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系列之一,全文7000字)
今年初在《》,小镇曾许诺用半年时间好好谈谈“三农”,这半年小镇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迟迟没有动笔。主要有二:一是太看重,总想着再准备下,尽量做到更好;二是不知道从何开始,更改了几次首篇计划。
现在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作为公众传播,没有必要过于严肃,更没必要追求完美,先解决有无,再考虑完善,关键在于把道理说清楚,辅助读者能够对“三农”领域的政策逻辑有较为清晰的整体把握;而第一篇最终决定从人这个本质说起,正好最近谈社保,这也是当前农民最关注的社会性问题之一,作为第一篇再合适不过了。
在“三农”领域,总书记提到要保持历史耐心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就是城镇化;二是小规模粗放式经营转变为规模经营,既由“大国小农”转变为“大国大农”。
小镇理解,这分别对应两个目标,也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前者对应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后者对应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唯二的历史耐心,正适合作为小镇“三农”系列开篇的前两篇,也就是今天的《目标2035:努力保障农民享受城里人的养老待遇》,以及第二篇《五千年历史性巨变:14亿人口的“大国大农”》(题目暂定)。
第二篇的主题就是目标2050年,争取实现农民的职业化,届时只需要3000万职业农民,从而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这是实现现代化最难的一步,目前面临的种种难题都将迎刃而解,城乡二元差距也将变成历史名词。
先说下为什么小镇认为“第一个历史耐心”可以理解为实现城乡退休待遇的均等化,这要从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发展路线说起。
先发的发达国家,由于占据了历史发展机遇,获得了极为丰厚的财富,虽然在工业化的早期,也出现了“羊吃人”等现象,但随着全球殖民化,先发国家的贫穷人口很快就成为全球范围的“人上人”。因此这些国家往往是先做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后人口才大规模进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及中小城市人口进入大城市,整体上没多少障碍,不需要政府主动做太多事。
但后发国家就不一样了,自身发展不可能建立在压榨殖民地的基础上,又要面临先发国家的巨大竞争优势,在外部力量的影响下,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水平、发展机遇出现巨大的落差,于是海量人口涌入城市。比如一百多年前,清朝在列强压力下开放沿海城市,就出现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改革开放后几十年,全国内陆人口也涌入沿海城市,2008年春运遭遇低温冰冻,大量返乡人滞留广州站,就是缩影。
因此,后发国家,人口的城镇化往往先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这就带来巨大的挑战,通常会导致城市里出现集中连片的贫民窟,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但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公共服务,这就带来了一系列严峻问题。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等等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都出现了这一问题,至今难以解决。下图就是尼日利亚拉各斯的水上贫民窟。
中国绝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希望通过扎实的发展逐步解决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作为被西方针对的大国,需要应对复杂的世界局势变化、维护国家安全,虽然从国力上大大强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相比发达国家,人均财富和公共服务占有仍然不足,介于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
正因此,现实的做法,就是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持历史耐心,也就是在农民彻底扎根城市,真正成为城里人,能够在城里就业、生活并且获得与城里人一致的保障之前,决不能急于断了农民的退路,这也是中国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回旋余地和独特优势。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独特优势,根本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通过彻底的土地革命,实现了土地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历史上第一次根除了土地兼并。农民生活的确困难,但无论如何,回到家里,总有一块宅基地、一间房、一块田,回去也有事干,修整一段时间再回到城市,还能随着国家的发展,日子越过越好。
比如2018年受贸易战影响,2800万农民工返乡,2020年受疫情影响,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或二次返乡。这就大大降低了城市压力,而国家也在农村推出了一系列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举措,比如2020年到年底,就有1800多万受疫情影响而返乡留乡的农民工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大量中坚劳动力返乡留乡,也客观上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有不少村庄出现了新气象。
之所以做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有历史耐心的决定,也是因为在城镇化上出现过两次逆转,都是因为城市缺乏足够的承载能力,导致大量城市人口不得不向农村转移,这也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一次是三年困难时期,城市企业大量关闭,机关干部精简,出现大规模返乡;第二次还是城市没有足够就业机会,不得不实施“上山下乡”,之后知青大规模回城,还是因为没有足够就业,导致社会治安急剧恶化,这才有了多轮“严打”。
关注“三农”领域就会注意到,针对部分地方赶农民进城,国家一直在纠偏。
中国发展很快,总量上也已经可以跟美国并驾齐驱,但是人均占有财富仍然有限,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想让全民普遍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这不是国家一纸命令就能实现的。
那么,新的选择出现了:
是等到有了足够能力再做?还是在拥有足够能力之前,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
中国当然选择了后者,这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四化”,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就是后来常说的“四化同步”,这是挑战但也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新办法。
小镇觉得,实践中已经升级为“五化同步”甚至是“六化同步”,也就是增加了“绿色化”“智能化”,令中国有了一步到位的新解法。比如农业种植播撒农药,中国不需要途经美国依靠农用机的机械化手段,而是可以大规模使用植保无人机,一名飞手开着一辆小货车带着1架植保无人机,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几十亩的播撒工作,亩均工费已经降到4毛钱,甚至有的地方降到了2毛钱。而在农业生产中,新能源汽车的大发展,大大解决了偏远农田接电难题。
既然不同于西方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再实现城镇化,那么中国就必须正视现实,要在大量人口还生活在农村的情况下,努力在农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优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为我们要做到“以人为本”,不可能说让人多等等,这一等就可能是一代人,这是不可以的。
不得不说,2020年到2022年的突发情况打断了国家的原定规划,直到2022年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县城就是城市和乡村融合发展的关键,基础公共服务必须依托县城这个中心,才能普遍覆盖乡村。
无论农民工和家属在农村还是城市,该提供的公共服务都要提供,该保障的权益都要保障,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等不得,也急不得。
只靠城市是解决不了的。根据七普数据,城镇常住人口超过9亿人,农村不足5亿人,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50%,大概有2.6亿左右的城镇常住人口,户口不在城镇,而在老家的农村。
连户口都没有,就意味着这些人并没有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也就是最关键的子女教育和养老,医疗方面得益于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推进,已经大为改善。
虽然国家和各地推出了很多落户政策,但落地效果并不好。
关键问题还是城市资源不足,需要平衡外来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别看网络上很多人说对农民不好、呼吁国家保障,但是一旦进入现实,比如地方政府把保障房提供给无户口的入城农民,允许入城农民的子女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上高中、考大学,一定会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一碰就炸。例子有很多,大家可以查一下各地随迁子女入学引发的本地市民家长抗议。
既然外来人和本地人容易出现利益冲突,那么现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开放落户,可能有读者好奇,进城农民落户不就行了?
哪有这么容易,落户需要具体住宅,已购买自有住房的农民自然可以落户,但能够购买住房的仍然是少数。小镇这里有一组数据,大家大概了解比例就行,目前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进入城市以后,自购房的占比不到一成,住宿舍和雇主家的合计大概三成,剩下的六成多都需要租房,而且因为涉及到本地人利益问题,所以基本住的是私人住房,而非政府的保障房、共有房,住宿条件也比较差。
正因为看到这一问题,所以国家提出“租售同权”,允许租房也可以落户,但是落地很难。最直接的问题,私房的房东,凭什么同意租户落户?而指望社区落到集体户上也不现实,因为落了户就得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又得面临外来人口与本地市民的冲突。
2024年国家新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重点之一是让农民工均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但阻力很大。网络上很多人拿农民保障指责政府,但当自身利益受损的时候,就是另一回事了,似乎期望政府像神一样,凭空变出来人间天堂。
所以户口只是表象,关键是户口背后代表的社会资源总量,资源不足,户口也就没法废除。实际从社会人口管理角度,公安系统早就不想继续维持户口了,只保留身份证就足够了。
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解决农民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需求,还是要依靠农村,要努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大需求。
这也是更现实的做法,比如外卖等灵活就业人员,往往在老家购买了城乡居民基本保险,这也是外卖骑手们对城市的灵活就业保险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未来社保需要改革的,要为新就业形态提供相应的社保服务,而不是要求劳动者“削足适履”。
这些年已经改善很多了,至少现在网上相比前些年,很少有人提教育、医疗、养老“新三座大山”,愤懑之情也弱了很多。在这些领域,国家也做了很大努力,这也是之后“三农”系列陆续要谈的。
把基本的道理说清楚了,就可以理解小镇为什么说2035年要努力让农民享受城里人的退休待遇,就是因为届时大多数农民还是要在农村养老,因为国家资源仍然不足,城市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要想实现待遇的均等化,只能主要依靠农村。
而从个体角度,实际当农村解决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问题,跟城市一样通水电煤气网,解决了垃圾处理和环境绿化,还能解决大多数医疗需求,其实在农村生活要比城市更舒服,很多城里人也想退休后去农村。
但要提醒,不要盲目进行城市人回农村的相应创业,比如城郊民宿、乡村养老等,北京前几年火爆过,这两年很凄惨,很多装修不错的民宅,腰斩转让。
这里插句题外话,一定会有读者质疑,批评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搞社保改革,只对城市部分人口搞视同缴纳,为什么不包括农民?认为这辜负了农民交的公粮和劳动。
这当然不公平,但没办法,资源就这么多,而城市人口已经脱离了土地,当时正在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需要确保有足够的力量参与国际竞争,那就必然要稳定城市。当时搞视同缴纳改革,涉及的人口大概只有当时农民的一成,这已经是当时力量的极限了,如果搞全民平均,左右不沾,反而是更坏的选择。对社保的具体问题,包括视同缴纳还有农村父母该交什么社保等,小镇会专篇单独谈,在此仅提一下,证明小镇并没有无视问题的存在。
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现在需要思考,还剩10年时间,如何实现2035年城乡养老均等化的目标?
这真的非常难,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实现甚至无法想象的壮举,但好在,新中国实现的壮举太多了,而且中国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工业国,只要国家生产力和财富继续增长,比如到2035年总财富达到今天的5倍甚至10倍以上,加上分配改革,就有底气实现了。
从这一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都说产能过剩,而国家仍然选择继续扩大产能,因为这是所有中国人过上更好生活的基础。我们不能仅仅站在城里人、金融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要注意到还有几亿同胞需要更充足、更便宜的商品。
注意,小镇说的是城乡养老均等化,指的是综合待遇,不是养老金数额一致。因为不同地方生活成本不同,比如同样是城市,北京、省会、普通地级市,同等条件下养老金就是不一样;现在不同地区的农民养老金也是如此,全国平均200元左右,高的如北京是900多元,天津700多元,其他省区基本在300元左右或以下,而最低的云南还不到200元,这就是差距。
在小镇看来,剔除通胀和生产力提升带来的物价下降影响,咱们就直接用现在的养老金和物价来类比,目前企业平均养老金是每人每月3000元,这基本是城市平均水平。
农村目前有两个参考标准,一是全国平均低保每人每月600元,二是民政和农业农村部开设的农村养老院,补贴标准大概是每人每月1000元。不同地区有所差异,咱们就大体了解。
不过小镇觉得这两个标准仍然低了,虽然目前生活在农村养老院的,生活保障已经不错了,但要注意农村也会出现通胀,之所以每人每月补贴1000元就可以,是因为农村劳动力成本低。
当农村养老待遇普遍提升,1000元的购买力一定会下降,还要考虑满足更高水平的生活标准,参考国际先发国家情况,农村和城市的养老金比例保持在1:1.5,就是比较合理的水平。
那么具体的努力目标可以暂定为:努力在2035年,使得农民养老金平均达到当前购买力水平下,每人每月2000元的标准。
这确实不容易,十年十倍。
但做工作,一定要有高目标,“取其上者得其中”,而且实际没有十倍这么大。
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前领养老金的农民结构。
目前农民养老金平均200元,是因为目前领养老金的,大多数没有交过保险,也没有享受视同缴纳,基本只享受国家兜底保障的基础养老金,目前国家兜底是每人每月143元,各地根据地方补贴额度有所不同。
最近十来年,在基层干部不断努力下,农村社保缴纳比例大增,一次性缴满最低年限开始领养老金的也越来越多,未来几年必然会快速提高农民养老金平均水平。
二是“退休”农民在养老金之外,还有其他政府补贴收入来源。
目前年满60岁的农民,只要能动肯定会继续工作,主要工作就是种地、在村里提供劳动力,种地主要是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这就在低养老金的基础上维持基本生活。
但既然要讨论城乡养老均等化,那么农民也完全可以购买生活物资,耕地就可以通过流转获得一定收入,不过流转现在也遇到一些问题,流转率已经多年停滞,目前正在探索新模式,这是另一个主题要谈的。
不同于职工和灵活就业保险靠个人和企业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的资金积累,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基本个人和政府补贴比例大致是1:2,所以个人缴纳的才会全部进入个人账户,各地也一般限制只有当地户口才能缴纳。
另外,国家还针对老人提供了更多保障,比如高龄补贴。
在这两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发展的眼光。
已经不是生产力停滞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财富增长极为迅速,思维也要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乃至现代社会。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增加,一年仅财政支出就高达数万亿元,目前主要投入生产、基建、安全领域,毕竟农村关系到中国的粮食安全,这是国之命脉,外部环境越动荡,越关键。这就是近年来投入重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新一轮千亿斤增产,而在这些大项目之下,还有很多宏大的子项目,在粮食主题上,专门谈。
随着基建、生产等建设基本完成,国家就可以把更多资金投入到农民民生保障上。比如2021年国家提出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熟悉农村的,应该能感觉到农村人居环境的巨大提升,接下来进入“十五五”就要进入下一阶段。
农村也有很大潜力有待挖掘,这就是乡村振兴的主题了,农村最大的问题在于生产要素长期流失,关键是留不住人。欣喜的是,从过去国家组织力量,开展“脱贫攻坚”等专项行动,现在民间力量也参与进来了,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返乡创业,也有更多城里人来到乡村,接下来乡村振兴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吸引城市生产要素流入农村,尤其解决农村发展人才问题。这又是一个需要专题展开的。
人是一切的关键,一个“能人”就能改变一个乡村,乡村的资产也就有更大可能盘活。之后就涉及到农村资产确权这项极为关键的改革,保持集体经济不能动摇,但所有权和分红权可以分离。
基本原理是对一个农村的所有资产进行清点,确认所有权,尤其是对村集体资产进行确权,然后想办法盘活,再通过一定的规则把资产增值通过分红分配给村民。这方面全国有很多不同的探索,这也是农村改革的一个特点,探索尤其多,比如四川的“川善治”,就探索了农村治理的数字化、游戏化,为了鼓励村民向善,有的村子就拿出集体财产,年底按照村民积分平均分配,对老人等有所倾斜。
能想的办法还有很多。比如把更多价值环节留在农村,开发农村在农业之外的产值,参考发达国家标准,农村农业与加工业的产值比例大概是1:3到1:4,而中国目前大概是1:2.2左右,加工业之外还可以开发服务业,四川的农村旅游也是一个标杆。
另外,既然农民进城务工为城市创造财富,那么城市当然要将财富通过转移支付给到农村,农民种地也应该获得补偿,就体现在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参见《》);而在国家一二次分配的基础上,社会、企业以公益为代表的三次分配,也可以发挥一定作用。
总之,2035年,让农民能够基本享受到城里人的养老待遇,这应该成为我们接下来努力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最后:“三农”是一个很宏大很复杂的话题,是唯一由党直接关注的领域,也是唯一有条有块的领域。小镇能力有限,如有不足、错漏,还请大家指正,期待“三农”领域从业者提供更多案例、经验。文中提到的需要单独展开的,都是小镇计划中的“三农”系列的其他主题,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欢迎留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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