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眼光有多毒辣超前？97年前，他就让谈家桢提防基因战|基因战|摩尔根|李汝祺|米丘林|谈家桢|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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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主席的眼光有多超前？早在97年前，他就专程叮嘱谈家桢一定要注重遗传病方面的研究，要时刻警惕外国居心不良的势力对中国发动基因战。

基因战，是近些年才兴起的医学概念，它带给全世界的恐慌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毛主席为何会在97年前就会注意这件事呢？这还得从他和谈家桢的交往开始说起。

《——【·正文·】——》

1957年3月，毛主席第一次接见谈家桢，在握手时，他用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落座后，毛主席问谈家桢：“你对我们国家的遗传学研究工作，都有些什么意见？”

直筒子脾气的谈家桢，毫无顾忌地谈起了前几年国内片面强调米丘林学说，压制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情况，也到了一年前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的情况。

毛主席耐心地听着，不住地点头，而后，他明确表态了：“你们青岛遗传学会议开得很好，不要怕，要坚持真理。”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可不要怕！”

原来，50年代初在中国“一边倒”的年代，中国生物学界刮起一股寒流。一个叫李森科的苏联人，先是拉起了米丘林的大旗，搞了个所谓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

而后，李森科又人为地把研究生物遗传学和变异客观规律的遗传学分为“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插上“无产阶级遗传学”和“伪科学标签”。“基因学说”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捏造。”

作为摩尔根的嫡传弟子，谈家桢首当其冲，在复旦，他一度被剥夺了开课和科研的权利。

早在1930年秋天，从东吴大学毕业不到一年的谈家桢因才能突出、工作出色而获得罗氏基金会颁发的奖学金，来到燕京大学生物系，拜在李汝祺教授门下当研究生。

李汝祺教授史称基因学说的创始人摩尔根。在他的实验室里，谈家桢开始从事亚洲瓢虫色斑变异规律的研究。仅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完成了3篇研究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

在谈家桢的论文中，《亚洲瓢虫鞘翅色斑遗传》一文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震动了整个学术界。李汝祺教授专程将这篇论文送往摩尔根实验室，谈家桢也受到了摩尔根的高度赞扬。

1934年，谈家桢在摩尔根的邀请下，前往美国摩尔根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他以第一个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身份，成了全球学术界瞩目的焦点人物。

1937年，谈家桢婉拒摩尔根的挽留毅然回国，进入浙江大学任教，但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他只能跟随学校辗转内迁，饱受战乱的折磨。

然而，就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谈家桢却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最后被归纳为“嵌镶性遗传理论”。抗战胜利后，当谈家桢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坛上宣布这一研究成果时，引起了国际遗传学界的震动，被认为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学说。

40年代末期，谈家桢不顾国外同行的挽留，再次毅然回国，并于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担任生物系主任。可正当他准备大显身手时，却遇上了那股寒流，他被剥夺了教学研究的权利。

如今，一次伟大领袖的接见和谈话，解决了中国生物学研究的大障碍，恢复了谈家桢教学、研究的权利。

1957年7月，心里一直惦记着谈家桢的毛主席，再次遇见了他，还笑呵呵地说：“谈先生，我的老朋友……”

1958年1月6日，毛主席专程派专机将谈家桢接到杭州谈话，在共进晚餐时，毛主席亲切地问：“谈先生，一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这是毛主席第三次亲自关心自己和遗传学了，谈家桢感动极了，他将积压已久的心里话，一股脑儿地倾吐出来。

是的，当时因为政策的变动，学校又可以开设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这门课了。但是在许多人眼里，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仍是一种不被信任的学说，唯有米丘林学说才是“正宗”。而让谈家桢重新开课，似乎只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礼遇”性的照顾，他很想说——

“多亏主席的关心，才……”

可毕竟没有说出口。

“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毛主席再一次明确表态，他的语气很坚决。

谈家桢有些懵了！

他想不通，为何一个伟大领袖会如此关心自己和遗传学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自己想不明白的重要战略吗？

毛主席见谈家桢有些不敢置信的神情，便耐心地向他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两人从晚上10点多开始，一直谈到了凌晨3点。

而且，在这场谈话中，毛主席提出了一个令谈家桢无比震撼的问题：“如果敌人向我们发动基因战，这样的战争是不是防不胜防？”

谈家桢猛地一震，因为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他沉默了很久，将自己脑海中所有的知识进行了快速汇总，然后给出了答案：“是的！如果敌人真的将基因和战争联系到一起，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很难防御！”

谈家桢的回答，令毛主席陷入了沉思。他似乎已经预判到了未来战争的走向，他语重心长地对谈家桢说：“谈先生，我们要提防敌人的居心叵测啊，我建议你这次回北京牵个头，组建一些专门部门，我们要提前提防敌人将来向我们发动基因战！”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直接关心后，复旦大学于1959年成立了遗传研究室，谈家桢在学校的地位也猛然提升，有了一个较好的教学、科研环境。

1961年“五一节”前夕，毛主席前往上海视察，又一次专门接见谈家桢。两人一见面，毛主席就紧握着谈家桢的手问：“你对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顾虑吗？”

很显然，毛主席这次接见谈家桢，根本目的就是为他和遗传学“站台”的，因此，站在一旁的一位上海市委的领导，非常机灵地当即说道：“我们上海市委全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主席笑了，满意地点头说：“这样才好嘛！我们要大胆地把遗传学给搞上去！”

就这样，上海复旦的遗传研究室被扩大建立成了遗传研究所。全所设了3个研究室，在辐射遗传、医学遗传、微生物生化遗传和进化等方面，按照国家规划开展了系统研究。

担任遗传研究所所长的谈家桢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坚持“教而不包”，着重培养青年一代的独立工作能力。在他的教导下，一批又一批青年遗传学科学家很快就成长起来了。

据记载，在谈家桢的主持下，遗传研究所从1962年到1965年，仅3年时间，就发表了50余篇科学研究论文，出版了专著、译作和讨论集16种。正如外国科学界所评论的那样：“新中国的遗传学家们，正在急起直追！”

可是，在那场自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作为中国遗传学研究权威的谈家桢也在劫难逃。一夜之间，“打倒谈家桢”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谈家桢饱尝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他的家被抄了一次又一次；和平时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果，他默默吞下了。他痛不欲生，但，为了中国的遗传学事业，他决意忍受煎熬，顽强地活下去！

万幸，就在谈家桢的人生陷入至黑至暗的时刻，毛主席又一次想到了他，并解放了他。

1968年11月的一天，谈家桢正在地里干活，突然被通知：“你明天不用来劳动了！”

此言一出，把谈家桢吓了一个激灵，他以为又要斗争他。结果一打听，才知道毛主席在中央开大会时提到了他，指名道姓要解放他。毛主席还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就这样一句话，救出了一个谈家桢，谈家桢终于从农村回到了复旦大学。

然而，当时的复旦大学被江青一伙牢牢地控制着，总有千树竞秀，怎奈落网重重，谈家桢要想清清静静地搞遗传学研究，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复旦的那段日子，令谈家桢一筹莫展，痛苦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