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季，陕甘宁边区遭遇严重的粮食供应困难。持续干旱使得农作物大面积减产，边区政府调查后发现夏粮产量较往年下降四成。而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使粮食流通受阻，边区军民面临粮食短缺的迫切问题。

此时八路军各部每天每人口粮标准削减到十二两（旧制）。359旅驻防绥德地区，担负河防任务，粮食供给问题更是突出。旅部召开后勤会议，决定派人前往国统区边界的县市去采购一批军粮。

六月中旬，旅长王震选定后勤干事张为民和侦察连长李大山执行采购任务。张为民那时三十五岁，有五年的后勤工作经验；李大山二十八岁，熟悉关中地区情况。他们携带五百银元兑付凭证和一百现洋，带着驮马和三名侦察连战士。出发前，供应科长交代任务时限为七天，当时旅部存粮只能维持十日。六月十七日拂晓，这个五人采购小组离开驻地，向西南方向行进。

经过三天跋涉，小组于六月二十日来到长武县城。这个位于泾河西岸的县城是传统粮食集散地，时有陇东粮食在这里交易。张为民和李大山分头打听粮源，从当地商贩处得知县大队仓库存有应急储备粮。

他们立即前往县大队驻地洽谈，受到指导员赵志刚的接待。赵带他们查验仓库，确认存有约二百担小麦，质量还可以。随后双方经沟通初步达成售粮意向。

价格谈判在县大队的办公室进行。张为民出示边区政府颁布的“粮食统销价格表”，要求按每担三元五角结算。而县大队会计则拿出采购账本，说明这些粮食是以每担四元八角购入，他们坚持要按成本价交易。双方各执己见，一直争论了两个多小时没有结果。此时李大山情绪激动地站起来压价，而县大队的几名年轻队员也围拢过来，场面逐渐失控。

在推搡中，县大队队员王二虎的步枪意外走火，子弹射向屋顶椽木。枪声惊动整个大队驻地，这次虽没有造成伤亡，但“八路军开枪”的消息迅速传开。大队指导员赵志刚立即控制现场，把八路军这两名干部暂时看管。当晚，县大队通过电台向边区保安司令部报告事件，称“359旅干部开枪闹事”。

西北局于六月二十三日上午接到报告。这时正是国共合作抗战期间，考虑到这类事件可能会影响到统一战线。西北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必须严肃军纪，初步决定对两名涉事干部执行军罚。命令随后下达至边区保安司令部，要求军法处三天内执行枪决。这道命令被送至军法处长莫文骅办公室。

军法处长莫文骅接到西北局的处决命令时，正在整理边区治安条例。这位三十二岁的红军老干部仔细阅读案件卷宗，发现报告缺少关键细节。莫文骅立即向西北局提出复核请求，强调案件存在多处疑点。

经过当面汇报，莫文骅最终得到三天调查期限。莫文骅从军法处挑选两名经验丰富的干事，带着勘查工具骑马赶往长武县。

调查组在六月二十五日清晨到达长武县。莫文骅首先封锁事发院落，保护现场痕迹。他分别询问县大队队员和两名被关押的干部，发现证词存在明显出入。

县大队队员虽然一致指认八路军干部先开枪，但对事件细节的描述相互矛盾。两名359旅干部则坚持说他们没有使用武器，其中一人的枪套封蜡完好无损。

莫文骅随后把调查重点转向物证勘察。他在事发房间的土墙上发现两处弹孔，经测量弹孔直径约为8毫米。这个尺寸明显大于制式手枪子弹的规格。

调查组找来县大队配备的步枪和干部携带的手枪进行试射比对。实验结果显示墙上的弹痕特征和步枪子弹完全吻合，与手枪子弹存在明显不同。

在确凿的物证面前，县大队指导员最终说明实际情况。那名新队员在推搡中意外走火后，队员们因害怕担责而统一口径。莫文骅当场宣布调查结论，两名被关押的干部激动不已。调查组连夜整理出详细报告，派人快马加鞭送往西北局驻地。

西北局接到调查报告后立即撤销原处分决定。两名干部在完成书面检讨后重返工作岗位，最终以合理价格购得军粮。县大队方面，当事队员受到纪律处分，指导员被通报批评。边区保安司令部随后下发通知，进一步规范枪支使用管理流程。

这起事件成为边区法治建设的重要案例。在次年的边区军政会议上，莫文骅的调查方法被作为典范推广。边区政府在制定相关法规时，特别明确规定死刑案件必须进行现场勘验和物证核查。这段历史事实反映出党在特殊时期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优良传统，为后来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资料来源：

1. 《陕甘宁边区粮食条例》（1941年）

2. 《八路军359旅后勤工作记录》

3.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档案》

4. 《西北局会议纪要》（1941年）

5.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