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主持过军委日常工作，朱德的挚友，后在苏联离奇失踪|中央|军委|王明|胡景

北京复兴路9号的军事博物馆内，有一块关于“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1927-1936年）”的展板。展板采用图表和文字结合的形式，记录着在土地革命时期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名称变更、职能调整及主要负责人名单。

其中“武胡景”这个名字，却显得格外陌生。事实上，他曾于1931年至1933年间主持过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在人们视线中消失。这和他失踪时的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关。

武胡景原名武怀让，他还使用过武和景、武和劲等多个化名。这种多名现象在早期领导人中并不少见，因地下工作需要而频繁变更身份。1899年，他出生于河南孟县（今孟州市）一个经营小商贩的家庭。六岁那年，他被送入本地私塾启蒙，后考入县立高等小学接受新式教育。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武胡景只有十二岁。受革命风潮影响，他主动剪去发辫，以此表达和旧制度的决裂。

1915年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引发全国反对浪潮。当时正在读书的武胡景积极参加运动，多次组织同学反对复辟。为此他也因“带头滋事、扰乱秩序”两次被校方开除，但都经家人疏通后又复学。这一时期的社会经历，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直接影响。

1918年底，武胡景通过阅读《新青年》杂志接触到新文化运动思想，特别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产生强烈共鸣。经同乡友人阎楷介绍，他得以当面请教李大钊，并在其影响下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21年我党成立后不久，武胡景就在北京加入组织，成为最早一批党员之一。此后数年，他主要在京、津地区从事工人运动组织工作。

1924年，根据组织安排，武胡景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天，他开始负责中共旅莫支部工作，全面管理在苏中国党员的学习和生活事务。

1925年夏天，朱德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德国政府驱逐，辗转来到莫斯科。武胡景代表组织接待了他，并协助安排他进入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两人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交流讨论，结下深厚友谊。1926年朱德回国参加北伐战争时，武胡景特地到车站送行。这段在莫斯科的共同经历，为两人后来在革命事业中的相互理解奠定了基础。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变节，使得上海等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使形势更加恶化。在此危急情况下，临时中央决定由武胡景接任军委书记职务。

武胡景迅速着手重建情报系统，调整联络方式，把原有军委机关人员分散安置。根据当时参与工作的同志回忆，武胡景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把重要干部转移至租界区，并建立单线联络机制，有效避免了更大损失。

在指导军事工作的过程中，武胡景与当时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王明（陈绍禹）等人产生分歧。1932年1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武胡景明确反对盲目发动城市运动，认为应当重视主席在苏区实践中总结的游击战争经验。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武胡景留守上海继续主持军委工作。他通过秘密交通线，多次向苏区传递国民党军“围剿”部署情报。这些情报在后续“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至1934年间，武胡景还同时负责中央特科的部分工作。他把原有军事情报系统和特科情报网络进行整合，建立了一条从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不仅传递了大量情报，还护送了不少重要干部和物资进入苏区。

1934年8月，武胡景获取到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详细作战计划，立即通过秘密渠道报送苏区。但由于当时中央红军指挥权由李德等人掌握，这些情报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1935年，武胡景奉中央之命赴莫斯科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他携妻子侯玉兰及两个孩子，经海路到达苏联远东港口，再乘火车前往莫斯科。

到达后，王明等人试图说服武胡景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回避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武胡景在7月的大会发言中，如实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主要情况，指出脱离实际的军事指挥给革命造成的损失。

武胡景的发言引起王明等人的不满。1936年，苏联开展“肃托”运动期间，王明等人向苏联内务部门指控武胡景为“托派分子”。8月的一天晚上，武胡景在返回住所途中被内务人员带走。其妻子侯玉兰多方打听丈夫下落，但苏联方面始终没有给予明确答复。

根据后来解密的档案材料，武胡景于1936年9月被秘密处决，遗体葬于莫斯科郊外的顿河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