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协议，将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境内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当时，新四军不仅兵源不足，干部和技术等方面的力量也十分薄弱，远远不能适应华东、华中敌后抗战的需要。

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在上海成立。1938年5月，党中央明确指示：“江苏省委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到新四军战斗的地方去，并从上海有系统地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据统计，整个全民族抗战时期，从上海先后输送到新四军的各类人员总共约有21000人，有力地充实了新四军的人力资源。上海地下党的工作被党中央认为：“能够在日寇占领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的成功壮举。”参加新四军的途径，首批有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100余名同志，其次上海难民工作委员会三次向皖南新四军输送爱国青年约1200多人，还有上海地下党通过上海民众慰问团、战时服务团等形式大批输送人员，新四军上海办事处输送了一批印刷、印钞、军工、医务等急需的人才。此外，还有谭震林领导的东路军主动到上海招收失业工人、学生等加入新四军，开创了到大城市主动扩军的先例。东路军在上海扩军的史实鲜为人知，结合史料与口述、回忆录，至今仍然可一窥“上海兵”的战斗精神。

1936年4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第二号）

新四军东路军急需补充力量

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以“江抗”（1937年，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失守后，苏南的地方士绅组织了民间抗日武装，后接受新四军领导，获得“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领导的主力部队之一）的名义进至江南东路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江抗”夜袭浒墅关，开辟东路抗日根据地。许多上海青年受此鼓舞而投奔“江抗”，短短几个月时间，部队的人数就大大增加，到10月，包括地方武装在内，已有6000多人。六团东进时不到700人，有一个营留在皖南军部，此时已发展到2000多人。叶飞在回忆录中提及，“江抗”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群众也逐渐知道“江抗”就是新四军，因此许多青年积极参加“江抗”。

1939年9月，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江抗”奉命西撤。11月6日，在夏光、杨浩庐、张英等的领导下，根据上级“留在东路部队人员与地方党配合，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的指示，以“江抗”西撤时留下的36个伤病员为骨干，会同当地“民抗”部队，在常熟东塘市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新“江抗”），苏常太地区重新燃起了抗日烽火。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的行动做出了明确部署：一是主力向江北发展，二是加强东路地区的发展。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立即研究贯彻执行，决定调谭震林创建东路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派新四军三支队司令员谭震林率50余名连排军事干部来到常熟，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会，谭震林任书记兼“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统一了东路地区的领导。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把外县工作即上海周围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划归新四军东路军政会统一领导。

同年4月下旬，谭震林与张开荆、戴克林、樊道余、白书章、刘飞、温玉成、张鏖等50余名干部先后到达东路地区。谭震林到东路，肩负着领导创建东路抗日根据地的使命。不过，新四军军部和江南指挥部只给他派了几十个干部，没有一兵一卒。“江抗”西撤后，由于时间紧迫，没有做出强有力的根据地建设措施，东路抗战虽未停止，但力量薄弱，影响不大。当时的东路，坚持在苏常地区的有以何克希为司令的新“江抗”和以任天石为司令的常熟“民抗”部队，共近千人，力量都很弱小。在无锡、昆山、青浦、嘉定和南汇等地，也只有少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进行坚持艰苦的斗争。而日伪顽军在东路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在这块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复杂的敌后腹地，必须较快地打开新的抗日局面。在当时的情形下，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创建东路抗日根据地，大力补充兵员，壮大党的军事力量，加强人民抗日武装的建设和发展，是首要的选择。

为了壮大新四军的力量，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地下党的指示中指出“目前造成供给新四军和全国各地知识分子工作干部的基础”，并指示对工厂、学校职员中的支部，均以短小精干为原则，要“经常抽出一部分党员送往外县和新四军工作”。中共江苏省委不时把上海的有志青年学生和失业工人送到皖南和“江抗”参军，这对加快部队的发展壮大功不可没，这也引起了谭震林的注意。当时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失业工人、失学的学生、处在死亡线上的难民较多，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库。由于共产党、新四军的威望较高，不少人向往到新四军中去。上海人民的抗日决心比较高，抗战的积极性也比较强，是一支潜在的抗日有生力量。

但是，当时的交通颇有危险。上海地下党耗费心血输送的新兵，由上海乘火车到昆山或苏州后还要徒步跋涉到东路根据地，每次都要接受日伪控制下的陆路交通检查，稍有不慎就会暴露上海地下党的活动。东路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谭震林忧虑日深。1940年六七月间，谭震林决定不再由上海地下党成批向“江抗”输送新兵，改由“江抗”派人员打入上海去扩军。从东路到上海扩军成为谭震林扩军的一个创举。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上海地下党的暴露，在敌占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而且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大量输送兵员。

抗战时期淮安街头欢迎新四军的宣传画

上海扩军成效显著

在上海地下党停止输送新兵的情况下，谭震林命各纵（团）自己派员到上海去扩军。1940年7月，张鏖受领任务，根据谭震林的指示和要求，陈挺和张鏖反复研究制定出一个扩军方案。9月，二纵队先派青年干事陈浩和二连文化教员叶时赶赴上海。陈浩和叶时把工作重点放在上海的贫民群体，组织扩军人员日夜深入曹家渡、小沙渡、外白渡桥等失业工人聚集的地方开展工作，宣传抗日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通过串联亲友和同学故旧，用“滚雪球”的方法，使扩军工作有效地向工厂和商店渗透。经过半个月紧张而缜密的工作，成功扩军20多人。

张鏖向谭震林汇报了试扩成功的情况，谭震林就展开了大规模扩军行动，强调说：“这次打开了自己去上海扩军的路子，创造了经验，证明各部队都可以组织力量到上海扩军……上海敌伪虽然控制严密，但人民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我党我军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我们距上海近，有社会关系，都是去扩军的有利条件。当然困难也不少，还有危险，但只要工作精细，注意保密安全，是能顺利完成任务的。……你要和陈挺研究一个到上海扩军的办法，对派去的人，采用秘密工作方式，实行单线领导。”

随后，五十二团组织了三个扩军小组：第一组由二营教导员张梦莹负责，组员有三到四个人；第二组负责人王志明也带有三到四个人；第三组为陈浩、肖牧。第一、二组的组长常驻上海，第三组往来于上海与根据地之间。三个组都由政治处主任直接领导，由张鏖具体负责。各小组按秘密方式工作，小组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也不与小组之外的任何组织发生关系。三个扩军小组展开大规模扩军行动。常驻上海的扩军小组身处环境十分险恶，他们必须谨慎小心地联系自己的熟人朋友，建立人脉网络。由于上海处于“孤岛”局面，情况复杂，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扩军小组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工作十分出色，“从年底开始，每五到七天能输送35名左右新兵”。扩军随后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从一九四〇年九十月到一九四一年‘清乡’止，五十二团扩军1000余人，同时为五十三、五十四团输送去各二百多名”。

在部队有系统地派人到上海扩军的同时，组织上也让在上海有亲戚朋友的同志到上海动员愿意抗日的参加“江抗”，老新四军战士汪贤孝就是这样来到“江抗”的。据他回忆，1940年秋冬间，按照他的介绍人黄振中的指示，他和蔡世烈等人在外滩十六铺上船。经过一夜的航程，五更抵达常熟浒浦，上了码头，通过四个敌伪军的“搜抄”，天已明亮了。大家跟着一位“郎中”（带路人）到达城郊间。暂息后，又走了大约3华里路，到达“江抗”三支队宿营的村庄。他和蔡世烈分配在三支队二连，成为新四军的一员。

1937年初，17岁的陈永清（岑萸青）在上海中国火柴公司当练习生时，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益友社的活动。1939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支部党小组在会上动员说，东路重建武装后，需要干部，组织号召党员去东路工作。于是，他们党小组的3个党员跟随扩军的交通员从上海乘火车到昆山，再坐船经巴城到东塘市，到东路军特委报到。

1940年7月，陈永清担任了常熟县县委办事处主任，一直战斗在前线。上海输送人员去东路，要经过日占区，陆路交通极为不稳定而且非常危险。张鏖将这一情况向谭震林汇报，谭震林指示蔡悲鸿（时任“江抗”澄锡虞总办事处财经处处长，1941年12月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任县长）协助解决输送新兵的交通问题。控制吴淞口及长江沿线的日本海军为了赚取外快，便包庇五艘德国轮船走私渔利。这五艘轮船由上海装载日用品、布匹、煤油、西药等到江阴张家港和护漕港卸货，再从这里装运大米、农副产品返沪。经过蔡悲鸿的周密布置，让各扩军组长和打入船上工作的同志们相互配合，开始利用这些走私船运送新兵到根据地。这条运兵路线一直持续到1941年日军“清乡”运动时才停止。

新四军“江抗”东路指挥部在护漕港成立了一个新兵接待站，指导员为张家信，他也是一名上海兵，曾到上海扩军。1943年11月3日，张家信在溧阳清水塘与日军作战中牺牲。新四军派出医务人员对每个新兵进行体检，同时进行政治教育和政审，发现不合格者，便由港口的船再送回上海。为了搞好新兵的训练和教育工作，新四军在根据地中心建立了一个新兵连，专门负责新兵的军政训练工作。每批新兵到来后，都要逐个谈话，并在新兵接待站的教育中加以考查，经过军政训练后再将新兵分配到部队。

《旌旗在望——浦江红色记忆》，李忆庐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战斗在一线的“上海兵”

上海扩军极大地改变了以往部队以农民为主的部队成分。“上海兵”以其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战斗精神，在新四军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历练。

1941年2月，谭震林领导的东路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江渭清，参谋长夏光，政治部主任张英，全旅3000余人，先后隶属第六师和第一师。新四军第十八旅的特点是“上海兵”特别多，文化素质普遍比较高，新兵不少是高中生，初中以下就更多了。五十二团第一营里的高中毕业生就有30多名，大学生也不稀奇。张建儿在访问老战士时，老战士们说，当时队伍里组织哲学讨论班，可以直接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在其他的部队是很难做到的。当时的连队战士几乎每个人都有钢笔，作战总结和上政治课时，他们就拿出钢笔来做笔记，这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斗连队中还是稀罕事。

1942年底，彭冲担任五十二团的政治处主任。他回忆，当时从处里的股长到班里的士兵，到处能听到上海人讲话的口音。“这些大城市来的同志知识面广，政治觉悟高，个个朝气蓬勃，是我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助手。”当时，五十二团人人都能唱歌，处处有歌声，连队就是歌队。彭冲回忆，这些“上海兵”来自工人、学生、店员、学徒、报童、医生、护士、归国华侨以及难民收容所的失业青年，因作战英勇，有“老虎支队”之称。还有，五十四团约八成的战士也来自上海，因文化水平较高，有“文化队”之称。

因为“上海兵”文化素质较高，这些战士很快就担任起了营、连、排的干部或政治、文化、医务工作。由于连队的政治文化素质较高，1940年开辟澄锡虞地区时，连队还兼做地方工作队。主动到上海扩军的策略从根本上改变了部队兵员结构，基层官兵文化素质跃升，先进文化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兵”在战斗中表现得特別勇敢，不畏牺牲。1941年7月，日军“清乡”开始，五十二团二营先在太湖以东坚持反“清乡”。10月，二营归建十六旅四十八团。同年11月，二营作为主力参加“塘马战斗”，除少部分掩护机关群众千余人撤退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1942年任五十二团二连连长的金辉，曾隐蔽在阳澄湖地区养伤，他有一本当时的花名册，记录了全连104人的情况，其中上海过来的就有76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接待外调时，经常要用到这本册子，也间接了解到，到那个时候，健在的战友已经只有16人了。

“上海兵”中，很多人家庭条件尚可，有不错的职业，却毅然投身新四军，坚持抗日救国、英勇战斗乃至捐躯。“上海兵”是新四军中的一道独特风景，是上海人民的骄傲。

——本文节选自《旌旗在望——浦江红色记忆》，李忆庐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标题：《送两万“上海兵”去抗日前线！上海地下党如何成为新四军的“最强兵站”？》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袁琭璐

来源：作者：李忆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