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他去世那天，北京的天冷得出奇。

医院楼下站着不少人，都不说话。

有人认出来那是荣毅仁的家属，有人只是驻足看了一眼就走了。

没什么轰动，也没有排长队送别。

但知道他的人，心里都明白——这不是普通人走了。

他这一生，太不普通。

说起来，如果不是那次在香港的面谈，大概没人会想到，改革开放的第一家中资信托公司，竟是一个快70岁的老人一手促成的。

那年是1979年，国务院刚刚酝酿开放政策。

荣毅仁坐在会议室的角落，穿一身灰呢中山装，看起来瘦了很多。

他说话不多，但一开口，别人都听。

他说：“这个事儿，我来带头。”

这话不重，但分量很大。

中信公司就是在那之后成立的。

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人私下说，“这不还是资本家玩那些老把戏？”可荣毅仁知道，外面的钱，得想办法引进来，不然中国永远只能靠自己那点底子。

他不是为了挣这个钱，他是知道这个国家接下来要走的路有多难。

可谁知道，这个当年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人，最早其实是从一场“危机”里走出来的。

那得追溯到抗战结束后，那会儿国民政府腐败得一塌糊涂。

上海的实业家一个个被逼得走投无路。

荣家的面粉厂也被查账、罚款、勒索，搞得几乎关门。

他父亲荣德生气得病倒，兄弟们一个个灰心丧气。

那时候，有人劝他说：“不如转移点资产，去香港吧。”可荣毅仁摇头，说：“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做点事。”

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1949年，上海解放。

荣毅仁带着全家站在阳台上，看着解放军列队进城。

他回忆说，那天他一夜没睡。

他知道，时代真的变了。

可他没想到，自己会被请进政府，参与“公私合营”的谈判。

1956年，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都不理解的决定——把名下所有企业全部交给国家。

面粉厂、纺织厂、机械厂，全都上交。“不留一分私产。”这是荣毅仁自己说的。

甚至后来，他还说：“我不是在交出家产，我是在换一种方式继续办企业。”

这事儿在当时震动很大。

别的企业家都在观望，他先站出来了。

有人说他傻，也有人说他投机。

可十年之后，那些当初骂他的人，有的早已被边缘化，有的甚至已经离开大陆。

只有荣毅仁，一步步走进了国家的核心经济建设圈。

他不是靠投机起家的人。

从小家教就严。

荣家是典型的江南儒商家庭，祖父荣熙泰是个读书人，讲究“修身齐家”。

父亲荣德生更是出了名的实干派，从不铺张浪费。

荣毅仁小时候调皮，但不惹事。

读书用功，尤其喜欢数学和化学，后来在家族企业里做账、管厂，全靠这点底子。

他对工人也好。

有一回，厂里一个老工人家里出事，没钱看病，荣毅仁知道了，悄悄派人送了两百块钱过去。

那会儿两百块可不是小数。

工人后来逢人就说：“荣老板是个有良心的主儿。”

这些事儿，在当时没人报道，也没人记，但厂里的人都记得。

到了建国后，他被任命为纺织部副部长。

有人问他：“你一个资本家，怎么变成副部长了？”他笑笑说：“谁说资本家不能为国家干事？”

其实他那时候身体就不太好，胃不好，常年吃药。

但从不耽误工作。

开会、调研、写报告，哪一样都不落。

别人午休，他在办公室看资料。

有人说他太拼，他回一句：“国家刚起步，咱不拼，谁拼？”

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他已经年过花甲。

按理说可以退休安享晚年了，可国家需要他出来牵头搞中信。

他没一句推辞。

“我年纪大了，可还干得动。”这句话，是他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的。

他的儿女们呢？都没走他的老路。

长女荣智和，安安静静地在上海生活，不图名不图利。

次女荣智平也是一样，低调得很。

三女荣智元命不好，年纪轻轻查出癌症，走得也早。

四女荣智婉嫁给了知名实业家马有恒，两人感情很好，做事也都稳重。

最小的儿子荣智健，是最像他的那个。

荣智健年轻时是棒球运动员，后来去香港做电力工程。

别人都说他是靠父亲起家的，可熟悉他的人知道，他从底层干起，吃过的苦一点不比别人少。

后来能掌控中信泰富，也不是靠关系，是靠胆识和本事。

香港商界那会儿都知道他这个人，说他“讲信用，敢担当”。

不过，荣毅仁从没公开评价过自己的孩子。

他只说过一句：“他们都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挺好。”

2005年，荣毅仁在北京病逝。

没有遗嘱，没有争产。

他的子女们没吵没闹，也没人出来接受采访。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父亲的一些手稿和原始文件，送去了国家档案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红色资本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荣毅仁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周立波，《荣氏家族百年实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张志功，《中国民族资本家档案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民族工商业人物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