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三大战役和济南等战役后，国民党军主力损失大半，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就只剩下“西北王”胡宗南掌握的40万大军了。

1949年5月，在第一野战军的攻击下，胡宗南屡次战败，被迫逃往汉中，与一野对峙于秦岭。

战争发展到这个时候，中原腹地大部解放，进军西北势在必行，经中央军委同意，彭德怀进行了战略部署，用一部牵制胡宗南，然后率主力向马家军盘踞的甘肃、宁夏和青海发起进攻，首先发起兰州战役，目标直指马步芳。

8月12日，兰州战役正式打响，20万解放军向兰州发起进攻，马步芳虽然组织了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战败。

马步芳这个穷凶极恶的军阀头子，在战前叫嚣着要给解放军一点颜色看看，实则夜郎自大，对自身实力估计过高，结果反被解放军歼灭，他本人也带着黄金和美女逃到埃及去了。

26日凌晨，我军攻入兰州城，到天亮时马家军最终溃败，一路逃到黄河边，眼瞅着解放军就要追上来了，枪炮声不断靠近，马家军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向北方磕了几个头之后，一头扎进了滚滚黄河水中，当场溺亡2000余人，其余人马则逃往西宁。

兰州一战，我军一共歼灭马步芳部2.7万余人，至此西北战斗力最强、反攻最坚决的青海马家军走向覆灭，这一战既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也是为了给多年之前惨遭屠戮的西路军复仇，总之打得扬眉吐气。

一、彭德怀发现的怪事

兰州解放后，彭德怀感到十分高兴，当即向军委发去电报汇报战况，同时派遣军队对逃走之敌展开追击。

不过，彭德怀对几件事感到很闹心：

首先，虽然取得了战役胜利，但自身损失也不小，死伤8700余人，有的团战前有1500人，战后只剩下几百人；

其次，战役我军也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失误，比如在沈家岭恶战结束后，对马家军的动向没有准确预测，也没有在敌军混乱时发起连续追击；

再次，战役中我军俘虏的1.44万人当中，为何团以上军官就没有几个，尤其是将官，几乎一个都看不到，他们都去哪儿了？

尤其是最后一件事情，让彭德怀觉得是一个奇怪现象，按常理说不应该这样，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彭德怀内心有些不安。

彭德怀之所以有此担忧，是因为他对马家军的性质和历史非常了解。

在民国时期的众多军阀中，马家军是最封建、最凶残和最反动的军阀，马家军的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差，但危险性却极大，曾对我军造成很大麻烦，就其根本原因，是其宗族性和排外性所决定的。

马家军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同治时期的回民起义，起义军首领马占鳌归顺朝廷后，被朝廷予以重用，后来他这一支逐渐没落，而他的两个部下马海宴、马千龄及其子孙则逐渐做大做强。

民国时期，马海宴的孙子马步青、马步芳占据青海和甘肃一部，被称之为青马；马千龄的孙子马鸿宾和马鸿逵则占据宁夏及甘肃、内蒙一部，被称之为宁马。

马家军危机意识很强，为了稳固统治地位，他们在辖区进行封建统治，对内盘剥百姓、巧取豪夺，实行家族世袭和个人独裁统治，我党在西北没有一个党支部，甚至连一个民主人士都没有；对外则抵抗中央军及各种武装势力的渗透和入侵，谁来就打谁，打不过才投靠，但绝不轻易交出权力。

比如，1936年西路军打算西渡黄河，打通河西走廊，就遭到了马步芳部骑兵的阻击，他使用残忍地手段杀害红军，对革命造成了巨大伤害，却因此得到蒋介石赏识，自身实力进一步做大。

马家军作为军事组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具有相当强的宗族性，比如马步芳家就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家族覆灭前人口多达数百人，他本人控制着马家军的最高军权，而马家军团以上军官也大多是他的叔伯侄子及亲属。

马家军虽然生活在近现代，思想却近乎封建，宗法意识很强，比如军官将部队视为私产，将辖区视为封地，在辖区内为所欲为，百姓则任由其驱使。

马家军的军纪很差，凝聚力却很强，他们认为只要跟着马家走，自己就能吃香喝辣，士兵与军官深度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造成马家军虽然装备差，但战斗力却很强，很次打仗都身先士卒，极少耍滑头，如果友军吃了败仗，他们也会积极救援。

这种凝聚力在国民党军中是极其少见的，它的产生跟制度和环境等因素有关，但更多是以信仰为纽带的，比如马步芳信仰伊斯兰教，他便将同样信仰的本民族招入军队，这是马家军的主体，军官也多是少数民族，当然马家军中也有不少汉人，但也都是当地人。

宗教的力量有多强，就不用我赘述了吧，总之马家军具有独特性，是一支忠诚、残忍、疯狂而又顽固的封建军队。

维系马家统治地位的，一是作为首领的马家大家长，他既是军政长官，还深度参与宗教事务，具有相当大的权威；二是以马家人作为骨干的军官团体，他们实际掌握军队，而且忠诚可靠，打起仗来不要命。

彭德怀率领的一野，就在马家军身上吃过亏。

比如1949年2月，一野第四军中了马家军的埋伏，当时马家军第20师师长马得胜竟然不顾身份带头骑马冲锋，他脱掉军服撸起袖子，挥舞着大刀往前冲，马家军将士也都被他鼓舞，结果杀伤了不少解放军将士。

虽然马得胜后来被我军炮火炸死了，但他这种不要命的劲头，却让人印象深刻。

兰州战役进入达到白热化阶段时，马家军的营连级军官都赤膊上阵，还大喊着“开天门，开天门”，对我军发起猛烈冲击，结果给我军造成不小的损失。

战役之前，贺龙就说：

对敌人（马步芳）的反动性和顽固性，我们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确实做好一切战前准备工作。

而在战役进行中，毛主席也意识到马家军的顽固和不可改造性，所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

马家军从不干好事，尽量全部缴械，尽量少改编，越少越好。

兰州战役结束后，团以上军官集体消失，极少有被俘或者投降的，彭德怀认为不是好事，他很清楚，马家军军官如果都逃走了，随时可以拉起一支部队继续顽抗，更何况马家军在西北经营了几十年，底子还是很深厚的，一旦聚集作乱，后果不堪设想。

王震也由此认识，他曾说：

在兰州只歼灭了2.7万敌人，一路西进和解放西宁消灭残敌合一起也就三万人，还有几万马家军军官和士兵被打散，一些回家了，有的隐藏了起来，武器还在，迟早要暴乱，不可不警惕，不可以提防。

可见，彭德怀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二、马家军军官诈降

正如王震所说，兰州战役中马家军的军官大多逃走了。

兰州战役前，马步芳其实很慌张，他知道自己与解放军有血海深仇，自认为不会被放过，便积极联系胡宗南，还请宁马出兵相助，殊不知彭德怀早就派兵断绝了他的外援。

兰州即将失守前，马步芳将军权交给儿子马继援，自己则逃到西宁，其手下军官如惊弓之鸟，马继援也深知大势已去，便也打算逃走，临走前给部下们指了条“明路”，那就是带着武器装备潜伏或回家，等待时机发动暴动，以策应蒋介石的反攻计划。

比如，马继援就给防守窦家山的第100师师长谭呈祥下达过密令，要求谭呈祥撤退，从而保留骨干和根基，以待东山再起。

在马继援做出安排后，许多军官带着残部逃到青海，来到西宁附近的大通县桥头镇、湟中县上五庄、海晏县三角城等地，然后分开潜伏，隐藏武器，观察形势、伺机而动。

西宁解放后，彭德怀派人查找马家军军官的去向，最终发现了一些端倪，为防止马匪狗急跳墙，我军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即对投降的马家军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杀。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发给路费遣散回家，少校以上军官编入设在西宁的“解放军官训练处”，集中改造学习。

这群马匪原本还担心自己手上沾满鲜血，投降肯定会被杀，但看到解放军张贴的告示时，便打算先投降再说，刚好那时候他们生活困难，很难长时间潜伏下去了。

从9月8日开始，陆续有马家军军官及士兵投降，82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最先投降，190师师长马振武、357师师长杨修戎、骑8师师长马英等2000余人也跟着投降，其中将校级军官达到350人之多。

这当然是诈降了，因为他们忠诚于马步芳，早就过惯了以往那种无拘无束的快活日子，他们还认为解放军虽然嘴里说着宽大为怀，日后肯定要清算他们，他们甚至还抱着反攻成功，重新夺回地盘的美梦。

比如马家军骑5师少将师长马呈祥，就是个十分顽固的人，他投降之后，被安排到“解放军官训练处”学习，却暗中与其他军官达成秘密结盟，当时他说：

“我们可以孤臣孽子的心情，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效忠蒋总统，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明降暗不降，人在曹营心在汉，待机而动。”

马家军骑7师的军官也十分迷恋过去，便四处煽风点火，只要战士与解放军政工干部接触，军官就会威胁他们说，“国民要是打回来了，我看你怎么办？”

还有马家军第82军少将高参马元祥，他是马步芳的堂侄，也时时刻刻想着发起暴动，一举夺回马家江山。

由此可见，马家军军官十分顽固，虽然马家军被打垮了，但不代表与马家军的战斗结束了，此后又进行了为期三年多的剿匪，主要对象就是马家军残部。

03，马家军的彻底覆灭

1949年9月底，马家军各军官认为时机成熟了，便开始积极谋划，四处串联，试图发起暴动。

最先发起暴动的是马家军第82军某部团长马擢武，他以探亲为由返回甘肃临夏，找到隐藏在那里的步彪、马谚彪等马步芳亲属，又纠集了一大帮匪徒，然后挖出事先埋在土里的武器，于11月初发起暴动，在广和县袭击了两辆解放军军车，经过四个小时激战，打死了车上12名解放军。

马擢武打响了马家军暴动的第一枪，影响十分恶劣，廖汉生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当即派遣一个师的兵力去临夏剿匪，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才彻底平定了这股流窜作案的马匪。

趁着解放军到临夏剿匪，兰州相对空虚，马家军残部发起了多次暴动，马家军骑兵第6师师长马英伺机逃回老家，竟然纠集了5000多匪徒，包围了大通县、桥头镇的政府机关及我军驻地，并发起猛烈攻击。

与此同时，马家军军官马成彪也纠集了1200余人在门源县发起暴动，在攻克县政府后，杀掉了县长以下40余人，制造了一起惨案。马成彪发动叛乱前，有人发现他隐藏了2万多发子弹，县政府有所察觉，多次找他质询，他却回答说，“子弹不能吃也不能喝，我留它做甚？”这个狡猾的家伙最终就是靠这批子弹发起暴动的。

马英、马成彪等人叛乱之后，马家军残部都蠢蠢欲动，小峡、湟中、循化等地相继发生暴动，并开始向周边蔓延，一时间，匪患四起，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这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马步芳的堂侄马远祥发起的暴动，还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1950年初，马元祥见叛乱四起，便趁机逃走，他纠集了一帮马步芳旧部及土匪，建立了一支号为“陆上游击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在同德、泽库、河南蒙旗、久治以及甘南地区活动，他残忍地杀害我军政人员，戕害无辜百姓，抢夺平民财产和牲畜，打劫运输队，可谓无恶不作。

为了扩大规模，马元祥还向台湾方面进行了求援，蒋介石得知后很高兴，当即改编他的队伍为“中华反共救国军102路”，由他担任司令，并分五次向他空投了武器、通讯设备和其他物资，甚至派遣了“西北区联络专员”程毓杰、“西北情报局长”刘绍琴等特务跳伞下来指导工作。

眼看形势如此严峻，贺炳炎、廖汉生当机立断，决定在西北地区实施剿匪斗争，为此还从内地调来了部队。

首当其冲地便是马英，别看他在百姓面前嚣张得不得了，可遇到解放军来就怂了，在桥头镇一战中就损失了800多人，逃到大通县之后，又被解放军追上，我军司号员杨孝忠在战斗中看到一个满脸大胡子的胖子猫着腰准备逃走，便照着脑袋打了一枪，事后才知道那人是马英，因此立功受奖。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解放军还找到一枚用水晶雕刻的大印——马英之印，完全是一副建军阀的作风。

马英覆灭之后，马成彪也很快覆灭，解放军又顺势收复了大通、门源及湟中一带。

而在化隆、循化等地，发生了比较搞笑的一幕，当时骑兵14旅旅长马成贤、谭呈祥、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伪西宁市师长韩进禄等人，正在秘密组建新编第82军，在招兵买马的时候，刚好解放军某师剿匪归来，路过时发现情况不对，当即将这股土匪尽数剿灭，这场还没来得及发起的暴动就这样胎死腹中，参与的马家军将领大多投降。

与这些打鼓土匪相比，流窜的小股土匪才让人头痛，他们飘忽不定，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为此，贺炳炎和廖汉生组建了骑兵团，执行机动剿匪任务，有时候还深入沙漠主动向土匪出击。

经过一年200多次战斗，最终将青海境内的土匪肃清，解放军还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揭发马家军的真实面目，并收缴了民间枪支。

在1951年青海法院进行的审判当中，解放军向马家军算了总账，一批满手血腥、怙恶不悛的匪首遭到起诉，最终谭呈祥、马成贤、谭腾蛟等人被数十人判处死刑，另有200余人被判处有期徒刑，至此除了马元祥等极少数人之外，马家军基本被肃清。

马元祥得到了蒋介石的资助，加之他很狡猾，又游荡在甘肃、青海边界，故而一直被解放军搁在一边。

1953年，青海省军区成立青南清剿指挥部，组成了两支清剿部队，投入了两个团、两个支队和三个营的兵力，冒着大雪连夜发起进攻，一举将匪徒包围，经过四个小时激战，将这股土匪全歼，马元祥只带着十几人逃走。

5月16日，当马元祥与5名亲信在黄河边准备渡河时，意外被河北岸的同德县民警中队二排某班的指战员发现，班长张万福隔着黄河开了一枪，正中马元祥，马元祥倒地身亡后，余部发起反击，结果全部被消灭。

以马元祥之死作为标志，马家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当然还有少数不成气候的残匪，直到1956年才彻底消灭，但其危害性很小，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