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秋天，重庆朝天门码头被一层薄薄的雾霭笼罩着。江水拍打着石阶，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在为即将远行的人低吟。罗玉芹背着行李，提着一个黄帆布提包，站在即将起航的轮船甲板上，望着码头上送行的亲人，鼻腔一阵发酸。母亲的哭声、父亲紧抿的嘴唇、弟弟挥舞着的手，都被江风吹得支离破碎。她才十六岁，本该继续读高中，此刻却要和数百名同龄人一起，奔赴七百里之外的黔江县陈家沟插队落户。
汽笛长鸣，轮船缓缓驶离码头，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浑浊江水在船尾划出两道白色的浪痕。罗玉芹身旁的女生抹着眼泪，男生们强作镇定地谈论着未来，可脸上的笑容却那么茫然。
轮船顺流而下，两岸的山越来越高，江面越来越窄，原本熟悉的城市轮廓被连绵的青山取代。到彭水码头下船再换乘汽车，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路边时而看到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屋和穿补丁衣服的大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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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黑天的时候，帮着挑行李的带队干部指着远处山坡上零星的茅草屋说：“前面就是陈家沟大队了。”
总算到达了目的地，罗玉芹双腿酸软，差点没蹲坐在地上。知青点三间漏风的土坯房子，四壁糊着旧报纸，每间房子里有一张木架子床，床上铺着发黑的谷草，这里就是他们八名重庆知青临时的家。
第一晚，罗玉芹躺在一翻身就吱嘎作响的架子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山风，眼泪无声地浸湿了枕巾。她想家，想重庆的白市驿板鸭，想解放碑的电影院，想家里那盏昏黄却温暖的电灯。可这里，只有煤油灯跳动的火苗，和肚子里因吃了半生不熟的包谷饭而泛起的绞痛。
陈家沟的穷，超出了所有知青的想象。全队四十多户人家，没有一户能顿顿吃上白米饭，玉米和红薯是主食，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荤腥。知青们带来的零食很快见了底，顿顿啃包谷粑，咬得两腮发酸。罗玉芹从小没干过农活，握锄头的手磨出了血泡，挑稻谷时压得肩膀红肿，收工后累得倒头就睡，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
苦难的日子也有暖人的故事，乡亲们看这些城里来的娃儿可怜，总有人悄悄送来好吃的。张大妈揣来半盆煮红薯，李大爷端来一碗咸菜，王婶缝补衣服时会顺带把知青们的破衣烂衫一起补好。他们话不多，放下东西就走，慈祥的目光里里满是心疼。有一次罗玉芹淋了雨发高烧，是队长媳妇用土方子熬了姜汤草药，守在她身边，看她身上焐出了汗，退烧了她才回家。
队里有个年轻小伙子叫陈小军，他比罗玉芹大两岁，是队里最能干的后生，皮肤黝黑，手掌粗糙，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那次罗玉芹在地里割谷子，镰刀把突然断了，她正蹲在地上发愁，陈小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笑着说：“你用我的，我帮你修好镰刀。”他修镰刀的样子很专注，不一会儿就把镰刀修好了。
从那以后，陈小军总会在她最狼狈的时候出现。她挑不动的柴火，他默默扛走；她种歪了的禾苗，他趁她不在时重新栽好；她的锄头松了，他帮着修理。他话少，总是做完事就走，偶尔对上她的目光，就会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脸红得像山里的野山楂。
1973年冬季罗玉芹回重庆探亲，要走两个小时山路到公社车站。陈小军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天不亮就等候在知青点门口，帮她用肩膀扛着行李，一直把他送到公社汽车站。
日子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缓缓流淌，罗玉芹的皮肤晒黑了，手上结了厚厚的茧，也渐渐能跟上队里的农活节奏。而她看陈小军的眼神，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陈小军总是默默地帮助她，关爱她，帮她干农活，给她送好吃的，这些细碎的温暖，像陈家沟山间的溪流，慢慢浸润了她的心。
当她意识到自己爱上这个农村小伙子时，反倒吓了一跳。可每次看到他扛着锄头从田埂上走过，她的心就会像揣了只兔子。她知道这段感情有障碍——她是重庆城里的姑娘，他是大山里的农民，隔着的不仅是山水，还有看不见的鸿沟。
1975年冬天，罗玉芹回重庆过年，她把心事告诉了父母。母亲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父亲把搪瓷缸往桌上一摔，茶水溅得满地都是：“你要是敢跟那个农民结婚，就别认我们当爹妈！这辈子别想进这个家门！”亲戚们也轮番劝她，说农民没文化，说山里太苦，说她会后悔一辈子。罗玉芹被骂得抬不起头，却在心里一遍遍想起陈小军的模样，想起他递过来的煮鸡蛋，想起他沉默却可靠的肩膀。
回到陈家沟，陈小军看出她情绪不对，却什么也没问，只是把知青点院子里的积雪扫得干干净净，帮他们知青把水缸挑满了水。罗玉芹望着他忙碌的背影，突然走上前说：“小军哥，我爸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的动作顿了顿，转过身时，眼里的光暗了下去，却还是挤出笑容：“没事，你别为难。”那一刻，罗玉芹打定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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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春天，罗玉芹顶着父母反对的巨大压力，和陈小军一起去公社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新衣服，只有两床新棉被。就这样，罗玉芹成了陈家沟第一个嫁给当地农民的重庆知青，那年她二十三岁，正是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年纪。
婚后的日子清贫却安稳，陈小军什么重活都不让她干，天不亮就起床挑水、喂猪，晚上回来还帮她搓洗衣服。罗玉芹学着纳鞋底、做布鞋，把小家收拾得井井有条。第二年春天，她生下了一个可爱女儿，陈小军抱着孩子，高兴得天天合不拢嘴。
可幸福的时光太短暂，女儿出生一百天时得了急病，公社卫生院治不了，等辗转送到黔江县医院，已经来不及了。罗玉芹哭得肝肠寸断，好几次差点晕过去。陈小军蹲在医院门口，肩膀抖得像风中的落叶。他看罗玉芹哭得撕心裂肺，就把她揽在怀里安慰她说：“还有我，玉芹，还有我。”
女儿没了，罗玉芹像变了个人，整天沉默寡言，眼神空洞。而这时，知青招工进城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山村。先是城里来招工，几个男知青去了工厂；后来政策松动，有人通过父母关系回城；到了1978年秋后，大部分知青都走了，陈家沟最后只剩下罗玉芹一个人了。
1979年春天，知青大返城的政策下来了，所有知青都能回城了。母亲写信来，说她要退休了，让她回城顶替接班，去环卫处当收费员，是正式工。信里还说，父亲病了，很想念她。罗玉芹拿着母亲的来信，在门槛上坐了一下午。一边是生养她的城市和病重的父亲，一边是她爱过的男人，她左右为难。
女儿夭折后罗玉芹由于心情不好一直没还上孩子，她婆婆好像有点嫌弃她，总是指桑骂槐，说什么母鸡不下蛋之类的话，一气之下，她就赌气和陈小军办理了离婚手续。
办离婚手续那天，公社的办事员看着他俩问：“真要离？不后悔？”罗玉芹低着头，不敢看陈小军的眼睛。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盖手印时，手一直在抖，签完字，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说：“这个你拿着。”罗玉芹打开布包，里面包着二十五块钱，她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回到重庆的那天，母亲在门口接她，眼里的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父亲确实病了，见了她，浑浊的眼睛亮了亮，却什么也没说。她去环卫处报到，穿上蓝色的工装，每天走街串巷收卫生费。
夜深人静时，罗玉芹常常坐在窗前，看着满天繁星，想起陈家沟的夜晚。那里的星星特别亮，能听到虫鸣和陈小军的呼噜声。她开始后悔，后悔当初不该赌气，为什么要在婆婆的冷言冷语里退缩，为什么轻易就放开了陈小军的手。她试着给陈家沟写信，却再也没收到过回信。
工作稳定以后，亲戚朋友给她介绍对象，因为她心里还装着陈小军，她就一一婉拒。后来，弟弟成家单过，父母相继去世，老房子里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同事也给她介绍过对象，有工人，有退休干部，可她心里的那个位置，始终被一个黝黑的身影占据着。她就这样单着，从青丝到白发，从收费员成了退休老人。
六十岁那年，罗玉芹揣着积攒的退休金，坐了一整天的车，又走了一段山路，回到了陈家沟。可眼前的景象让她愣住了：当年的土屋变成了新式住房，梯田里种满了果树，年轻人大多搬走了。她找到以前的队长家，老队长已经不在了，队长媳妇也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她难受地说：“小军和他憨婆娘早进城了，跟儿子去了黔江还是去了重庆，我不清楚，他爸妈去世后再也没回来，村干部可能知道他在哪。”
罗玉芹在陈家沟呆了一天，看了看她和陈小军住过的土屋，看了看当年他们知青点的遗址就离开了，陈小军有他的憨婆娘陪伴，她就没必要打乱他平静的生活了。
如今，七十三岁的罗玉芹住在重庆老城区的单元楼里。窗外的黄桷树落了又绿，嘉陵江的水依旧东流。她的腿脚不太灵便，每天只能在小区里散散步，大部分时间坐在沙发上，对着墙上相框里的老照片发呆。
每当有人问起她的晚年生活，罗玉芹总是说：“挺好的。”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夜深人静时，孤独像潮水一样涌来。父母走了，亲戚疏远了，连能说说话的老同事也越来越少。她常常想，如果当年没离婚，是不是就能和陈小军相伴到老？如果后来再婚，生儿育女，是不是现在就有儿孙绕膝？
这些念头像陈家沟山沟里的藤蔓，缠得她喘不过气。她后悔过很多事：后悔年轻时的懦弱，后悔对父母的妥协，后悔没能留住女儿，更后悔放开了陈小军的手。可人生没有如果，就像嘉陵江的水，流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当年的一个错误决定，她只能孤独一人度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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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罗玉芹布满皱纹的脸上。她拿起桌上的相册，那张合影是她和陈小军结婚时照的，后来放大的，她用袖子轻轻擦去灰尘，喃喃自语：“小军，我对不起你啊，你要好好的......”声音很轻，被窗外的风声带走，飘向远方，飘向那个叫陈家沟的小山村，飘向那段再也回不去的苦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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