号”的组织关系，直接受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不和地方党组织产生横向联系，也不接触党的其他机密，其工作人员绝大多数只知道做生意。这样，把秘密工作与公开经营严格区分开来，又有机结合在一起，为贯彻“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作出了范例。
江津“恒源字号”总号，业务主要有三项。一是从三斗坪购进土纱运往江津销售，零售而外，也向江津上游地区和贵州方面批发。二是利用江津榨糖业兴旺的优势，购进食糖运往重庆销售。三是为重庆中国植物油料厂代购菜油作生产原料，该项代购业务数量庞大，江津及其毗邻的永川是菜油的产地，所以货源不断。该代购业务的手续费，足够恒源字号整个商业机构的日常开支。其他两大业务的赚项，全部用以支持党的工作。
肖林表面上就是一介商人，他常年混迹商圈，认识不少经商奇才。而他本人当年更是在大型商贸公司供职，人脉也多，相当会赚钱，在外人眼中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肖林自己知道这不仅仅是挣钱，更是掉脑袋的事，所以肖林准备两本账簿，一本是自己拿着，详细记录着商铺的每一笔支出与收益。另一个账簿是经过“算计”后，甚至能拿给国民党看的账簿。
由于肖林经营有方，做生意又实在，他将商铺挣个“盆满钵满”，门庭若市、客若云来。就这样，肖林的商行经营越来越好，在当地一提“恒源字号”，不少人都连连称赞。肖林也明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干什么的，所以他的生意再好都只雇佣短工，妻子算账，自己负责进货，力求越少人参与越好。没想到就算是这样，肖林的商行居然盈利到能投资其他企业了，他将生意涉足到医药、建材等行当。由于他进的货物物美价廉，“恒源字号”成为江津最挣钱的商行。
此时的肖林表面上在全国范围内找货，将各种商品的价钱压到最低，这样能挣不少；表面之下，肖林每次转给组织资金的时候都带着大量的现金，与妻子小心翼翼地避开国民党的特务去银行，以进货的名义将资金都送到接头人的手中。
肖林生意做得如日中天，可他巨大的流水也被国民党怀疑，军统的特务开始注意起这位江津的风流人物。不过肖林却是在每一次的盘查中依旧淡定自若，将自己精心准备的账本主动上交给国民党查阅。
经过多次惊险的审查，肖林也“查”出了经验，他也明白这个时候千万不能露出破绽，不然不仅前功尽弃，甚至自己与妻子的生命都会造成危险。
肖林、王敏卿夫妇（1942年）
肖林和他夫人王敏卿成为由红岩领导的地下红色商人，他们每天起早贪黑，辛苦经营，和当时陪都的众多中小商人一样，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生意和买卖，尽最大可能地为党组织赚钱。1941年到1945年的5年中，他们已记不清钱之光派了多少次人来，取走了多少金额的现款。南方局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随时需要用钱，而且数量不定，但每次钱之光都能如数在肖林那里取到足额款子，肖林、王敏卿从没有误过一次事。
恒源字号在江津为党组织资金，不仅利用了经济信息这一资源，同时还注意商业同行的团结，在业界赢得了稳固的基础。一次，重庆分号经理李世明从内线获得食糖将要加税的信息，食糖价格看涨。肖林据此作出决定，由经纪人出面，几乎全部购下了江津市场积压的食糖。过了几天，食糖提税，同时价格提高。恒源字号购下的食糖，一部分交由江津食糖商人照新价就地销售，一部分运往重庆市场出售。江津商界对恒源字号刮目相看，认为该字号是生意上值得托付的同行。肖林利用这种声望，和秘密疏散来江津的共产党员何惠一、张西洛等，在江津县城小什字繁华地段又开办了一个百货商店，扩大了其他经营业务。
曾经活跃于重庆报刊上，被视为文化人的肖林，一变而为专注于商贸市场的生意人。熟悉的朋友很不理解，时常有些冷言冷语责怪他去干投机买卖，肖林听了都一笑置之。
1944年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指示恒源字号进一步扩大经营业务。经上级批准，肖林决定与重庆大生公司合作，投资部分资金到该公司，在江津设立大生分公司，由他兼任分公司经理，新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业务，并在万县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人员有所增加。大生公司总经理张澎霖公开身份是重庆市轮渡公司经理，对大生是兼管性质。
1945年秋，肖林受命从江津回到重庆，接任大生公司总经理职务。1946年5月，肖林接到南方局的指示到了上海，党决定由他领导地下经济工作。不久，由肖林负责的华益公司在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开张，公司公开的业务是从上海采购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获利颇多，经费源源不断供给党组织。当时，山东解放区也在上海设有隐蔽的经济机构，将山东运来的花生油、粉丝、水果等出售，然后买回解放区需要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而随船运到上海的黄金、美钞和一部分法币，却悄悄转送华益公司，由肖林负责处理。其时，中共代表团正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作，亟需大笔活动经费。经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山东解放区工商局秘密约定，实施一项暗运货币的计划。为了安全，所运“货物”被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内，到上海后才悄悄取出。美钞交予华益公司暂存备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从山东运来的黄金，大都是小元宝，有的还盖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交易容易引起警方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了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尤敏生，把那些小元宝改铸成上海通行的10两金条。
此时的肖林，依然接受钱之光的直接领导，上海周公馆的刘恕负责与肖林联络。刘恕是中共中央南京局财政委员会秘书长，公开身份则是周公馆的会计。周公馆坐落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是周恩来为在上海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委托龚澎找来的房子，因国民党政府不同意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公开亮牌，所以门上悬挂的铜牌依然是私人住宅，英文直译“周恩来将军官邸”，人称“周公馆”。周公馆自始至终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他们在马路对面上海妇孺医院内安装了照相机，只要有人在周公馆窗口露面，就会被偷拍下来。肖林和刘恕的首次会面是在南京东路永安公司底层专卖字画的商场。他们互相通报了情况，约定了通电话的暗语。
1947年2月28日，按照事先的约定，肖林又去永安公司与刘恕碰头。从上午9点等到11点仍不见刘恕的身影，肖林赶回住地，从当天的《文汇报》得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限令中共驻沪人员于3月5日前撤离，马思南路已被军警封锁，周公馆对外联系全部中断。几天后，中共驻沪办事处人员被押送南京，和梅园新村的代表团一起乘飞机回到了延安。因此，肖林与党失去了联系。不过钱之光此前曾告诉过肖林：上海一旦发生重大事变，可去找刘晓接头，刘是中共上海局书记。几经周折，肖林与刘晓接上了关系。刘晓有秘密电台，可以跟延安直接通话。肖林便用暗语向延安报告了最新情况。延安回电指示：原有业务（指地下党工作）要在经济上予以支持。肖林夫妇自“下海”始，就切断了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自周公馆人员撤离后，他们只跟刘晓一人保持单线联络。这样，即使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肖林夫妇的真实身份也不会暴露。这是党组织的特殊安排，因为肖林夫妇掌管着党的地下金库。华益公司在上海的３年中，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有发觉近在眼皮底下、并且十分兴旺的中共地下经贸活动。
1948年3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顺藤摸瓜，于4月初逮捕了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两人贪生怕死，相继叛变，成为敌人鹰犬。他们分别带领特务，四处抓人，令中共川东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国定带领特务直奔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抓捕一批曾在四川工作过的共产党员，而为党聚财的肖林夫妇则是重点对象。刘国定知道，肖林、王敏卿在抗战胜利后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他虽然弄不清肖林夫妇在上海的公开职业及住址，但他知道另一个叫吴震的中共党员，在上海和成银行任职。吴震的妻子叫刘碧，是王敏卿很要好的同学。只要抓住了吴震，就能设法查到肖林夫妇的住址。
刘国定一行尚未抵沪，武汉和成银行的地下党员赵忍安便接到了来自重庆的报警电话，要他赶快通知上海和成银行的吴震迅速转移。刘国定在上海的搜捕行动并不顺利，找不到吴震等人。吴震当时并没有走远。他住进了肖林夫妇家，后来转移到了香港。吴震到了香港，即转入联合公司工作。联合公司是中共设在香港的地下经济机构。1948年，联合公司更名为华润公司。上海“华益”与香港的“华润”之间，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华益公司的业务，主要有三项：其一是专营上海与重庆、青岛、徐州、蚌埠之间的农产品及日用工业品的运销；其二是买卖黄金、美钞和股票；其三是套汇，即开设地下银行，利用上海与香港之间几种货币汇价的差异赚钱。
刘恕返回延安后，不久即从胶东赴香港。1947年8月，刘恕通知肖林到香港会面，两人精心编制了一套密码，可以通过邮局拍发。华益公司赚来的钱，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烈士家属的抚恤费；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的补助。此外，国民党统治下物价飞涨，一些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也需要地下党组织给予照顾。同时，从1948年下半年起，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中共中央已在筹备建国事宜，不断有民主人士从上海启程，转道香港，最后抵达北平。这一笔又一笔路费都由党的地下金库来支付。提取钱款的指令，有许多是从香港直接发出，用的就是那套只有肖林、刘恕才看得懂的密码。一接到这类特殊电报，就要按照指定地点，将钱款或支票如数送去。
1949年，肖林和上海人民一道迎接解放。肖林进入军管会轻工业处，奉命接管国民党办的中纺公司，开始了保卫、建设新生政权的艰巨斗争。肖林等领导的地下资金网络完成了使命，这时，他还向中共中央上交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肖林是从津沙文化区走出的红色管家，为党聚财无数而自己两袖清风。从江津开始的“恒源字号”，发展壮大为我党地下时期重要的秘密经济机构，也为江津地方党史增添了亮色。
1949年秋天，陈云到上海主持召开全国财经会议，钱之光陪同陈云来到上海。钱之光与肖林再次见面，老友重逢，分外高兴。钱之光仍然像当年那样称呼他“旭初同志”。肖林说:“你叫我肖林吧！现在解放了，我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原来我有个小名，因我家门前有棵大树，我出生时我母亲给我取名‘树林’。现在解放了，树木才能真正成林，让大家叫我肖林吧!”
直到1985年12月离职休养，肖林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业务副组长、中国纺织品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经理、上海市商业局副局长、上海市水产局长、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03年3月6日，肖林同志离开人间，终年88岁。这位长期战斗在党的经济战线上的“红色老板”，在那艰苦的年代，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清正廉明，公正无私，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与情操，令人十分敬仰。
1979年10月，肖林、王敏卿夫妇在红岩纪念馆合影
“红色管家”肖林的隐蔽经商策略与经营留下很多细节——
双重账簿管理：设立两套账簿，真实账目用隐形药水记录在《中央日报》边缝，公开账本则虚列成本应付国民党稽查。
精准商业预判：1941年预判内江食糖将增税，提前囤货，税令颁布后糖价暴涨，单笔获利超预期300%。
租用民生公司货轮船舱夹层运输药品：船员均为地下党员，全程武装押运。
紧急资金调度：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一夜凑足2万美元保障代表团应急开支；1948年上海申新九厂罢工遭镇压，肖林3小时内调集3亿法币（约合黄金300两）支援工人。
节衣缩食：经营期间全家挤居商行阁楼，子女衣物打补丁；公司盈利高峰时，夫妇每日餐费仅够买3个烧饼。
拒绝卢作孚高薪挖角：牢记“我的老板是共产党”。
第三条战线支撑：1941—1949年间，其资金覆盖中共70%地下活动经费，包括抚恤“渣滓洞”殉难者家属；资助郭沫若、茅盾等文化界人士转移香港；保障《新华日报》秘密印刷点运转。
1949年移交资产包括：12万两黄金，上海外滩4栋商业大厦、青岛3座仓库固定资产；仅保留三块银元作纪念，后于1997年捐予三峡博物馆。
肖林自评：“算盘珠子是为党拨的，黄金美钞属于人民，我们不过经手过路。”
文字由文史顾问钟治德提供
编辑：陈柳颖 编审：胡德赛
值班副总编辑：河 流
总编辑：黄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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