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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亮叔行动学）
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智慧，就是两个字：自由。如果换成三个字，那就是：不折腾。
01
1093年，那是一个秋天。
9月，高太后去世，苏轼和其他“旧党”失去了最后的庇护；17岁的宋哲宗亲政，政治暴风雨再一次降临。
一如二十几年前。
彼时，年轻的神宗皇帝为了“变法大业”，贬黜一大群帝国官员。苏轼就是在1072年，被派到了杭州。
历史的车轮，个人的命运，常常是周而复始的循环。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已有之事，后必再有。
太后去世没几天，原本担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就被皇帝派往宋辽交界的军事重地定州，担任“边帅”。
这一年，苏轼58岁，他人生中的第二轮贬谪之路，即将开始。
神宗皇帝当年迫害了苏轼做，他的儿子哲宗，要再来一次。
02
苏轼是哲宗的老师。
从1086年，就开始担任“侍讲”，为皇帝讲解经史，教授学问，时间长达五年。
朱刚先生说，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失败的教育”。因为哲宗上台后第一个贬黜的大臣，就是苏轼。
而且，苏轼是“旧党”中被迫害最惨的，一路贬谪到天涯海角，恨不得置之死地。
皇帝为什么憎恨老师苏轼？
我翻阅了很多史料，没有找到答案。只能看到一些现代学者的推测。
比如年轻的皇帝急于掌握权力，视太后为绊脚石。旧党和太后是“一伙儿”的，所以也被视为掌权路上的绊脚石。
作为诸多文人的老师，苏轼门下人才辈出，涌现出了“苏门四学士”等文坛巨星；但作为皇帝的老师，苏轼的教育是失败的。
不过，他倒也不算“最失败”，因为还有后来的张居正。
03
朝中大臣调任地方，按惯例要跟皇帝辞行。
这是“祖宗之法”，也是君臣之间的体面。
但是，哲宗找了一个理由拒绝了。说你那边工作太忙，一帮人等着你，赶紧去吧！我就不见了。
还记得吗？十六年前，哲宗的爸爸神宗，也专门告知从杭州调任徐州的苏轼：“有旨不得入国门”。
哲宗，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
那年秋天，徐州爆发洪灾，苏轼不顾朝廷忌讳，紧急调动当地军队抗灾。每天穿着蓑衣在城墙上巡视，带着军民筑坝，派人给灾民送粮食，七十多天没有回家，晚上就住在城墙的阁楼上。徐州的百姓感谢他说“如果没有你，我们可能就被洪水吞没，化身鱼鳖了。”
这样一个苏轼，是两任皇帝都厌恶到不想见面的人；是后世键盘侠们眼中“只会写诗，不懂政治”的一介文人。
04
44岁时，苏轼被神宗皇帝设计的“乌台诗案”打蒙了。
那是大宋朝第一起文字狱，也是苏轼人生中第一次遭遇牢狱迫害。
他手足无措，毫无应对经验。
被贬谪到黄州后，他的人生还长，儿子年纪还小，他必须“悔过更新”，必须“揣摩圣意”，所以，你看他写给神宗的那些悔过书，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字里行间是满满的求生欲。
可是，第二次被贬，他已经五十八岁了。已经经历了太多明枪暗箭、大风大浪。
被神宗迫害一次，还要被他的儿子再迫害一次。
一个五十八岁的老人，面对残暴不仁的命运，还需要再一次低声下气地忍受吗？
这一次，他写给皇帝的奏书（也可以说是告别信），相当于作为老师，给皇帝的最后一课。
05
以下是奏书的内容：
“以前是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你没有什么机会和大臣见面聊天。
现在你亲政了，最重要的事，就是和下面的人聊天，了解各方面消息。
因为天下的安定与动乱，就取决于信息的畅通或堵塞。君主生活在深宫之中，如果不能了解下面的信息，就会陷入蒙昧与盲目。
像唐玄宗那样整天听一些歌功颂德的“好消息”，却不知道变乱迹象，结果就是“安史之乱”爆发。
“臣闻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于近臣不能自达。”
——苏轼《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良好的社会，就连小民都能向上表达意见；天下大乱时，连近臣都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现在你刚亲政，派我担任边疆统帅，管理军事重地。按道理说走之前我们应该好好交流一下工作的，为什么连见面都拒绝了？
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
你还找了一些牵强的理由，说那边工作紧急，一堆人等着我。我到任之前，自然有人代理工作，我们见一面聊一下工作，能耽误什么事呢？
“自有转运使权摄……有何不可？”
皇帝没有给苏轼面子，作为大臣、帝师、边疆统帅，走之间皇帝故意不见他，就是在传递政治信号，鼓励政敌们来撕咬他。
于是，苏轼也没有给皇帝留面子，而是直接拆穿了他的理由。
“臣不得上殿，于臣之私，别无利害，而于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
我倒是无所谓了，但你刚上台就做这种不体面的事情，天下人会怎么看你！
苏轼说，自己本来有很多话是想要当面说的，既然皇帝拒绝见面，只能在奏章里说了：
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光，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不过数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识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故作无不成。
先不要忙着“大有为”，先虚心了解各方面的信息，知己知彼之后，再行动，政治是审慎的艺术！
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
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于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
最怕的，就是你一掌权就瞎折腾！
现在朝政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小问题，如果非要下猛药，小心事与愿违！
06
34岁时，苏轼劝年轻的神宗皇帝：
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
——苏轼《上神宗皇帝书》
58岁时，他又劝更年轻的哲宗皇帝：
常静而无（私）心，天下其孰能欺之？
这是苏轼作为政治家，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简易，清净。
也就是：无为而治。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少折腾，少管制。不要用权力的手，动辄干扰百姓的生活。
老子的原话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不折腾、不扰民，社会就会发展的富裕、文明）。
这套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学智慧，和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息息相通。
在亚当·斯密之前，西方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派是重农学派，重农学派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贸易、减少管制。
有一次，法国皇太子问重农学派的思想魁奈（1694-1774）：“如果您当国王，准备怎么做？”
魁奈回答说：“什么也不做。”
皇太子又问：“那谁来统治呢？”
魁奈说：“法律”。
魁奈的意思是，政府应该尊重市场规律，不要动辄用权力的有形之手去干预市场。统治者不要瞎折腾，老百姓才能生活得幸福。
1766年，斯密在法国巴黎见了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大量的交谈之后，才有了后来《国富论》，有了《经济学》这一学科。
《国富论》，就是弘扬重农主义的自由思想，反对重商主义的贸易管制。
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智慧，就是两个字：自由。
如果换成三个字，那就是：不折腾。
07
故事里的法国皇太子有没有听取魁奈的建议呢？
不知道。但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说出自己的思想，是一种责任。
魁奈的好友，重农学派的另一位思想领袖米拉波侯爵，就因为写作《赋税原理》批评法国的沉重税赋而被捕入狱。
宋哲宗有没有听取老师苏轼的建议呢？
当然没有，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你劝我清静无为，我偏要改天换地。
但是，提供自己的建议，是苏轼作为老师和大臣的责任。
不管学生听与不听，作为老师，都要把“道理”讲明白。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
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
——苏轼《迁居临皋亭》
在时代的洪流面前，自己只是一只小小蝼蚁，力量微弱，改变不了潮水的方向。但还是要说自己该说的话，做自己该做的事。
从二十六岁入仕，到58岁被第二次逐出朝堂，三十多年里，无论是一次次地上书朝廷提供建议，还是治理地方时尽心尽力，对苏轼而言，都只是在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一千多年后，和苏轼一样命运多舛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说：
“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在战争时期那些最黑暗的时刻，我会想起这句诗……现在我也没有失去勇气。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述说我所认为正确的事情。”
参考资料：
脱脱等《宋史》
曾枣庄、舒大刚《苏东坡全集》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
周文翰《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曾枣庄《苏轼评传》
艾朗诺《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
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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