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上升？粮食减产？极端高温？地球要完蛋了吗？如今，气候危机的预言比比皆是，随之而来的是焦虑和恐慌。美国物理学会却通过调查发现：我们对“地球气候”知之甚少。真相到底是什么？是谁在带节奏？我们该怎么办？让我们跟随《悬而未决》([美]史蒂芬·库宁著，王乔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4)，重新审视气候科学的“是”与“不是”。

原文 ：《科学家不是推销食用油的人》

作者 |[美]史蒂芬·库宁著，王乔琦译

图片 |网络

作为科学家，我觉得科学界正在让公众失望，因为我们没能清清楚楚地把全部事实告诉他们。作为公民，我担心公众舆论和政治辩论可能会受到误导。

不是仅仅提供指向某个特定结论的信息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已故同事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因其科研成果（其中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量子电动力学研究）的创造性和重要性而享有盛名。另外，率性不羁的性格、魅力四射的表现力，以及讲好故事的能力也是他能成为传奇的重要原因。费曼是个人物，而且是个智慧超绝的人物。

无数满腔抱负的物理学家慕费曼之名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我就是其中之一。1968年秋天入校之前，我就已经把他那套精彩绝伦的“红皮书”《费曼物理学讲义》从头到尾看过数遍了。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4年本科生活很像《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里刻画的那样，只是没有什么笑料。

科学诚信是加州理工学院精神的核心。新生踏入校园的第一天，学校就会强调科学诚信的重要性。在加州理工学院1974年的毕业典礼上，费曼作了一场题为《货物崇拜科学》的知名演讲，其主旨是科学家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自欺欺人。

总而言之，重点就是要尽可能提供全部信息，从而帮助别人判断你所做贡献的价值，而不是仅仅提供指向某个特定结论的信息。

最容易解释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拿它同其他事物作比较，比如广告。昨天晚上，我听说威森食用油不会浸透食物。好吧，这是真的，算不上撒谎，但我现在谈论的可不只是撒不撒谎的问题，而是科学诚信的问题，完全是两个维度。威森食用油的这则广告应当补充以下事实：在特定温度烹饪时，任何油都不会浸透食物；而在其他温度烹饪时，所有油都会浸透食物——当然也包括威森食用油。因此，这则广告传达的是暗示，并非真正的事实，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正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大部分面向公众的气候科学描述都有威森食用油的同款问题——其目的是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提供信息，所以总是会故意忽略必要的背景或是那些不“合适”的事实。

“双重道德约束”

我遇到的大多数气候科学研究人员工作态度都客观、严谨，这也是所有科学领域的通用规范。不过，由于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与人类生存本身休戚相关，这个议题总能勾起激愤与冲动也完全可以理解。有些人声称，只要有助于“拯救地球”，一点点误导信息也无伤大雅。确实，如果我们总是以这样的说辞（且不论是多么无根据、多么不准确）描述利害关系，那么部分气候科学家在面对公众时发言不那么客观或许就没那么意外了。早在1989年，已故的知名气候研究人员斯蒂芬·施耐德（Stephen Schneider）就明确表示：

一方面，身为科学家，职业道德要求我们遵循科学方法，承诺把事实告诉大众，而且是全部事实，别无其他——这意味着我们给大众提供的信息中必须囊括各种怀疑和附加说明，用词充斥“如果”“并且”“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只是科学家，更是活生生的人。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也希望看到世界变得更美好，具体到我们的工作中就是要尽力降低潜在灾难性气候变化的风险。为此，我们需要得到广泛的基础支持，需要抓住公众的想象力。毫无疑问，这必须借助海量的媒体报道。因此，我们不得不刻画可怕的场面，不得不使用简单而夸张的语言，也只能尽量不提心中可能存在的怀疑。我们科学家经常陷入这种“双重道德约束”的困境，那是求解任何方程都无法得到答案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行决定收效与诚实之间的正确平衡点在哪里。当然，我希望这表示二者兼备。

还有很多人也提过类似的观点，或是评述过施耐德所说的“双重道德约束”。例如：

“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人们相信真相是什么。”（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创始人Paul Watson）

“我们必须利用好气候变暖问题。即便相关理论是错的，就目前采取的经济、环境政策来说，我们做的事也是对的。”（联合国基金会主席Timothy Wirth）

于是，媒体上到处都是耸人听闻的气候预言。以下就是几个很久之前出现且已被事实证伪的例子：

“（人们的不作为将导致）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我们会在一场生态灾难中目睹像核浩劫那样不可逆转的彻底毁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理Mostafa Tolba，1982年）

“（再过几年）冬季降雪（在英国）会变成一件非常罕见且令人激动的事。那时的孩子们可能压根不知道雪是什么。”（高级研究科学家David Viner，2000年）

“到2020年，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将淹没欧洲城市，英国的气候会变得同如今的西伯利亚一样。”（Mark Townsend和Paul Harris援引《卫报》发表的一篇五角大楼报告，2004年）

虽然施耐德后来为了解释他关于“双重道德约束”的陈述还作了不少说明，但我认为他这个观点的隐藏前提就是个危险的错误。“收效与诚实之间的正确平衡点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没有任何异议。身为科学家，如果从他们自己的道德偏好出发故意误导政策——哪怕只是考虑如此——都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表现。其实换个背景，结论就显而易见了：想想要是有科学家因为宗教信仰而歪曲有关避孕措施的数据，这种行为要是被发现了将会激起怎样的舆论巨浪。

美国国家科学院前院长菲利普·汉德勒（Philip Handler）早在1980年的一篇社论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个问题。这番评述40年后仍能令人感到后怕：

“科学界陷入了两难境地。科学家分不清自己的身份究竟是科学家还是公民，分不清身为科学家的道德准则和身为公民的责任义务，分不清科学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本质区别。当科学家无法分辨这些边界时，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信仰（通常不会明言）会轻而易举地让看似科学的辩论蒙上阴影。”

科学家的角色特殊，随之而来的还有特殊的责任。我们是唯一能把客观的科学内容带入讨论的人，而这也是我们压倒一切的道德义务。同法官一样，我们在工作时有义务将个人情感放在一旁。如果做不到，那我们就剥夺了公众在完全知情的前提下做出选择的权利，进而会破坏他们对这项科学事业的信心。科学家成为倡导环境保护的活动家当然没什么问题，但伪装成科学的激进主义绝对有害。

我们科学家不应该变得像那些推销食用油的人一样。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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