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夏，张瑞芳出生在河北保定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张基是黄埔军校教官，母亲廉维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新女性。这个充满革命气息的家庭，在她童年种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
6岁那年，父亲在北伐战场上捐躯，母亲带着5个孩子辗转流离，却始终坚持让子女接受教育。
1935年，17岁的张瑞芳考入北平国立艺专西洋画系，课余却一头扎进话剧社，在《获虎之夜》中饰演的村姑，让她第一次感受到舞台的魔力。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街头的抗日呼声震耳欲聋。张瑞芳剪掉长发，跟着姐姐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她与崔嵬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当那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喊出时，围观的百姓纷纷落泪。
这场演出像火种，点燃了她投身革命文艺的决心。同年7月，她加入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满腔热血，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在山东枣庄的土台子上，张瑞芳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衫，一遍又一遍重演《打鬼子去》。台下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裹着小脚的农妇，她的每一句台词都能激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这段战地岁月，让她明白艺术不是象牙塔里的消遣，而是唤醒民众的武器。
1938年12月，在重庆的一间阁楼里，她对着党旗庄严宣誓，成为一名秘密党员，组织关系由周总理亲自单线联系。
1940年的重庆，话剧舞台如火如荼。22岁的张瑞芳在《家》中饰演瑞珏，台下观众席里，青年演员余克稷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她。
这个出身孤儿的男人，用近乎笨拙的方式表达爱意。半年后，两人在防空洞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起初，他们会为话剧中的角色塑造争得面红耳赤，会在煤油灯下分食一碗面。但随着重庆的轰炸日益频繁，余克稷愈发沉默寡言。
张瑞芳永远记得那个暴雨夜，身怀六甲的姐姐难产，余克稷却坐在藤椅上看报纸，只淡淡说了句“她自己叫车去医院了”。当襁褓中的弟弟夭折，这个男人依然用“哦”来回应她的崩溃。1946年的上海，当张瑞芳提出离婚时，余克稷只是轻轻点头：“随你。”
这段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1942年的《屈原》排练场，金山像一团火闯进张瑞芳的生活。排练场外，他变着花样送礼物。当张瑞芳在出租屋里冷得发抖时，金山抱着棉被踹开房门：“我要让你暖起来。”
这段感情像嘉陵江的急流，裹挟着两人迅速同居。金山带着她出入名流沙龙，在舞会上旋转时，他贴着她耳边说：“你是我的缪斯。”但激情的灰烬很快落下。
1947年，张瑞芳在金山抽屉里发现孙维世的字条：“明晚八点，剧院后门见。”那个曾在延安抗大受训的姑娘，是周恩来夫妇的养女，此刻正用清亮的眼神望着金山。
张瑞芳连夜收拾行李，在北海公园跑了整整好几个月，直到《保尔·柯察金》的排练通知把她拉回现实。
1952年的八一厂片场，34岁的张瑞芳遇到了32岁的严励。这个总把剧本卷成筒状的男人，第一次见面就把暖水瓶塞到她手里：“听说你胃不好，喝热水。”
剧组转场到南疆时，严励抢着背她沾满泥浆的戏服；收工后，他会变魔术般掏出用油纸包着的糖油饼。当张瑞芳试探着说“我不能生育”时，严励正在擦书架的手顿了顿：“我要的是伴侣，不是出生证明。”
婚后的严励把家变成了避风港。
他会为她研究《金匮要略》，在日记本上工整记录每味药材的剂量；会在她拍摄《大河奔流》时，连夜说服制片主任取消松花江外景：“她的肺比长镜头金贵。”最让张瑞芳感动的，是严励在旧货市场淘来的婴儿床，他们收养了个孩子，让这个家真正完整。
1942年的上海大光明戏院，24岁的张瑞芳穿着月白色旗袍走上舞台。当她说出“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时，台下掌声雷动。
《雷雨》的成功让她跻身“四大名旦”，但真正让她脱胎换骨的，还是1962年的《李双双》。为了演好农村妇女，她在河南七里营住了三个月，跟着妇女队长刘凤仙学纳鞋底、擀面条。有次挑水时扁担把肩膀都磨出了血。
这部电影让她捧回第二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颁奖礼上，周总理握着她的手说：“‘你把中国妇女的精气神演出来了。”
1966年的上海，大字报像雪片般贴满上影厂。张瑞芳被勒令“停演检查”，严励每天天不亮就去排队买粗粮，回来时手上总是沾着粉笔灰，他在牛棚的墙上给她写药方。
有次批斗会上，造反派逼她揭发周总理，她咬着嘴唇一声不吭，直到严励突然冲上台：“她是我妻子！”
那段日子，他们过得很苦，但两人始终对彼此不离不弃。1969年专案组撤走那天，两人坐在发霉的床垫上，严励忽然说：“等平反了，我给你蒸最松软的馒头。”
1980年的《小街》片场，59岁的张瑞芳穿着单薄的蓝布衫，在雨里淋了好几个小时。严励撑着伞站在镜头外，雨水顺着伞骨流进鞋上，他却半步不移。导演喊停时，张瑞芳跑到他身边：“老严，我做到了。”
晚年的张瑞芳把精力投入到话剧教学。2012年6月28日，94岁的张瑞芳在睡梦中安然离世。
张瑞芳的一生，是舞台与生活交织的传奇。她用精湛的演技塑造了无数经典，更用坚韧的品格做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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