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刚成立,多少名开国元勋都请求寻找一个人,找到对方之后,他更是享受了18级待遇。他就是牛宝正。
他身上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1930年,北平城刮着能割破人脸的北风。山东无棣县来的牛宝正裹紧了身上打满补丁的棉袄,站在草岚子胡同口搓了搓冻僵的手。胡同深处那座灰墙高筑的院子,就是他刚找到的新去处,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老百姓都叫它草岚子监狱。
“进去吧,高队长打过招呼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当看守。”门口的老兵斜眼看了看他,把腰间的钥匙串晃得叮当响。牛宝正点点头,脚刚迈过门槛,就闻到一股霉味混着血腥味,让他忍不住皱了皱眉。
那会儿的牛宝正,刚在北平混了没几年年。27岁背井离乡时,他以为皇城根下遍地是活路,没成想扛过大包、拉过洋车,最后还是靠老乡托关系,才在这监狱里谋了个饭碗。
他文化不高,只念过两年私塾,可爹妈教的“做人得实在”,一直都刻在骨子里。
草岚子监狱的牢房跟牛宝正想的不一样。别处监狱里的犯人要么哭天抢地,要么蔫头耷脑,这儿的“政治犯”却透着股硬气。每天放风的时候,总能看见几个穿着囚服的人凑在一起,低声说着什么,眼神亮得很。
有回牛宝正值夜班,路过最里头的牢房,听见有人在哼歌。调子他不熟,可听着却不像蹲大牢的,倒像在田埂上干活的庄稼汉,累归累,心里有盼头。
他悄悄凑过去看,昏黄的油灯下,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正借着光在墙上写东西,手指冻得通红,笔是用铁钉磨的,墨像是烧过的棉花灰拌的水。
“你叫啥?”牛宝正忍不住问了句。那人抬头看他,眼神平和:“我叫杨献珍。”后来牛宝正才知道,这些人大多是共产党。狱警里的老兵油子总说:“这些共产党是犟驴,打死不认错。”
可牛宝正瞧着,他们说话算话,待人也客气,不像外头传的那么“凶神恶煞”。有次他给牢房送饭,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没接,指着旁边发烧的人说:“先给安子文吧,他烧得厉害。”
1931年开春,牛宝正收到一封老家寄来的信。同屋的狱警念给他听,说他娘得了急病,郎中开了方子,可家里凑不齐药钱。牛宝正蹲在墙角,烟袋锅子抽得吧嗒响,心里跟猫抓似的。他一个月饷银并不多,除去自己嚼用,攒下的还不够抓几副药。
那天他巡逻到杨献珍的牢房,见对方正借着天窗透的光看书,犹豫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杨先生,能帮个忙不?”杨献珍见他红着眼圈,放下书问咋了。牛宝正把家信递过去,搓着手说:“我想给家回信,可我不会写字……”
杨献珍接过信念了一遍,没多问,拿起他递来的炭笔就写。写完又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小布包,倒出点钱:“这点钱你先寄回去,不够再说。”牛宝正愣住了。犯人哪来的钱?他后来才知道,那是杨献珍从家里带进来的,本想留着应急。
他攥着钱和信,手都在抖:“这……这咋好意思?”“你娘治病要紧。”杨献珍笑了笑,“以后有啥难处,尽管说。”
没过几天,牛宝正收到家里回信,说他娘的病见好了。他提着一兜子家里刚收的粮食,硬塞给杨献珍:“家里寄来的,你尝尝。”
也就是从这天起,他巡逻时总爱往这些共产党人的牢房多瞅两眼,听他们聊“穷人咋能过上好日子”,听他们讲“外头的仗打得咋样了”。
杨献珍看出牛宝正心善,有天跟他说:“牛班长,能不能帮着买几本书?比如《新青年》啥的,我闷得慌。”
牛宝正知道这些是“禁书”,可想起那封信和那些钱,咬咬牙应了。第一次去东安市场买书,他把书裹在棉袄里,过城门时心都提到嗓子眼。回到监狱,他趁换班时把书塞给杨献珍,对方眼里的光,让他觉得这险冒得值。
后来狱中党支部开会,殷鉴说:“这个牛宝正是可塑之才,得争取过来。”杨献珍便常跟牛宝正聊天,给他讲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讲共产党是为穷人打仗的。牛宝正虽不全懂,可他认准一点:这些人说的,跟他心里想的“好日子”对上了。
为了方便联系,同志们给牛宝正起了个代号。有人说他姓牛,英文里“牛”是OX,就叫“OX”吧。牛宝正听着新鲜,也没多问,只知道这俩字母代表自己,代表着“自己人”。
他成了监狱里的“隐形桥梁”。每月探视日,外头来的“家属”会把情报塞在窝头里,他假装检查,悄悄换成干净的递进去;同志们写的密信,他让老婆借着去菜市场的由头,送到地下党的联络点。
有次他儿子小牛放学路过,还帮着捎过一张写着“货已备齐,可分批运”的纸条,后来才知道,那是说营救计划可以开始了。
1936年夏天,局势越来越紧。日本人都打到北平城外了,国民党还在忙着抓共产党。狱中党支部收到消息:北方局想让他们出去,可出去得登报“声明脱党”。
“这不是叛变吗?”有人急得团团转。杨献珍把这事告诉牛宝正,让他把大家的顾虑传出去。没过几天,牛宝正带来一张小纸条,上面是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意思:“登报是权宜之计,出去后还是党的人,组织信得过你们。”
为了让同志们安全出狱,牛宝正动了不少脑筋。他把该第一批放的人名字,偷偷写在释放名单的最前面;特务要去“盯梢”,他就故意指错方向:“刚看见往南走了,你们快去追!”
从9月到年底,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一批批人走出草岚子监狱的大门。最后清点,一共61个。牛宝正站在门岗上,看着他们消失在胡同口,心里既踏实又发慌,他知道,这么多人突然出去,迟早会露馅。
果不其然,这年年底,牛宝正刚换完班,就被两个便衣堵在了门口,“跟我们走一趟,有人告你通共。”
审讯室里,狱警长叼着烟冷笑:“我早看你不对劲,那些共产党出去得那么顺,不是你捣鬼是谁?”鞭子、烙铁、电棍轮番上阵,牛宝正被打得浑身是血,可嘴里就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说啥。”
他心里清楚,自己招了,那61个人就危险了。有回特务把他老婆孩子绑来,逼他签字画押,他闭着眼说:“别为难我家人,要杀要剐冲我来。”
判决下来那天,他听狱警说“要枪毙”,反倒松了口气。可临刑前一天,一个穿黑大褂的人提审他,塞给他一套便衣:“跟我走,党组织来救你了。”
原来北平地下党买通了狱卒,趁着夜色把他塞进运尸车,送出了北平。他一路颠沛,回到山东老家,改名“牛存义”,靠摆小摊过日子。只是夜里总梦见草岚子胡同,梦见那些穿着囚服却眼神发亮的人。
1949年10月,天安门城楼上的声音传到山东无棣县时,牛宝正正在田里割稻子。他直起腰,听着广播里说“新中国成立了”,抹了把汗,咧开嘴笑了。
可没过多久,县里来人把他带走了,“你当过国民党狱警,得接受管制。”牛宝正没辩解,他知道说不清。直到1950年春天,两个穿干部服的人找到劳改队,问他:“你是不是草岚子监狱的牛宝正?是不是叫‘OX’?”
牛宝正愣了半天,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到了北京,杨献珍、安子文他们早等在车站。刘澜涛拉着他的手,眼圈通红:”牛班长,可算找到你了!”那天在中南海的饭桌上,薄一波亲自给他倒酒:”当年没有你,我们哪能活着看到新中国?”
后来组织安排他回草岚子监狱工作,当预审员,享受行政18级待遇。他穿着新发的制服,站在曾经看守的牢房前,恍如隔世。
1954年冬天,牛宝正走完了68年的人生路,但他的故事,一直都流传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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