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都开始干预皇后的废立，这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士族将在朝堂上一家独大。

士族势力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159年，白马令李云上书提意见指责君主的过失，就被刘志关入大牢而死，连给李云求情的陈蕃、杨秉等士族领袖都被免职。

可到了165年，士族已经变得颇为强势，陈蕃等人联手上奏，强迫刘志放弃了立田圣为后的打算，改立窦妙。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刘志手里的皇权的确有点堪忧。

长久以来，对党锢之祸发生的底层逻辑有多种解释：

有的人认为，是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干政的现象不满，所以与宦官发生了党争；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豪族官僚阶层离心倾向急剧膨胀，皇帝为压制士族势力，重新调整权力秩序，所以发起党锢。

到底党锢之祸是因何而起？刘志为了打压士族，巩固东汉朝局，用了哪些办法？这些办法是否妥当？党锢之祸真的影响了东汉国运，是亡国的原因所在吗？

党锢之祸

东汉皇帝为何一定要跟士族过不去？

因为士族正在逐步垄断整个国家。

他们垄断经济。巧取豪夺进行土地兼并，“奸暴不禁”，控制了土地、人口资源，掌握了经济命脉，直接导致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减少。

他们构建军事体系。将垄断的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形成“以田养兵”的模式。比如袁绍家族就通过控制冀州土地和人口，构建起庞大军队，“各拥部曲，害于贫民”。

他们垄断权力。士族通过联姻、举荐等方式构建利益集团。比如窦武、陈蕃等士族领袖就构建起“门生故吏”的人际网络，逐步将朝堂上下的权力纳入这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利益网络之中。

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西汉的灭亡：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去生计，死于饥荒，他们最终忍无可忍揭竿而起；而豪强侵吞大量土地，导致国家无法收税，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没了钱，朝廷运行、军队维持、救济灾民等开支都变得捉襟见肘。多方矛盾交织，导致整个秩序就出现崩塌。

公元 8 年，士族豪强领袖王莽废孺子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 “新”，西汉灭亡。

这逻辑很简单：当朝廷足够虚弱，而士族豪强又足够强势，那么士族豪强就能取而代之。

但问题就在于，有时候朝廷已经被整得奄奄一息，而这些士族还远不能把担子担起来。

就比如王莽。他虽然把西汉整垮了，但是他自身还不具备平定天下的实力。所以导致天下大乱。

这群士族实在是短视而自私，净干些损人不利己的事。

那有人就会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士族如此嚣张？

一切跟游戏玩法相关。这便是确立于汉武帝时期的察举制。

其大体的内容就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然后推荐给上级或朝廷，然后朝廷试用合格就授予官职。

这个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就是举贤任能，拓展人才渠道。

可在执行过程中，却渐渐走了样。因为推荐权在地方长官的手中，地方长官往往出于私心举荐一些门生故吏、亲朋好友，有时候为了达成这些目的，甚至不惜朋比结党、相互包庇。

到东汉中后期，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社会上出现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官僚门阀集团。比如，袁绍的汝南袁氏，累至四世三公；杨修的弘农杨氏，同样累至四世三公。

这样就让察举制变了质，跟过去的世袭制比没有什么区别。

认识到士族快速崛起的弊端之后，东汉时期的皇帝们尝试改变这一局面。

比如汉明帝就有意地限制和打压士族豪强：

大司空窦融不善于约束自己的家人和子弟，结果子孙多不法。窦融从兄子窦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狱死；

驸马、中郎将窦固，其堂兄窦穆因犯罪被免职，窦固也跟着受牵连被免职，在家中被一连禁锢了十来年；

驸马、太仆梁松因写匿名信诽谤朝廷而被下狱论死，梁氏家族不少人受牵连而被流放。

汉明帝打压士族的做法得到了延续。后来邓绥垂帘听政时，只是重用宦官和外戚，对士族则进行了边缘化和打压。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刘志在一开始只是重用宦官和外戚，弃士族不用。

虽然刘志的做法存在一定合理性，但问题在于权臣梁冀大肆揽权，已经导致皇权衰微。

在邓绥时代，皇权还很强，宦官和外戚势力发展空间有限。而等梁冀倒台后，其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空间，将宦官和外戚势力喂养成为庞然大物，导致局势完全失控。

这就导致过去的一套完全行不通了。

为了维护皇权不受到冲击，刘志只得求助士族，并在士族的帮助下将宦官和外戚势力清零。

可这样一来，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士族开始一家独大。

历代东汉统治者的打压士族的做法，当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显著的短板：

1、导致士族形成垄断的察举制还在继续实施，并没有更为合理的制度来取代它。

2、一味打压士族，造成士族对朝廷毫无好感，离心离德，形成对立情绪。

3、没有及时将士族引入权力架构，形成士族+宦官+外戚的格局，让三方在彼此制约过程中实现动态均衡。

士族自发形成独立于皇权的利益网络

当然士族的一家独大，也不能全怪到刘志头上。

造成乱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皇权衰微。

纵观东汉时期，我们会发现，即便弃用和打压士族，仅依靠外戚和宦官，局势依旧稳定不了。

长期单独依靠外戚和宦官中任何一方，还是会出事。

比如外戚：

汉顺帝死后，梁妠成为太后，临朝听政。

而梁家把持朝政的主要人物便是梁冀，他参与拥立冲、质、桓三帝，专断朝政近二十年。梁冀不断侵夺皇权，连续拥立两位娃娃皇帝，其中九岁的汉质帝称梁冀为“跋扈将军”，随后就被其用毒饼鸩杀。

比如宦官：

在诛灭梁冀之后，单超、徐瑛、具瑗、左馆、唐衡这五位宦官立下了大功，刘志便在同一天封他们为侯，时人称之为“五侯”。

这五侯生活极其奢靡。

五侯竞修第宅，穷极工巧，一时之盛，比于西京。

此外他们还极具权力欲，在朝中大量任用自己的党羽及子弟为官，这导致皇权受到挤压。

而今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
竞为贪淫，朝野嗟怨。

这就说明，无论外戚还是宦官，他们都是靠不住的。人性的劣根性，是很难通过道德和自我约束来克服。

皇权渐渐被侵吞，越来越弱

既然单独任用外戚或宦官不行，那么能不能让他们彼此内耗，从而让皇帝渔翁得利呢？

在秦朝时，不就曾设立了文官和武将两大独立体系，让两大体系彼此争斗扯皮，而君主则成为最大的赢家吗？

可“外戚+宦官”这种两大体系的模式若想稳定运行，必须要有一个前提：皇权足够稳固。

当皇权足够稳固时，就能够煽风点火、驱虎吞狼，让两大势力相互斗起来，皇帝就能渔翁得利。

可东汉从一开始皇权就不太稳固。从王莽之乱到度田事件，豪强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这导致朝廷财政吃紧。

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

没钱没兵，皇权如何能巩固？如何能强势起来？

所以汉明帝等人对士族豪强的打压，也仅限于降低其地位。而对于士族豪强庞大的经济实力和人脉网络，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毕竟察举制的弊端在那里，这个根源不改，士族豪强发展的根基就不会动摇。

东汉的皇帝始终面临缺钱缺资源的问题，只是经济情况好时能够勉强将之掩盖住罢了。

既然皇权衰微，那么就不足以促使外戚和宦官相互斗起来。

而外戚和宦官如果相互联手，就足以碾压皇权。

这种情况也能找到不少例子：

太后邓绥选择与宦官势力合作，从而让邓氏外戚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邓氏家族在东汉时期共出29侯、2公、48太守，其他侍中、大夫等中高级官职不计其数。虽然有人认为是邓绥为东汉续命，但实际上邓氏家族挤占了皇权的空间，对皇帝形成威胁。

今外戚宠幸，功均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

外戚梁商征召名士李固、周举为官，由此得到了京师儒生、吏民称颂，被称为“社稷良辅”。同时还与宦官合作，让儿子梁冀、梁不疑与宦官曹节、王甫等结交。通过与宦官的勾结，梁家逐渐掌控了大权。

每当宦官或外戚因过于强势，遭到皇帝打击一次。士族就会趁机将势力版图扩展一次。

这样士族越来越强，最终又到了挤占皇权，接近王莽之乱的边缘。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两个方面使力：改革察举制，强化皇权。

但这两个方面，刘志一时都做不了。

毕竟对于刘志来说，能够想办法扳倒梁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哪还有精力来改革，修复察举制的弊端？

他只能沿袭过去打压士族重用宦官外戚的老办法。

只是梁冀之死带来巨大的权力真空，改变了老办法失效的初始条件，让局面出现失控。

毕竟刘志还没有秦皇汉武那种扭转局势的水平。遇到如此棘手的问题，他能怎么办？

刘志只是想到最为简单粗暴的办法：直接动手打压。

党锢之祸由此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