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自从贝尔与克里斯托尔的《经济理论的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以来，意识到经济理论本身存在问题的学者日益增多。而梳理经济理论或思想的发展脉络是理论创新的准备，《经济学的演化模式：分类与评析》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只不过，该论文仅仅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又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倒推了一部分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这样的努力对解决问题的理论创新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承认经济理论是解决问题的知识，就应该沿着问题与应对问题的思考路径进行梳理，“而不是一下就迷失在概念系统里面”。
从共同体治理到公共经济
无论是从古代中国的使用习惯上来理解，还是从古希腊先贤的思想贡献上来分析，经济一词的原义都是共同体治理，节省成本只是一个后来的延伸意义。比如，在古代中国的文献中，“经济”一词是“经邦济世”或“经世济民”的简化。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一开始就是关于国家治理模式的思考。又如，在古希腊，“经济”的写法是οικονομα，其中，οικο为家庭，νομο是方法，含义是指庄园的管理或家政术，同样有着共同体治理的含义。
很显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概念学的意义上讲，早期“经济”一词的含义都是治理；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讲，早期的经济思想都是有关公共经济的思考。当代学者认为中西方的经济思想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认知，这是完全不符合思想史事实的，而是一种现代经济学的“历史想象”。正是基于这些想象，西方的经济为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为公共经济。事实上，在西方，只是到了古罗马时代，经济才有了市场经济的含义；而在中国，宋朝的经济思想同样关注了市场经济活动。换句话说，早期东西方经济思想关注的都是公共经济，只是到了重商主义盛行的近代之后，经济理论才开始关注市场经济活动。但即使此时，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是有关公共经济的思考。
确实，先秦中国并没有成体系的经济学，但诸子百家的治理思想却主要是公共经济逻辑的思考。公共经济外部性的认知已进入了治理者的视野，并以“象”的名义成为讨论对象。当然，古代中国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以儒法治理思想为核心的公共经济讨论，从天地的外部性与“无私性”推出公共经济的运行规律——天道，提出了公共利益共享的消费原则与供给者“大公无私”的行为规范。当教育的“远水”解不了治乱的“近渴”，荀子及其法家诸子开始以“人性恶”的现实为基础来构建次优的公共经济供给体系，并主张用赏罚制度来规范这些公心不足的供给者的行为。正是在此过程中，法家意识到，把小型共同体聚合成大型国家共同体会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公共经济效率，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从此成为理想。颇为巧合的是，法家的“人性恶”理念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接近，法家推崇的“法”（赏罚）与公共财政的交易原则与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如出一辙。
古希腊圣贤的经济思考是直接以治理的名义进行的。比如，柏拉图、色诺芬与亚里士多德都思考了治理中的公共经济逻辑。他们从神话中推出了公共资源具有外部性与消费者需要强制的认知。作为他们的认知基础，荷马史诗几乎涉及了公共品供求的所有要素，他们以此认识到了强制力对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作用。但荷马模式的强制力不足使之无法应对波斯帝国的压力，于是，以泰勒斯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尝试用自然本原说替代荷马的多神教血缘模式，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数学学派试图用数理逻辑协调人们的治理行为，但都无法帮助人们构建真正的强制力。不过，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爱利亚学派对强制力的构思、赫拉克利特用活火的可存续性来分析公共品的纵向外部性，还是为公共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希波战争的刺激使雅典圣贤们逐渐注意到供求错位问题与“供给者”供给不足问题，发现了“善”是供给者不可或缺的素质。德谟克利特提出人类的善行是可以通过模仿自然而习得的，而智者学派则认为决策的导向应该完全遵从消费者的偏好。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准确地认识到了当时的主要矛盾，因而像儒家一样将努力的方向聚焦在“供给者”的供给上。柏拉图认为，决策者应该由哲人王担当，护卫者应该由武士担当，生产者只是提供财力，从而形成了古希腊公共经济的分工思想。
从现代经济学到市场经济学
尽管很多学者都愿意把现代经济学的鼻祖归结为近代早期的斯密，但近代早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其实都是公共经济活动的讨论，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探索。他们在讨论经济时“都不是研究个人财富增减的方法”，“而是要发现国富的源泉”。因此，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一本典型的公共经济学著作，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是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只是到了庸俗经济学家的手里，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才开始发生变化，向“私人部门”倾斜，“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市场经济学”。
马歇尔《经济学》的出版是市场经济学诞生的标志，随后的边际革命为市场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股份制公司的成功进一步使得完全“原子化”的个人成为可能，经济人的抽象化与经济人的同质化几乎同步完成。而《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的出版则标志着经济学“科学化”改造的成型，于是“价值中立”市场经济学出现了。
市场经济学在给创新的企业家插上腾飞翅膀的同时，也给其提供了滋生自私的土壤——经济人假设为自利行为正名，进一步鼓励了商业精英的自利行为与政治精英的贪腐动机，从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与人类文明的退化，并表现为经济危机的爆发。于是，经济学家被迫再次将目光投向公共领域，“凯恩斯革命”就是其中的一个标志，而新旧制度经济学的繁荣则多少折射了经济学的返祖诉求，以至于公共经济逻辑重新获得了学术上的重要性。
人文经济学的反思与
中国经济学的探索
或许，正是因为市场经济学的“过于成功”，经济理论的革命似乎只能从外部开始。正如《经济学的理想还是理想的经济学》一文指出的那样，当“执着于如此狂妄信念的一群极具学科优越感和科学主义使命感的经济学‘疯子’处心积虑地实施学术殖民行动”时，愤怒的麦克洛斯基毫不掩饰地对现代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展开了反击，她注意到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式依然是理性经济人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呼吁“经济学应该回归到人文”，但她没有明确提出治理与公共经济的方向。在中国，公共经济与国家治理则始终是经济学重构过程中或隐或显的主线。比如，陈焕章依据“儒家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应对当时西方社会困境的中国解决之道”，他明确指出“个人自由竞争”绝不是儒家思想的宗旨，但他认为儒家思想是“个人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统一的妥协观点则可能是对儒学的偏离。
很显然，“陈焕章对中国经济学的初次探索”是中国学者“对美国经济学界所关心问题的回应”，是“以中国的方法回应西方问题”的尝试，但陈焕章的“中国经济学”仍然是用市场经济学来阐释儒家治理思想的持续。“公共经济逻辑”则认为，儒法学说中的公共经济思想不是一种工具性学说，而是关于不同群体共享同一公共经济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治理价值导向。集体主义的方法论与合作共享的经济模式或许是未来经济理论的基石，利益共享目标、精英利他偏好、社会分工逻辑也许将成为经济理论创新的思想渊源。
作者系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周慧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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