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 年的武昌城，一声枪响划破夜空，辛亥革命的火种瞬间燎原。
从武昌起义爆发到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短短四个多月，延续了 268 年的大清王朝就像一座倾颓的大厦，轰然倒塌。
在这场改天换地的变革中，有一群人被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就是清朝的 “总督”—— 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手握一省或数省的生杀大权，人称 “封疆大吏”。
清朝的总督制度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是从明朝学来的，清朝初期只是为了打仗临时设的职位，后来慢慢固定下来，成了地方上的 “一把手”。
到了乾隆时期，确定了 “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管北京周边）、两江（管江苏、安徽、江西）、两广（广东、广西）、云贵（云南、贵州）、四川、闽浙（福建、浙江）、湖广（湖南、湖北）、陕甘（陕西、甘肃）。
清末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控制，设了东三省总督，又加了个 “东三省总督”，这就有了 “九大总督”。
可这时候的清朝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地方督抚的权力越来越大，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越来越弱。
九大总督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不小的权力，可在王朝快完了的时候，他们的选择不一样，最后的下场也天差地别。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清朝灭亡时这九大末代总督都是谁，他们最后又落得个什么结局。
到了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 1907 年，清朝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控制，设了东三省总督，这时候 “九大总督” 的格局才算定下来。
直隶总督张镇芳
直隶总督管的是京畿地区，相当于清朝的 “心脏地带”，所以这个职位特别关键。
清朝最后一任直隶总督是张镇芳，河南项城人，说起来他还有个大人物亲戚袁世凯。张镇芳能当上直隶总督，和袁世凯的关系很大，不过他任职的时间特别短，1912 年 1 月才接任，那时候清朝都快完了，他这个总督当得有点 “名存实亡”。
张镇芳当直隶总督的时候，朝政大权都在袁世凯手上，他名义上管着京畿的军政，可实际上就是袁世凯看着这块地方。清朝灭亡后，张镇芳直接就跟着袁世凯了，后来还当了河南都督。
袁世凯死后，他参与了 “张勋复辟”的闹剧，结果复辟失败后被抓了。出狱之后干脆弃政从商，最后成了天津的富商。
1933 年，张镇芳在天津病逝，算是九大总督里结局比较安稳的一个，没因为清末的立场吃太多苦。
两江总督张勋
两江总督管的地方特别富庶，是清朝的 “钱袋子”，所以这个职位也很重要。清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是张勋，江西奉新人，他是行伍出身，靠镇压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有功才当上两江总督的，是个坚定的 “保皇派”。
武昌起义后，张勋直接下狠手镇压，杀了不少起义军民。清朝灭亡后，他还是不肯剪辫子，手下的士兵也都留着辫子，被人叫做 “辫子军”。他也被称辫帅。
清朝灭亡后，张勋在1917年发动复辟闹剧，率领五千“辫子军”进入北京，拥立溥仪重新登基。这场复辟仅持续12天就宣告失败。
张勋逃往天津租界，1923年病逝。值得一提的是，他至死都留着辫子，以示对清室的忠诚。
我觉得张勋的悲剧在于，他错误地将愚忠当作美德，最终成为历史笑柄。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东三省总督是清末才设的，东北是清朝的 “龙兴之地”，所以这个总督的地位也很重要。
清朝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是赵尔巽，奉天铁岭人，汉军正蓝旗，他之前还当过湖广总督、四川总督，是个政治经验特别丰富的老臣。
我觉得赵尔巽算是九大总督里比较有能力的一个。他任东三省总督的时候，东北革命党活动特别频繁，他没一味地镇压，而是一边打一边安抚，还搞了不少新政，比如发展实业、改革教育，想保住清朝在东北的统治。
清朝灭亡后，赵尔巽没响应革命，反而跟张作霖合作，控制了东北的局势，后来还接受了北洋政府的任命，当了 “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不过他最让人记住的事儿，是 1914 年开始主持编纂《清史稿》。那时候清朝都没了，他还花了 14 年时间把清朝的历史整理出来，算是给清朝 “收了尾”。
1927 年，赵尔巽在北京病逝，虽然没再忠于清廷，但用编史书的方式，给了清朝一个交代。
湖广总督瑞澂
武昌起义就是在湖北爆发的，所以这个总督的命运和辛亥革命紧紧绑在了一起。
清朝最后一任湖广总督是瑞澂，满洲正黄旗人，出身贵族，他爷爷是道光年间的琦善。我觉得瑞澄就是个典型的 “纨绔子弟”，当官不怎么样，还特别昏庸。
1911 年武昌起义前夕，瑞澂查获了革命党人的秘密名册，这时候他要是冷静点，说不定能稳住局势。
可他倒好，一慌就下令搜捕革命党，新军士兵人人自危，结果直接引发了武昌起义。起义爆发后，瑞澄更怂了，直接弃城逃往上海，连总督府都不管了。
瑞澂这一逃，直接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清廷当时下令通缉他，可他躲在上海租界里，后来又逃到了日本。
清朝灭亡后，他才敢回上海，1915 年就病逝了。一辈子都背着 “弃城逃官” 的骂名，算是九大总督里最狼狈的一个。
两广总督张鸣岐
两广地方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方，比如黄花岗起义就是在广东爆发的。清朝最后一任两广总督是张鸣岐，山东无棣人，他能当上这个官，是靠贿赂袁世凯的亲信，典型的 “投机型官员”，手段特别狠。
当上两广总督的张鸣岐对革命党赶尽杀绝，可武昌起义后，见到南方各省纷纷独立的大势下，他又赶忙向革命党靠拢，想“假装独立”保住自己的官位。结果革命党根本不买账，直接把他赶出了广州。他逃到香港，后来又跑到上海，苟且偷生。
最可恨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张鸣岐居然投靠了日本，当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帮日本人欺压中国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被逮捕，第二年病死在监狱里。
我觉得张鸣岐是这九个人里“最可耻”的。他从镇压革命到投靠侵略者，每一步都在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种“毫无底线的投机者”，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闽浙总督松寿
清朝最后一任闽浙总督是松寿，满洲正白旗人，之前还当过陕西、山东巡抚，是个比较传统的满族官员。
武昌起义后，福建革命党很快就响应了，计划发动起义推翻松寿。当时有人劝松寿投降，可他死活不肯，说自己是清朝的官，要为清朝尽忠。他组织八旗兵和革命党对抗，在福州打了一场激战。1911 年 11 月，福州起义成功，松寿见大势已去，回到总督府就自杀了。
松寿是九大总督里唯一为清朝 “殉节” 的官员，他的死有点悲壮，也有点可悲。他坚守的是对清朝的忠诚，可他没看清时代已经变了，最后只能用死来结束自己的仕途。
他的死，也代表了一部分满族官员对清廷的 “最后忠诚”，让人看到王朝覆灭时的无奈。
陕甘总督升允
清朝最后一任陕甘总督是升允，蒙古镶黄旗人，之前当过陕西巡抚，是个坚定的 “保皇派”，思想特别保守，坚决反对革命。
武昌起义后，他逃往甘肃组织清军反攻陕西，试图为清廷保留西北根据地。
清朝灭亡后，升允先后投靠袁世凯、张勋推动复辟，均告失败。“九一八事变”后，他甚至试图借助日本力量复辟清室，未果于1932年病逝于天津。
在我看来，升允的执着已经近乎偏执。他至死都不明白：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的努力最后只能是白费力气。
云贵总督李经羲
清朝最后一任云贵总督是李经羲，安徽合肥人，他还有个大人物叔叔 —— 李鸿章。李经羲和其他总督不一样，他是个 “开明派”，对革命党挺包容的。
我觉得李经羲算是比较有眼光的，他早就看出清朝快不行了。他任云贵总督的时候，云南的革命党人比如蔡锷，经常在暗地里活动，李经羲不仅没镇压，还默许他们，甚至还资助过蔡锷。武昌起义后，云南革命党发动 “重九起义”，李经羲没坚决抵抗，也没逃跑。
起义成功后，蔡锷等人念及旧情，护送李经羲离开云南，去了上海。民国成立后，李经羲接受了北洋政府的任命，还当过国务总理，成了九大总督里唯一进入民国中央政府任职的官员。
1925 年，李经羲在上海病逝，结局算是比较顺遂的。我觉得，他能善终，主要是因为他够开明，顺应了时代潮流，没像其他总督那样死磕到底。
四川总督赵尔丰
四川总督管的是四川，清朝最后一任四川总督是赵尔丰，奉天铁岭人，他是之前说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弟弟，汉军正蓝旗。赵尔丰以 “铁血手段” 著称，是个典型的 “强硬派” 官员。
赵尔丰的命运和四川的 “保路运动” 紧紧绑在一起。1911 年，清朝要把四川的铁路收归国有，老百姓不同意，爆发了 “保路运动”。赵尔丰下令镇压，制造了 “成都血案”，杀了不少老百姓，结果四川局势彻底失控，这也成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
武昌起义后，四川革命党发动起义，赵尔丰被迫宣布四川独立。可他心里还想着复辟，暗中策划夺回权力，结果被革命党人识破了。
1911 年 12 月，赵尔丰在成都被革命军公开处决，成了九大总督里唯一被革命党处死的官员。我
觉得赵尔丰的死是必然的，他用强硬手段镇压老百姓，违背了民心，最后只能成为革命的 “祭品”，他的死也标志着清廷在四川的统治彻底结束。
聊完这九大总督的故事，我心里还挺感慨的。这九大末代总督，就像九个不同的 “时代标本”，有人为清朝殉葬，有人搞复辟成了笑柄，有人顺应潮流善终，有人投靠外敌遗臭万年。他们的结局不一样，可都逃不过时代的裹挟。
我觉得从他们的故事里能看出来，没有永远的王朝，只有永远的民心，再厉害的 “封疆大吏”，也挡不住时代的变革。
清朝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某一个总督的无能，而是它失去了民心，横征暴敛、腐败透顶，老百姓早就不想跟着它过了。
在历史洪流面前，个体虽然无法改变大势，但人可以妥协，但不能没有底线。
像张鸣岐那样“毫无底线的投机者”，最终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而像李经羲那样“识时务但有原则”的人，反而能在时代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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