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济南1938：鬼子来了！|山东|张宗昌|日寇|济南市|邹平|韩复榘|魏新(足球教练)

本文参考大量史料写成，篇幅较长，敬请先拉到底部点赞收藏，再从头阅读。

一

1938年新年，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日军正在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600公里之外的济南，趵突泉几近停喷，距泉眼3公里的一大马路，正在举行“济南治安维持会”挂牌仪式，参加的人除了日军代表，还有许多衣冠楚楚的中国人。

从日军手中接过会旗的这个人戴着一副圆墨镜，身材健硕，精气十足，若不是一口到胸的白髯，很难让人相信是一名花甲之年的老人。

老人叫马良，和后来一部动画片的主人公重名。他是一名武术家，比霍元甲小十岁左右，也出生在河北，从小学少林拳法，后成为一名军阀，曾在济南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武术学校——山东武术传习所，位置就在西门，还编写了不少武术专著，其中，《棍术图说》曾让大总统黎元洪，副大总统冯国璋题词，总理段祺瑞作序，梁启超作序。在武学上，他绝不像后世那个同样姓马的只留下了“闪电三连鞭”的笑柄，然而，他虽讲武德，却失了大德。从济南治安维持会会长，到伪山东省省长，马良做了日寇统治山东最初使用的拳脚。

就在四天前，马良还只是国民政府里的军事参议院参议，纯属一个放屁也不响的闲职。要知道，当年，作为段祺瑞的下属，五四运动期间，他以山东济南镇守使的身份，下令杀害了马云亭等爱国人士，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马良惨案，面对各种声讨，段祺瑞生生把他保住了。只是，段祺瑞失势后，他也只能下野，即便再出山，也是在南京中央国术馆担任教务处处长，教授摔跤和少林拳。他把胡子捋光了也想不到，自己的人生还会迎来如此的“飞黄腾达”。

这么快成立“济南治安维持会”，也是因为这座城已陷入了一片混乱。日军留驻济南的部队很少，不足以维持济南地面治安，老百姓人心惶惶，少数人仍在砸抢银行仓库和车站货场等，战火刚熄，硝烟未散，治安是头等大事。济南治安维持会设秘书处、警察局、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代行政府职权，虽是日军傀儡，经费开支却需自筹，马良为了解决经费开支问题，指定济南商会每月供应警察伙食费面粉二千袋，由警察局长直接向商会当局索取。

即便如此重视，日伪时期，济南的治安也不好维持，比如有一个叫李盛武的“飞贼”，抢劫过济南大公委托商行、洪顺洋服店、美最时钟表行、华成绸缎庄等的巨额财产，虽然也被捕过，但警察局作风腐败，收受贿赂后就放人，反而使得李盛武名声大噪，传说不光能飞檐走壁，还会缩骨入地之术，抓住了也能从警察局逃出来，江湖人称“燕子李三”。

直到济南解放后，李盛武再次作案，才被捕枪决。

马良任济南治安维持会会长和伪山东省长的时间不长，可能是在武术上颇有造诣的原因，对体育事业比较擅长，1938年4月2日，“山东全省民众大运动会”在济南南圩门外召开。

运动会一共举办了两天，主要为了宣传日本侵华政策，济南各所小学都被要求组织学生前来参加开幕式。

看着穿着统一服装的队伍从眼前走过，身上披着“日华亲善、明朗山东”的肩带，侵华日军记者奥园用镜头记录了这些场景。

“济南治安维持会”成立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搬到了今天的“宇宙中心”——曹县。

二

1937年11月15日，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韩复榘下令——炸毁泺口黄河铁桥。

那一天，济南的爆炸声惊天动地，家住南新街的老舍，院子里的树木被震得叶如雨下。黄昏，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火车站，乘上最后一趟南下的火车专列，站台比他初次来济南时还要拥挤，朋友们托着他，从车窗里塞了进去，从此告别了济南这座城市，留在济南的，是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那篇被后人传颂的《济南的冬天》。

济南的那个冬天格外冷，日军在黄河北岸的鹊山残杀村民90多人，杀伤50多人，制造了“鹊山惨案”。赵孟頫画中的名山四周，血流成河。12月24日，韩复榘逃离济南，下令实施“焦土抗战”，放火焚烧省政府各机关、高等法院、火车站、国货商场等，并连日在市内公开抢掠银行、工厂、仓库，成记、成丰面粉厂的20余部卡车和十数万包小麦就被公然抢劫，这座千年古城，城内城外皆如炼狱。

12月27日，日军炮轰济南竞夜，凌晨，孙桐萱所部奉韩复榘令丢弃济南，不战南逃，济南自此沦陷，像一个被突然被父母撒手不管的孩子。

其实，在这之前，韩复榘也做了准备。在拒绝了日本人让他宣布山东独立的要求后，1937年8月，他就将津浦路济南至德州间线路破坏，将济南新城兵工厂迁往西安。10月，又将济南乡师、济南师范、济南高中、济南初中等公立学校南迁。同时，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等人将馆藏重要古籍及珍贵文物转移，先后经武汉、重庆至乐山，存放于大佛寺附近的山洞里，新中国成立后才运回济南。

客观来说，韩复榘经营山东八年，在澄清吏治、禁烟、剿匪，发展教育等方面提出许多举措。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先生也是在那期间到邹平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他对韩复榘评价不低：“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因此，诸如“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蛤蟆，一戳一蹦跶”这样的诗，完全属于后人编排，包括相声《关公战秦琼》亦是。韩大帅不是洪大帅，也不是兰大帅，但在济南不战而逃，这个动作一点也不帅。

韩复榘率主力部队和省政府机关分驻在曹县城周围50余村。在曹县，国民党山东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何思源问他为何如此，韩复榘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的两个军，绝不能在抗战中，被日本人吃掉，保存实力，是最要紧的。老蒋根本不相信我，我打算把我的队伍，退到西北，结三马以自固，联合起来反蒋。”

蒋介石没有给他这个机会。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以召集第一、第五战区军事会议为名，在河南开封诱捕了韩复榘，旋即押往汉口。于1月24日将其枪决。

三

1938年1月5日，日军入城后，有一群人模人样的人上街游行，他们手拿代表伪政权的五色旗和日本太阳旗，挥舞着走出上新街南口一片气势恢宏的仿古建筑——济南道院。

这里全名为“世界红万字会济南母院”，由滨州人杜秉宾等人在1921年于济南创立，最初会员以军阀和官绅为主，以世界红万字会的慈善事业为旗帜，也做过不少好事。十年前的“五三惨案”后，道院积极响应，展开救济行动，当时国民党军队一部分被围在城内，万字会救护队长成逸安告诉国民党军队冲出城去的一条较安全的路线，现如今，成逸安走在庆祝日军“解放”济南的队伍中，和道院统掌何素朴，红万字会长、济南市律师公会会长张星五等人一起，来到经二路普利门，对趾高气昂的日军夹道鞠躬，状极不堪。

后来，成逸安出任山东伪道尹，张星五担任伪民政厅长，道赞长唐仰杜则在一年后取代马良，成为伪山东省长。

也有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的，比如辛铸九先生，他曾在1923年作为山东省议员、峄县县知事，处理过轰动一时的临城火车大劫案。这次，作为济南市商会会长，他离开百花洲西岸的辛公馆，避居在济南东郊洪家楼天主堂，最初迫于无奈，和马良、何素朴等一同参加了和日军的交涉，但只答应帮着办点救济事务，日本人曾派人劝他接马良的省长，他以年老多病不能任事为辞。1938年底，日寇又派伪省府秘书来劝他应付一下，说这样可以保全身家性命。他正言厉色地说：“国破家亡，我子孙男女十人逃出城市参加抗日，设如当上伪官，将来有何面目见自己的子孙？”

不久，六名特务把他带到宪兵队，说他通匪，摔在地上就打。自此每天审问，有时吊打，被关押了37天，才被营救出来，得免于死，他回忆说，朋友们代我前后花的钱，在五千元以上。

营救他的人曾对日寇表示，只要放出他来，保证叫他将来作事。辛铸九先生出狱后，只承认办慈善办教育，后经伪省府和地方人士调处，到烧毁了的图书馆整理残书和碑刻。利用在图书馆这份工作，他还掩护了不少地下工作者，直到日本投降，还有往来于济南的革命志士住在馆里。

辛铸九先生有一个尤其疼爱的孙女，叫辛淑荷，自幼文静敦厚，多才多艺，16岁那年，辛铸九在济南民众教育馆为她举办画展，她将义卖所得之款全部捐给了抗日将士和东北的流亡同胞。1938年，辛淑荷来到沂蒙山，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为辛锐。三年后，在日军的大扫荡中，她的丈夫双腿被机枪打断，为了不拖累战友，饮弹自尽。不到一个月，日军突然搜山，两个膝盖骨受重伤的辛锐为了让大家撤离，当日军围上来时，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23岁。

辛锐（左）和陈明（图片来自网络）

四

在济南上新街，有一座颇有特色的英式别墅，红色墙面，六角型屋顶，老虎窗，如今的名字改成了“上新街108号”，而当初，这里挂着的牌子上写着“朱桂山故居”。

朱桂山是“济南治安维持会”的副会长，马良的副手，1938年3月，他任伪济南市市长。

朱桂山是山东单县人，明朝大名兵备道副使朱延焕的后代，建于1769年的朱家牌坊（又名百寿坊）如今仍然伫立在单县城内胜利北街，上面一百个不同的“寿”字，见证了当年朱家辉煌的历史。

原本，朱桂山是可以光宗耀祖的。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中国同盟会，历任山东民政长公署财政科长，山东临时议会议员，山东银行协理，山东中国银行副行长，齐鲁银行总理，并曾兼任山东商业专门学校校长、国会议员等，参与创办博东矿业公司、包头面粉公司，还被梁漱溟报请韩复榘委任为邹平实验县县长，看其早年的履历，也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一夜之间，就做了伪济南市市长，他的儿子朱经古后来也出任伪山东教育厅厅长，让人不由为其叹息。

关于这父子二人，我没查到太多的资料，据说倒没有什么祸害百姓的记录，还曾协助革命人士做过事，甚至有传闻说朱桂山其实是“军统”，但没有更准确的消息。朱桂山1946年病逝于北平，朱经古1945年被国民党政府押入监狱，济南解放后，又被释放，后到张店教学，因参与会道门活动，策划暴乱，于1951年4月11日被济南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一切，早就烟消云散了。前两年上新街在改造时，在朱桂山的宅邸中发现有地下暗道，但当初这里藏过什么秘密，没有人知道。

五

朱经古参加的会道门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前非常之多，尤其是日本侵华后，想利用各种会道门来麻醉管理百姓，很多会道门都复活起来，朱桂山都曾以伪济南市长的身份给会道门站过台，亲自讲话祝贺。

1938年5月，安清道义会在宏济阿胶厂第一次开筹备会。这个组织就是会道门中的安清帮，又名三番子，据说创始于明末清初，因以青布包头，被呼之为青帮，济南的头子钱宝亨，还和电视剧《大宅门》有些关系。

钱宝亨年轻时也干过大事，民国二年，他谋刺袁世凯未成，逃亡上海，等袁死后才返回北京。钱宝亨的父亲是有名中医，素与北京同仁堂乐家交往，求乐家给钱宝亨找一份工作，乐家派他来济南，与宏济堂乐家负责人乐敬宇，也就是《大宅门》里的白景琦原型接洽，派他到宏济阿胶厂当经理。

那时他一直隐藏着自己安清帮身份，直到日军占领济南，他勾结上日本宪兵队特务头子杨芝祥，和日本特务山口恭右，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钱宝亨牵头筹备起了安清道义会。

筹备会最初在钱宝亨的宏济堂阿胶厂，以后又移于林祥南街，一开始并不顺利，前往登记的人不多，钱宝亨向大家保证，入会就可保全生命财产，登记的人仍是寥寥，大家半信半疑。直到后来，安清道义会和日本人有了更深入的勾结，人数开始暴增。

安清道义会许诺，凡是入会会员，交工本费五角（后涨至一元），发证书证章，凭借证章，出入城圩门不受日寇检查，到火车站可优先买票，还享受一系列优惠待遇。很快，就在济南成了气候，山东各县也到济南来，接洽成立县分会，分会图章由总会发放，不准自刻，均需向总会交纳所谓补助金，大县每月十元，小县每月五元。据会务部统计，最后有四十多个县成立了分会组织，光会费，每个月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很多人入会，只是为了讨一个护身符，尽管关键时刻像彪哥的鹰爪拳那样，不一定好使。根据泰康食品的经理孙信人回忆，日军侵入济南当晚，闯进泰康抢走许多罐头、饼干、烟、酒。次日，泰康的门市、工厂、库房全都驻满了日军，毁坏焚烧，胡作非为。

为苟且偷安，保存企业，他结识了钱宝亨和安清道义会另一个头目柏俊生，认他们做了“老师”，一年三节两寿按期馈送厚礼，求他们撑腰，以壮自己的声势，尽管堵挡了流氓腿子的勒索，但仍未避免日寇的蹂躏，他曾三次被日特机关传讯扣押，1940年日本兵又公开在泰康进行抢劫；1943年日寇借口查“暴利”、查“囤积”，他再次被关进日本宪兵队半个多月。后来通过柏俊生的奔走，才被释放，结果是被罚“暴利”八千元，将所谓“囤积”货物，全部没收。

不仅是泰康，济南的民族资本企业都经历了这个查“暴利”的劫难，仅被宪兵队逮捕的就有花行复成信、粮行福聚成、恒聚成、恒聚成北记、颜料行裕兴颜料庄和花店街所有的颜料商户、布行聚庆长等一百多户的经理人，伪警察署逮捕的比这还多，共查出所谓“暴利”三千二百余万元。这个钱数，最初无人知晓，因为事情作得太不合理，在舆论上无法掩饰，日寇首相东条英机方不得不缅颜颁发“感谢状”，美其名曰济南商界的“献金”，济南市商会会长苗兰亭到北京去敬领“感谢状”时，才看到三千二百万元的数字。

安清道义会的道徒更是鱼龙混杂，有各种地痞流氓，伪政府的官员，甚至还有超级大骗子。

比如有一个叫王大同的，乳名叫小羊子，最初他在济南市唱着基督教的诗卖报纸，不知怎么弄到一封基督教某要人的介绍信，去见张宗昌，说要办报纸，居然把张宗昌说通了，于是他便以督办公署名义向各处募股十多万元，在济南办了一个《世界真理日报》。出刊不久，王大同借赴上海购买机器为名，携带四、五万元巨款逃跑。1938年，他再次回到济南，成了安清道义会的会员，不久，在济南市骗去一曹姓寡妇的房屋一百多间，后来他还办了一个大同中学，借以招摇撞骗，直到济南解放才被镇压，他所骗的房屋也被收为公有，办了丁家崖小学，1988年并入馆驿街小学。

安清道义会有其庞大的网络形成的诸多黑色产业链，包括为日军护送军用物资，侦缉抗日人员，收集情报协助日军行动、贩卖毒品，放高利贷等等，还招收华工到日本去作苦工。

钱宝亨来济之初是赁房居住，安清道义会成立后，他的徒子徒孙凑钱为他修建了楼房，在广智院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入还坐上了汽车，气焰日高。有一次，伪组织官员不知开什么会，伪省长唐仰杜到会时，全体起立欢迎，唯独钱宝亨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唐仰杜对他极为愤怒，却也无可奈何。

唐仰杜（图片来自网络）

钱宝亨住的楼房离朱桂山的宅邸不远，那附近还有一处两进的小院，里面住着一位黄包车夫，说着一口山西话，两年前不知道从哪里过来，身上却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他就是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1938年4月，黎玉赶赴延安参加会议，会后，黎玉单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提出希望能派干部和主力团到山东的请求，毛主席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返回山东时，黎玉从延安带回了一百多名优秀的军政干部，12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黎玉担任政委，在山东开展起艰苦的抗日游击工作。

黎玉（图片来自网络）

在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之前的四个月前，还有两支游击队，神奇地攻进了济南。一支来自国民党方面，叫“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

总司令为曾任冯玉祥部教导总队总队长的孟昭进，另一支则来自共产党方面，则由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率领，派出了一个加强营，由孟昭进统一节制指挥，进攻济南。

那是1938年8月12日夜，一场大雨中，济南突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根据孟昭进回忆，11时许，他在千佛山听到东关响起枪声，并且渐渐猛烈起来，似双方正在酣战，机枪也连续扫射不止。有两处大火突起，黑云冲天。枪声逐渐南来，像在青龙桥一带激战。继之又听到南关一带发生激烈战斗，杀场四起。继而战斗向院东大街一带发展，枪炮声密集。正在双方鏖战之时，看到西门大街附近有坦克部队冲来。我急派卫队营下山助战，向南关、西关之间攻击上去。正午时间，双方战斗更趋猛烈，东起青龙桥，西至普利门，到处混战，分不出战线前后。远看火海一片，不少民房起火，烟雾弥漫。午时过后，我张团、宋团均在杆石桥一带与日寇发生遭遇战。双方冲击，胜负难分。

那场战斗打了三天，济南的老百姓自动前来支援，有送水送饭的，有给我负伤士兵包扎伤口的，有掩藏和护送伤员的，有的扛出门板、桌椅设置障碍，让两支游击队在济南老百姓的支持下，一举攻进城内，重创日军，是抗日初期地方游击队攻打大城市的先例，是“山东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在抗日战争史册上书写的一页光辉篇章”。

《新华日报》1938年8月15日的相关报道

说起来，孟昭进和济南也有缘分，抗战结束后，他被任命为山东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8年9月，率所部三个团与吴化文部同时起义，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一军，任特务旅旅长，还参加了后面的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回老家邹平务农，历任邹平县第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至五届县政协委员。

六

日军一进济南，就全部接管了在济的中国官营企业，然后采用种种卑鄙手段，对民族资本企业侵吞霸占。占领济南的第三天，就派兵进驻成大纱厂，负责人苗兰亭被任命为伪济南市商会会长，取代拒绝出山的辛铸九，同时宣布对该厂实行“军管”。接着，仁丰、成通纱厂，成记、成丰、宝丰、丰年、华庆、惠丰面粉厂，电灯公司、致敬洋灰公司、中国打包公司、溥益制糖厂、华兴造纸厂等十几个企业也相继被“军管”，后来又被迫与日方合办，经营权归日方掌握，绝大部分利润也归日方所有。

也有始终没和日本人合作的企业，比如东元盛印染厂。这家1916年从周村迁到济南的工厂，是电视剧《大染坊》的原型，从1938年开始，之后的几年里，日本多家公司提出要与其合作，条件是日股占51%，华股占49%，还说其每年的红利一定会超过之前。印染厂的总经理坚决拒绝合作：“让我们干，我们就继续干，不能合作，不能当汉奸，当了汉奸，身败名裂，贻害子孙，后患无穷。”

后来，东元盛印染厂自然遇上了很多麻烦，负责人被伪警察局扣押，被罚款一万多元，企业被迫停工，辞掉了大部分工人，仅保留技术人员看护厂房机器，生生熬到抗战胜利，又被国民党所敲诈。

除了东元盛印染厂外，也有一些企业保留了独立经营，如惠丰、华庆面粉厂、东元盛印染厂、裕兴化工厂及火柴、榨油、针织、皮革、机器铁工、印刷、酿造等业的中小工厂，但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不仅是这些有规模的企业，就是小商小贩，也麻烦诸多。据苗兰亭回忆，日军进城时，一般商户，多半都不开门营业，一则怕人抢劫，二则怕日本兵强行取用不付价款。街上仅有卖山楂、柿饼、羊枣、糖块者。日本兵嗜甜如命，然吃了并不给钱，仅说：“心交心交的有”（日语请客的意思）。其后，小商小贩也都裹足不前，不敢摆摊了。

不光是日本人，很多商户也被济南的地痞恶霸欺压。比如草包包子铺，从西门里太平寺街南段路西，搬到当时最热闹的大观园，就遇到了诸多麻烦。

当时的大观园，被一群恶霸把持，他们号称“三亭”、“四霸”。“三亭”是创办大观园的张仪亭、李新亭和郭芝亭。“四霸”是“东霸天”九天鞋店的郭廷亮；“西霸天”振鲁阁饭馆的娄振卿；“南霸天”永祥百货店的李执彭；还有一家杂货店的金桂贞，号称“北霸天”。其中，“三亭”之首张仪亭手下有个恶棍名叫肖伯海，见草包包子铺生意红火，却对他一点表示也没有，便唆使其爪牙百般寻衅刁难，借故敲诈，伪军、警、宪、特亦时刻光顾，从不掏腰，根据其创始人回忆，虽利市三倍竟难应付，两三月间无盈可得，几亏原本。自知在此难以立足，无奈停业，再次搬迁，到了今天普利街这个位置。

同样开在大观园的赵家干饭铺也经常被骚扰，根据其经营者赵忠祥（非央视前主持人）回忆，有些日本翻译、特务、狗腿子来店吃饭，不但自己不给钱，他们认识的人来吃饭也不让收钱。营业虽“火爆”，结果还是月月亏损。赵忠祥原本在张仪亭这里租了两层楼，二十三间，后来无法维持，只有缩小营业范围，把楼梯拆掉，楼上不卖座，楼下也取消了炒菜，只卖干饭、把子肉、大丸子等现成菜。一直到济南解放，才安上了楼梯。

张仪亭也有日本人做靠山，他的儿子张焕德是伪保长兼民训大队营长，与日本宪兵队长寺田、长武山，以及翻译杨洪顺等汉奸结为兄弟，常身佩短枪，用来吓唬商户，为非作歹。

日伪统治时期的大观园，里面有七、八家公开营业的大烟馆，其中最大的一家叫“龙云阁”土膏店，它的楼下卖鸦片，楼上设铺位，并有单间和通铺之分，可供几十人开灯吸毒，还有女招待十余人代客烧烟，她们打情骂俏，形同妓女，借以吸引顾客。纬一路以西至纬十二路一带，还有不少兼卖毒品的当铺，据统计，那八年，济南因吸毒而荡产丧命的在万人以上。

1938 年的济南，也有许多想乘机发财的人。如澡塘业公会会长魏寿山，他一开始就和日本特务和宣抚班班长成立联合供应站，按日侨日军的需要，供应大米、调料、肉食、鱼虾、蔬菜等，各行各业分担货源。

魏寿山等人为了献媚日寇，在经二路济南市商会对门设房间，摆大菜，觅妓女，美其名曰招待皇军。后来，又在经二路小纬六路路北设“皇军招待所”，由纬八路中国娼妓轮流值勤，名为慰劳，实即供敌奸淫。

七

日伪期间，日军设在济南的慰安所不下数十家，纬六路成为有名的“花街”，被监禁强奸的中国妇女171名，朝鲜妇女373名。

其中，济南“星俱乐部”非常有名，有慰安妇50多人，每名慰安妇一天要接客20至30人，主要供下士官、士兵使用，由日军直接经营，管理者广濑三郎，房屋是从中国人手中强占的一座建筑，里面的粮食、烟酒、日用品都由日军供应，医疗由日军的医院负责。

根据广濑三郎的交代：“他使士兵下士官对监禁的约50名妇女进行强奸，另搞个代理管理者叫陈(或白)，在星俱乐部挂着广濑三郎的大名，监禁了16岁到23岁的中国妇女，并禁止他们出外，有病或接客方法不好就要挨打，每天只吃一顿或两顿，更加上济南宪兵队监视虐待，生活非常痛苦。”

日本人本多胜一、长沼节夫在《天皇的军队——“衣”师团侵华罪行录》中，记述了当时“星俱乐部”的情况：“对于夜幕下的兵士来说，济南市最令人神往的地方是六大马路纬六路这个地段。那里有个叫‘星俱乐部’的慰安所……穿过‘星俱乐部’的入口，是一个圆形厅堂，以厅堂为中心，呈放射形排列着三铺席大小的房间。楼上也是这样。房间入口没有门，只有屏风挡着。院子里还有别的房子也是妓院。兵士们要找自己熟悉的女人，就得买下写着题目名字的木牌。价钱非常便宜，只有四五角钱，不过是一碗葱油豆腐的钱。1945年当时，兵长的月薪是四五十元。‘星俱乐部’的厅堂总是聚集很多人，各房间门口经常可以看到皇军排队等待入内的情景。”

和“星俱乐部”隔着几条马路的经六纬九，有一座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小楼，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十分坚固，这里曾是侵华日军1875部队的驻地，也就是日军继731部队之后的第二支细菌部队 ——“济南防疫给水部”。

这支部队于1938年到1945年间驻扎济南，共有100多人，名为防疫，实际上是用关押在济南“新华院”战俘集中营的战俘做鼠疫、伤寒、霍乱等细菌实验。1875部队曾在鲁西北地区实行“霍乱作战”，在1943年8月下旬到10月下旬，仅鲁西北18县就有20万以上中国平民死亡。

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日军还在济南设立了许多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机构和场所，如“济南军法会议”（军事法庭）、琵琶山万人坑（杀害爱国志士的刑场）、济南救国训练所和新华院（法西斯集中营）。据不完全统计，自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仅新华院就关押爱国工人、学生、军人共3万5千余人，其中被酷刑和劳役折磨致死的1万5千余人，抽血致死的1百余人，注射细菌致死的1千余人，押送东北和日本充当苦力的1万余人。

1938年，家住济南魏家庄的魏克目睹了许多日军暴行，并被抓去当脚夫，和他一起的一个年轻人因脚力差了点，当场被日本兵用刺刀赐死，3月，他和父亲逃到了肥城，在大哥的引领下，加入了抗日游击队，那一年，他17岁。

不知道他是否读过诗人田间那首诗，也是写于1938年。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1938年，在济南泉边玩耍的孩子，他们不知道这座城市发生过什么，未来还会有很多孩子，依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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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资料：

范予遂《我参加济南道院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