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1891—1977）中国教育家、语言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首译者。浙江义乌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后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翻译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意识学大纲》《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等。

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活动的回忆

本文为陈望道自述。节选自陈望道生前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的谈话记录，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经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审读。

我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回国的。回国后我感到群众运动的热情很高。当时全国都在抵制日货，我刚从日本回来，全身行头都是日货。到上海刚下船，我就发现有几个青年一直跟着我不放。起先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想到大概他们把我当作日本人了。我到旅馆后让茶房帮我买了一件长衫，穿上后，青年们就不跟着我了。

回国后，我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我的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遭到顽固势力的猛烈攻击。这件事牵涉到了我，我也被加上“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随即我便离开一师，回到家乡义乌翻译《共产党宣言》。我是从日文本转译的，原书是戴季陶供给我的。译好后，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法出版。起先找不到书局印，后来才找到。上海书店也曾出版。第一版印了千把本，奉送，有很多地方翻印。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随军散发。在白色恐怖下，我用“佛突”（“望道”二字英文译音第一个字母为V.T.）这个笔名。

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三人在上海编《星期评论》。1920年5月，我在家乡收到他们打来的电报，要我去上海。原来孙中山先生电召戴季陶去广州，他们有意要我代替戴季陶负责这个刊物。我到《星期评论》社，在三楼阳台上见到他们。戴同我见面后，大哭，说舍不得离开这个刊物。除李汉俊、沈玄庐外，沈雁冰、李达也在场。第二天，我们开会决定《星期评论》停办。

我来时，陈独秀已在上海。他被认为太“左”，于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是当不成了。他大约于1920年二三月间到的上海。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我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先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吸收成员的标准起初比较宽，只要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后来就严格了。比较机密的有五六个人，总共不到十个人。以后把邵力子也吸收进来。邵力子是国民党员，怎么办？当时有争论。经过讨论，大家同意用跨党的办法。后来他代表国民党去苏俄，就脱离了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有书记，陈独秀就是书记。陈独秀、李汉俊和我是研究会的核心，我还当了三个月的劳工部长（也叫工会部长）。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应邀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教育厅长）。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我和李汉俊负责，我做代理书记。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主要是组织工会、编刊物和办学校。最先组织的是纺织工会、邮电工会和印刷工会。印刷工人有点文化，所以要先把他们组织起来，这同我们在印刷方面的需要也有关系。参加工会的大部分是年纪大的工人，也有青年工人。我们在租界里，流氓常来捣乱。我们就让一位青年打进工部局，一有动静我们就知道，便于对付流氓。由于工人的文化程度低，我们组织工会不大用文字宣传品，主要口头宣传，办了很多业余学校，把政治性的内容结合到教学中去。工人刊物有《劳动界》，我给它写过文章。还出过《共产党》月刊，起初我参加过这方面的工作，后来转到文化教育方面去了，具体情况已记不起。我们把原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迁来上海，还通过邵力子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拉过来。我们还办了学校，如外国语学校，它实际上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地点在明德里。刘少奇、柯庆施可能是那里毕业的。李达住在我们办的平民女校里，这个女校收容逃出来的女孩子，丁玲曾经是平民女校的学生。除了陈独秀以外，我们都教书，白天在普通学校，晚上在业余学校。

活动一搞起来，谣言就来了，说我们拿卢布。我们的钱怎样来的？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该馆工作。李汉俊译得最快，但文字并不好。每千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到不少钱。在研究会成立之初，商务印书馆就有人私下来说，你们要钱，可以帮助。我们不要，而是卖稿。

《新青年》原来由陈独秀主编，他去广州后就叫我主编。李汉俊、沈雁冰、李达也参加。我原住在邵力子家里（即三益里，在法租界），这时就搬到陈独秀家里（即渔阳里，也在法租界）去了。《新青年》在楼上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楼下开会。我同李汉俊、沈雁冰等天天碰头，研究有关问题。《新青年》既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刊物了，为什么内容还是那样庞杂，为什么还刊登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这是因为《新青年》原有的作者队伍本来就是庞杂的，要照顾他们，来稿照用。改组后，我们的做法不是内容完全改，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样，原来写稿的人也可以跟过来，色彩也不被人家注意。我们搞点翻译文章，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但是，胡适反对《新青年》的这个变化，反对迁到上海。他同我们打笔墨官司，写过一个明信片给我，说他不是反对我，而是反对以《新青年》为赤化工具。有一次胡适来上海，郑振铎请客，胡适坐在我旁边，郑振铎为我作介绍。胡适说：“认识认识。”不打不相识，其实我原来并不认识他。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常常利用它来进行游击性的战斗。《民国日报》是叶楚伧负责，社论主要由他执笔。副刊《觉悟》则是邵力子负责，邵力子忙不过来时，我就去帮助编辑。邵、叶二人观点不一致，叶楚伧为《觉悟》写稿，邵力子有时不登。《觉悟》有时还发表文章转弯抹角地批驳《民国日报》的社论。《民国日报》的正张人家不大看，都要看副刊，报纸靠副刊来吸引群众，维持它的影响。《民国日报》很穷，没有专电，就“偷”人家的。邵力子的记忆力强，他到别的报馆（如《新闻报》）去找人聊天，听到一些东西，看到电稿，就记在心里，回来拟成本报专电发表。《民国日报》同《时事新报》对立。《时事新报》钱多，稿费高。《民国日报》没有稿费，靠革命热情。很多青年不分昼夜编写，没有个人打算。《时事新报》办一个什么专刊，我们也办一个，与之对垒。《民国日报》最多办过七个副刊。《时事新报》有许多女士写的文章，《觉悟》上也就出现许多女士的作品（其实有些是冒充的）。《时事新报》还用装着讲学问的手法来反对我们，他们同胡适打成一片。我们以《觉悟》为阵地，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文化界不欢迎胡适，杜威还讲所谓民主，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有影响，受他影响最大的是大学，其次是中学。《时事新报》出面反对我们的是张东荪、陈布雷。租界巡捕房也骂我们，常常找编辑去谈话，我们都不去，总是推邵力子去。《觉悟》还收到很多读者来信，主要是中学以上学生写来的，提出青年问题、教育改革问题，等等。对于青年学生提出的改革要求和罢课行动，我们是坚决支持的。《觉悟》起先附在报上，以后印成单张，独立发行，可以零卖，每期印几万份。《觉悟》上面当然也有不少错话，但总的方向是对的。

我们还有些稿子插到其他报刊中去，例如国民党办的一些报刊。国民党办的《建设》月刊，同我们没有关系，但我们也给它写稿。

除了上述活动以外，我们还在群众中搞了宣传鼓动工作。1921年新年，陈独秀建议我们到外面去拜年。贺年片上一面写“恭贺新禧”，另一面写共产主义口号。我们一共七八个人，全都去，分两路，我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两路都是沿途每家送一张贺年片。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都参加了。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总的说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人们对于新与旧的看法，有过一种情况：凡是中国所没有的都叫作新，都是好的；凡是中国有的都叫作旧，都是不好的。什么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搬来了。胡适更主张“全盘西化”。那时，被认为旧的，都反对，如反对中医、中药和京剧。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以后，才逐渐认识到对新与旧要作具体的、科学的分析。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陈独秀、沈雁冰、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杨明斋、邵力子、沈玄庐等人，施存统不在上海。戴季陶最初来过几次，以后不来了。有苏俄人来接头，我们开过会。那个时候，陈独秀表现得很有勇气，胆大、能吃苦、没有架子，也能身体力行，但主观主义，理论不强。我同陈独秀意见不合，做法有距离。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开一大时，我声明不参加党，但严守一切机密，我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去了。以后我参加过上海大学和中华艺术大学的工作。这两所大学，是在党领导下办的，也都有保护色。起先我不愿去上海大学，陈独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我，要我去工作，说教师全力支持，署名“知名”。上海大学有三个系：中文、外文、社会。在中文系，“左”的、右的（有西山会议派）各一半，沈雁冰、郑振铎教过书。外文系完全洋腔。社会系教马克思主义，系主任初为瞿秋白，后为施存统，教员大都是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成员和理论家。色彩淡的公开当教员，色彩浓的以讲演方式出现。李季曾经和施存统争做社会系的主任。李季懂德文，能译马克思的原著，读书不错，但有书呆子气，开口闭口说“50万字的马克思传”，后来成了托派，解放后作过交代。沈志远是上海大学中学部教员，教英文，是沈玄庐的侄子。在上海大学时，我们一边学（学马克思主义），一边做（教书），碰到问题就翻书。我在上海大学担任过教务长、中文系主任。学生常在上海大学集会，参加运动。后来曾被反动当局查抄，我们头一天就知道消息，早有准备，装作不知道，他们是晚上来的。中华艺术大学的文学系是党办的，图画系的面貌则不同。

【*在陈望道的谈话中，“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党”（有时简称为“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都是指同一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公开的名称，“共产党”是对内的称呼，“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则是后来的名称。但是陈望道也曾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先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可见二者又不完全是同一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查证。）】

本文选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口述史”第一卷《播撒火种的伟大先驱》。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第一版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