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场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重要转折点，也是龙川人民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光荣见证。我们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心中涌起的是对先辈们的深深敬意和无尽怀念。

为缅怀先烈、弘扬抗战精神，再现龙川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龙川县融媒体中心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特别策划推出“铭记抗战历史 共筑时代辉煌”专栏，深入挖掘整理本土抗战史料与珍贵档案，让沉寂的遗址、沉睡的文物重焕生机，再现龙川儿女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与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顽固派仍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摩擦，在国统区内加紧限共、防共乃至反共行动部署，以致在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随时有遭破坏的危险。1940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在南雄召开执委会议。会上，张文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要将党组织管辖的范围缩小，这既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武装斗争的开展，也防止在发生突然事变时受到过大的牵连。中共中央要求将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

1940年12月，中共粤北省委鉴于“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已到“前东特委”任书记，其他领导成员也多数他调，机构很不健全的实际情况，决定撤销“东江特委”，并派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简称“后东特委”。

接过东江地区革命接力棒

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南方工作委员会，下设中共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同年12月，粤北省委成立，粤北省委成立后，决定撤销东江特委，并派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下称“后东特委”）。

1941年2月，后东特委在龙川县老隆镇水贝村黄氏大宗祠对面的一间屋里正式成立，经选举，梁威林任特委书记，张直心任组织部部长，饶璜湘任宣传部部长，李汉兴任青运部长，徐英任妇委书记，钟俊贤任组织干事，以红庙、黄氏大宗祠为机关驻地。

后东特委旧址（龙川县老隆镇水贝村黄氏大宗祠）

修缮后的后东特委旧址（龙川县老隆镇水贝村黄氏大宗祠）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活动

后东特委成立时，“皖南事变”刚发生不久。为此，粤北省委再次强调，在国统区的党组织要按照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认真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同时，对党员、干部要认真进行理论、纪律、保密等教育，以对待突发事件的发生。

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后东特委根据国统区实际情况，率先在龙川举办各类学习培训班，并指导龙川党组织开展更广泛的学习培训活动，以增强干部和广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加深对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开展秘密工作的能力。

上世纪40年代初，广州等地沦陷，当地大量难民沿东江北上进入粤北山区，河源、龙川、和平等县成为抗日大后方。后东特派员指示龙川、紫金等县党组织，发动党员以各种社会职业和合法地位作掩护，通过合法手段创办企业，隐蔽开展地下活动，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要求党员社会职业化。后东特委领导分驻各县，以各种合法身份公开出现。

副特派员饶璜湘留在龙川，在佗城西山开办樟脑油厂，从龙川、五华、河源调来党员当工人，以公开职业作掩护。饶璜湘以工厂厂长身份，单线联系龙川附近各县的党组织。办厂期间，厂区附近各县党的责任人常来工厂开会和研究工作。

担任和平县特派员的钟俊贤返回老隆开商号——“元顺索麻店”，他当老板，伙计都是地下党员，此店实际上是后东特委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龙川的300多名党员被妥善安排：对已暴露或已被国民党顽固派盯上的党员骨干，则采取异地分散隐蔽策略，或调到抗日前线工作；停止组织生活，各级组织和党员之间一律改为自上而下单线联系；自筹经费，以公开合法身份经商，用赚取的利润解决供给问题。

在老隆，张修开办“新观明”旅店，丘培林开缝纫店，王晓开“裕泰行”西药店，侯向明、余庚运分别经营青年书店、华丰商店（均为党的联络据点）。黄用舒以振兴家乡水贝工业为名，发动黄姓家族、进步人士，带头捐款筹集资金，在黄氏大宗祠开办“星光染织厂”，既为特委解决经济给养问题，又成为特委机关驻地。梁威林、饶璜湘、钟俊贤、蓝训才等经常在这里研究工作。

有数十名党的骨干扎根广大农村，以教书职业作掩护，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活动。先后由共产党员任教的地方有老隆、文昌（莲塘）、茅畲、瑶涧、油塘、通德、北山围、育英、大塘、叶布、周亨、合路口、新径、丰稔、黄石、宝树、贝岭等。这些小学有的是县、区委或支部所在地，有的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点。

1940年上半年，为开展国统区革命斗争的需要，东江特委组建“老隆工业生产（印刷）合作社”（下称工合），并在老隆上街尾一间小铺店前挂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老隆印刷生产合作社”招牌。1941年2月起，“工合”归属后东特委领导。运作良好的“工合”，除了给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外，职工生活亦得到改善（但党员不发工薪，仅给非党职工以补贴）。

数易门市后，“工合”最终租赁了鱼行街一家皮枕店，店主之父系龙川县参议员。“工合”利用店主父亲的社会关系，为地方党组织的统战工作、交通联络等秘密活动打掩护。此外，各级党组织的不少文件、宣传品等，都由“工合”免费印刷。

后来，“工合”的生意越做越大，承接县内、外大小单位或个人等各式各样的印刷业务。“工合”开始和当地国民党官方机构的上层人物和中下级职员、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以及商号频繁接触，这给统战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

1940年前后的老隆，虽然遭受洪灾，但仍可见其繁荣景象。

“白皮红心”的地下党和“两面政权”

在后东特委具体指导下，龙川地下党组织遵照中央对共产党员在国统区任职的指示，结合当地实际，派出一批骨干分子参加国民党各级政权机关和部门的竞选，并担任重要职务，为特委和龙川地下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梁威林在龙川登云主持开办“马列主义学习班”时，还指导龙川党组织采取依靠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分化孤立顽固派的方法，切实做好统战工作。当时登云地方当局头面人物拥护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基于这些实际状况，在梁威林具体指导下，地下党组织对该乡乡长郑竹轩开展统战工作，说服他支持革命、团结抗日，以致该乡副乡长及一些保、甲长等职务，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时任龙川一区（老隆）区长的黄用舒，其堂兄黄强曾任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中将参谋长，当时为中国西南抗日前线服务军政要员，其他堂兄弟多为掌握地方权势的乡绅。黄用舒的区长身份和特殊的家族背景，使后东特委领导人能常常出入黄家和区署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同时，黄用舒还兼任国民党老隆电话所所长和税捐处处长等职，常以工作之便，为后东特委提供不少敌特方面的情报，并为地下党解决了不少活动经费。

此外，在后东特委指导下，龙川党组织全面贯彻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参与并完成了营送香港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经老隆到韶关的艰巨任务；有效地开展学校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后期，龙川县党组织还依据特委指示精神，率先在龙川南部地区恢复了部分党组织活动并开展了局部地区的武装斗争。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老隆指挥部旧址（福建会馆）

后东特委在龙川坚持革命斗争活动长达数年之久，它指导龙川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使龙川充分发挥了抗日大后方的作用，培育了一大批党员干部，这些干部成为解放战争时期龙川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为龙川成为广东全省最早解放的县打下坚实基础。

来源：龙川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