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第三国际使命的苏共中央国际部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沿革（上）|中央国际部|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第三国际|苏共

按照苏联外交部的规定，派驻国外的外交官在同一国家工作不得超过10年。除了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是唯一特例外，其他人必须遵守，舍甫琴科也不例外。这时，舍甫琴科的好运又来了。

1969年后，勃列日涅夫倚重葛罗米柯，全力推行对西方国家的外交缓和战略。葛罗米柯也需要网罗人才。他发现，舍甫琴科在联合国工作近十年，对西方的情况比较了解；大学和研究生专业又是裁军问题，符合当前搞缓和的需要；再加上与自己的儿子是同学，用熟人也比较放心。于是，葛罗米柯在1969年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征求了舍甫琴科的意见，希望他担任自己的顾问。舍甫琴科二话没说，答应了。

这次征求意见是私下的，没进入组织程序，没有太多人知道。1970年4月，舍甫琴科回国，还没返回外交部述职，就接到了苏共中央国际部的电话。电话里说，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同志有急事要见他。

波诺马廖夫

那么，这个苏共中央国际部是个什么单位？波诺马廖夫又是一位什么样的领导同志？他为啥要找舍甫琴科？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提到苏联外交官们的第二大烦心事。这个烦心事，来源于和克格勃一样亦敌亦友的苏共中央国际部。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遇到了一个所有普通人都会遇到的难题——怎样面对理想与现实。这是人生在世最难处理的关系。踏入社会之前，我们或许会憧憬：如何造福社会，如何服务公益，甚至是如何改造国家，如何为民众创造幸福生活。而真正踏入社会之后，我们想得更多的却是找份好工作、赚钱、买房、购车、结婚、生子，然后每天去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水表电表煤气表操心。

不要觉得前者唱高调，也不要觉得后者很俗气，这些是每个人必然的人生经历，谁都躲不掉。布尔什维克的理想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和解放全人类，即掀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布尔什维克要面对的现实是如何在俄国站稳脚跟，巩固执政地位。

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克里姆林宫始终纠结于这个矛盾，到底是掀起世界革命呢，还是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针对这一世纪难题，布尔什维克意识到，对外交往不可避免，外交部还是要继续营业；输出革命的任务也要抓起来，便在1919年3月成立了共产国际。从此，苏联外交部负责现实问题，致力避免战争，吸引国外资金技术，加强文化交流。共产国际负责实现理想问题，鼓舞世界革命。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一直沿用一条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口号，叫做“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这句话有很长的引申义。它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之上，因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遭受着剥削与压迫，他们存在着联合起来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因此，只有掌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才会煽动所谓的民族利益，欺骗本国的无产阶级投入到对外战争中去。

好在革命口号里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革命斗争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策略”。如果说共产国际负责“坚持原则”，那么外交部则负责“讲究策略”。外交部的同志要考虑国家的形势和人民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再邪恶，外交部也要和他们拉关系，做交易，签合同，互派留学生，要不怎么促进国内的建设与发展？至于维护国家利益，只要有强大的国防部长在，外交部长大可收放自如，挺直腰板去谈判。

教条主义者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话必须奉为圭臬，谁都不许篡改。于是，一些人专门从教条主义出发，罔顾国家现状和形势特征，一味叫嚣所谓的革命义务。

契切林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当苏俄内部有人想借十月革命的“大好形势”，罔顾国内经济困难、掀起世界革命的时候，时任外交部长契切林（此人是策划外蒙独立的元凶）在1922年一举打破西方封锁，与德国建交，随后几年又与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建交，加入国际联盟，全面提升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敢于背负骂名，对抗革命教条，为苏联拓展国家利益空间的外交部长不只契切林一位。截至二战爆发前，苏联还有一位有名的外交部长，名叫李维诺夫。在他任内，经过艰难的外交谈判，苏美两国在1933年建交，彻底打破了十月革命之后两国政府16年的外交坚冰，为苏美两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外交蜜月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分别是苏联的第二任和第三任外交部长，二人执掌苏联外交部的时间合计21年。尽管他们培养出来的同事、部下与学生被党内几次政治运动清洗得干干净净，但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突破教条，敢于向党中央建言献策，敢于和西方国家接触、谈判的优良传统却在外交部内传承下来。虽然，他们要冒着被按上“通敌”“卖国”“俄奸”罪名的风险，甚至可能被清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革命运动，在发起世界革命的同时，不忘维护苏联国家利益。1943年5月，斯大林根据卫国战争的需要，把理想让位于现实，解散了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