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书《妇女一直在工作》正式出版，该书是美国妇女史泰斗、史学巨擘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的代表著作，此次出版也是中国首次引进翻译凯斯勒-哈里斯的著作。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郦菁、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赵宏、哈佛大学美国史讲席教授南希·科特、美国历史学家琳达·戈登等联袂推荐，译者蔡萌老师倾情撰写5000字中文版导读。

该书可谓是一部女性从家庭走向市场的工资劳动奋斗史。书中普通劳动妇女的故事，跨越时空与当代职场女性对话，为我们在今天理解妇女劳动价值、推动性别平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坐标。

正如郦菁教授所评价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条件的改变，以及家庭内外文化准则的变迁，持续形塑着她们工作的具体条件、内容和其社会意涵，也导致了女性劳动者内部的分层，以及与种族、族裔和阶级的交叉性问题。只有了解了这段历史，才能为我们思考女性未来的工作及其结构问题提供不竭的源泉。

摘编自《妇女一直在工作》

文 |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

对于大多数普通妇女来说，缺乏吸引力的工资劳动使她们宁愿待在家里的火炉边。19世纪末 20世纪初劳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让大多数男女工人的工作经历变得沉闷无趣。从事工资劳动的妇女对自由和合作仍抱有充分的期待，她们不仅要求足够的工资，还要求有乐趣的生活。1912年，一群女工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的大街上游行，罢工妇女举着横幅并宣告：“我们要面包，也要玫瑰。”目睹此次游行的诗人詹姆斯·奥本海默（James Oppenheimer）在一首诗中写下了不朽的名句：“心灵像身体一样忍饥挨饿。”

对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期待，在某种程度上维系了妇女的从属地位。正如19世纪一位工厂经理写的那样，“妇女不吹毛求疵，也不像男工那样拉帮结派与工头作对”。敏感和期待限制了妇女对于满意工作的预期，但同时也鼓励她们去争取更人性化、更舒适的工作条件。非裔美国妇女，像许多外来移民妇女一样期待持续性的劳动力参与。与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相比，她们在家庭内外都表现出了更大的独立性和雄心。

无论种族或族裔出身如何，妇女的工作方式都牵涉到妇女生活的两个领域——家庭和工作场所——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我们理解妇女工作生活的关键所在。把妇女的家务劳动仅仅说成是对工资劳动的辅助，或者说一些妇女“不工作”，是忽视了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在维系劳动力方面的价值。与此同时，把妇女的工资劳动说成是“偶尔为之”或者“个人选择”，是忽视了妇女一直需要赚取收入的历史，以及工作在塑造男女期待和愿望方面所起的作用。工资劳动和家务劳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过于强调一面，就会损害另一面。

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陷入“妇女如何工作”这一难题，那就是：将妇女在家庭和市场上所做的工作分为“非工作”和“辅助工作”两种。她们在家里做的事情，由于没有报酬，很容易被忽略。当她们开始大量进入工厂工作时，她们低工资和卑微的境遇被认为是合理的，理由是她们的工资劳动仅仅是为承担家庭角色而做的准备。用这种方式界定妇女的工作对经济是有益的。它确认了妇女的从属地位或辅助地位。由于妇女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一个家庭被迫依靠男性的收入。而且妇女不太可能去找带薪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根本就没有吸引力。这些条件也保证了，在劳动力短缺时始终有廉价劳动力供应。

虽然很多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只是暂时的，但大多数妇女都会根据家庭需求而选择时而加入，时而退出。直到1900年，14岁以上的妇女从事工资劳动的比例在任何时候都不到20%。黑人妇女几乎没有机会选择只在家工作，她们从事工资劳动的比例甚至是移民妇女的3倍左右。本土出生的白人妇女从事工资劳动的人数直到一战以后才显著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虽然很多妇女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时从事过工资劳动，但对白人妇女的普遍期望是让她们成为没有报酬的家庭主妇。在白人妇女看来，工资劳动不过是她们生活中一个暂时性的、次要的部分，她们至少希望自己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摆脱工资劳动。而绝大多数黑人妇女和很多移民妇女则恰恰相反，她们期待成为家中的挣钱主力，她们的心态与很多白人妇女不同。

自二战以来，技术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大大增加了妇女外出工作的可能性。那种以家庭需要为理由要求妇女待在家里的论调已经站不住脚了。1970年，10位成年妇女中就有4位从事19工资劳动；十几年后，一半的成年妇女都加入了劳动力大军；到2000年，有60%的妇女从事工资劳动，而此时男性从事工资劳动的比例只有不到70%。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育有学龄儿童的已婚母亲从事工资劳动的总体比例攀升至75%，然后回落至70%左右。抚养孩子并从事工资劳动的单身母亲的数量也急剧增加。这个新的现实让黑人和白人妇女的观念与目标更接近了。这两个群体如今都质疑了家务问题：谁应该做家务且在什么情况下做家务？家庭需求仍然要求妇女必须比丈夫从事更低要求的工作吗？有没有可能改变所有的工作，让伴侣双方都能分担经济责任和家务劳动？家庭能否做出改变以适应成员们不断变化的个人需求？如果妇女要适应新的劳动力需求的话，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

从这些质疑中产生的问题就在我们身边：同工同酬、平权运动、日托中心、带薪探亲假、新型家庭、对家庭的新定义。关于这些问题的很多争论，都与妇女工作的陈腐观念相关。本书将借用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在1973年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的定义来界定“工作”的含义。该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写道，工作是“一种为他人生产价值的活动”。报告里没有提及生产出的产品是否被出售还是免费分发，在后来的报告中，委员明确地将家务也纳入到“工作”的范围之内。该报告还列举了一些人们熟悉的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工作回报”。工作是身份的来源，帮助人们在社会中自我定位并感受到作为贡献者的价值感。工作能够提高自尊，提供一种对自我和社会的掌控感。工作能够提供经济保障，而经济保障往往又与家庭稳定息息相关。工作有助于创造一种结构和秩序感，使人们能够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决定在哪里以及如何生活。没有工作，人们无依无靠，祸患无穷，就像在经济萧条时期那样，社区建设停摆，人们流离失所。

可以说，在过去的200年里，妇女所从事的工作创造了不同于男性的情感。多年来，妇女已经把她们的“分离领域”变成了一个培育家庭生活的工作空间。这个空间现在正受到威胁。大多数妇女和男人一样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她们不可能再无偿从事这项工作。妇女能放弃自己的“分离领域”，或者与男人分享这个领域，而不放弃她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吗？如果家庭工作(比如养育孩子)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完全商品化”，或者服从市场报酬和市场需求的话，那么合作的价值观会发生什么变化？妇女有没有可能在与男人平等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队伍，同时又能根据自己的感受来改造它？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工作的男人，有没有可能充分分担养育的责任？本书将要帮助你思考这些问题。

《妇女一直在工作》

作者[美]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

译者 蔡萌

出版日期 2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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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凯斯勒-哈里斯打破了妇女“被动依附”的传统叙事，真实再现了美国妇女从事工资劳动的发展历程，讲述其劳动形式、家庭形象和社会职责在进入19世纪后发生的剧变。从家内到农场，从工厂到商店、办公室，从专业技术领域走向政治舞台，妇女始终是生产性劳动的重要参与者，她们一直在工作。然而，低薪低技能、同工不同酬、晋升天花板、职业隔离与分层，以及妇女内部巨大的差异和分歧等，无不揭示着性别、阶级、种族与族裔等因素对她们的交织压迫。面对不平等待遇，妇女们从未屈服。她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推动一系列改革和立法，为争取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持续抗争。

爱丽丝·凯斯勒

-哈里斯

(Alice Kessler-Harris)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以及妇女和性别研究中心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本科、博士分别毕业于美国古彻学院和罗格斯大学，曾获古根海姆奖、班克罗夫特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著有《出门工作：美国工薪妇女史》《追寻公平：20世纪美国的女性、男性和对经济公民权的追寻》等。

蔡萌，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早期政治文化史、劳工史、社会史，著有《多尔战争：美国的政治变革与论争（1790—184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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