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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斯科和北京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仅存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分崩离析。让后人倍感困惑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本来蜜月的中苏走向决裂？

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天无二日，江湖不能同时存在两位“盟主”。中苏决裂的根本性原因，就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双方在是否维持原有的同盟关系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苏联想一直维持苏联为盟主，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为为小弟的现有联盟状况。

而中国则力图改追求平等的中苏联盟，双方对同盟地位追求截然不同，而且矛盾重重，这个同盟最终轰然拿下。

同盟中的地位问题，为何会成为中苏决裂的根源？

实际上，当时的中苏同盟关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源远流长，早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苏联就通过共产国界对中国革命进行诸多操纵，从而对中国的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而到了二战结束末期的时候，苏联通过雅尔法会议侵占了中国大量利益，加之苏联红军在进军东北期间的大肆劫掠，导致中国民众一直存在着强烈的反苏情绪。

而当时间到了1949年的时候，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决定倒向苏联之后，对苏关系的重新调整就成为了新中国的头等大事之一。

对于新中国而言，不论是从信奉共同的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具有美国这个共同的敌人，历经了百年耻辱、民族自尊感高涨的中国，以一种对党和尊重的姿态，来接纳这个新的盟友。

具体而言，就是中国期望在全面倒向苏联之后，苏联政府不仅能够对华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更希望中苏之间能够签署一个新的平等的中苏条约，从而收回苏联在华的种种特权。

这种新条约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不仅意味着中国主权的恢复，也意味着中国成为了为苏联以平等态度对待的伙伴，更意味着新生的人民政权正在将中国带出百年来被列强欺辱的屈辱史，从而极大地提高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

但与中国期望不同的就是，以中国东北为重点的特殊权益是俄国人百年来最大的对外扩张执念之一。

所以，此时的苏联明显不想因为中国的全面导向就放弃了从事阿尔时代继承下来的对华致命遗憾。

所以，如何调整苏联的在华利益问题，就成为建立中苏联盟的最大障碍。

在1950年，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历经几个月的谈判拉扯，使得斯大林意识到在美苏争霸的全球大格局下，要想争取到中国这个大国作为自己的盟友，只有退还部分在华利，才能够换来中苏联盟共同对抗美国这个大利益，所以对华利益的重新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了。

基于此，中苏双方终于具有了共同结盟的现实可能性。

但在苏联放弃在华利益的同时，对此他又不甘心。

于是，在中苏友好同行条约之外，斯大林又通过《中苏秘密协定》换回一些补偿，以此来平衡自己的心理。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虽然通过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得到了苏联的援助承诺，并收回了苏联在东北的种种特权。

但苏联却又通过《中苏秘密协定》确定了中国东北和新疆将会成为苏联独霸的势力范围。

这是斯大林强迫中国咽下的苦果，导致中国内心深处的极大不满。对此，就有学者指出过，中国结盟时，苏联苛刻要求中国让步，从而丢失了缔结一个持久同盟的机会。

中苏结盟是苏联赢取了付出几大代价就要埋下雷区的胜利。

所以说中苏日后的决裂在中苏结盟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中苏结盟时的秘密协定显示了中苏同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地位。

中苏同盟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地位，在50年代初期，双方都是对此心知肚明而又谨慎地回避。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这使得中苏同盟不平等地位这个问题变得不再是能被刻意隐藏起来的大象。

朝鲜战争时中国军队的表现，显示了中国的实力远超苏联的设想，而朝鲜战争的胜利也预示了中国在美苏对峙时，是苏联最为值得信赖的可靠伙伴。

所以，1953年新上位的赫鲁晓夫显然意识到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待中国这种实力派伙伴过于不平等，所以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尽量拉拢中国。

对此，赫鲁晓夫修改了斯大林时期很多有损于中国利益的政策，退出了在华的很多利益，特别是苏联主动终止中苏结盟时中国感到怨恨的《中苏秘密协定》。

除此之外，苏联还加大力度对华援助，希望在苏联大力援助下，将中国打造为在亚洲地区对抗美国最坚实的堡垒。

客观来说，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矫正了原有的不平等中苏关系。

但中苏关系的本质依旧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苏同盟的主导者地位依旧是苏联，而中国在中苏同盟里依旧只是从属地位。

在此时的中苏同盟里，苏联既是社会主义的大家长，更是中苏同盟里的执牛耳者，其是马列主义的权威解释者，也是统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统帅。

刚制定了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党整体建筑架构，确立了各个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层级地位，形成了一种以苏联为中心，中国为关键辅助，东欧各国为势力范围，朝鲜和北越为外围的众星捧日的行星体系。

在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行星体系里，形同太阳居于主导地位的苏联，毫无疑问是满足于自己的地位，从而天生性为厌恶体系内部地位结构的变动，追求体系内部地位结构的稳定性。

但是与苏联满足于这个体系地位的心态所不同的是，不论是中国还是东欧诸国，在内心深处都对自己只能居于是苏联的从属地位而怀有不满的情绪。

这种力图挣脱苏联控制，谋求自主平等国家地位的想法，在整个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可以说是贯穿始终。

即使是中苏决裂之前的50年代中期，势力弱小的东欧诸国都爆发过波斯兰事件、匈牙利事件这种以摆脱苏联控制追求国家自主的政治事件。

这些国家对只能成为苏联仆从国地位感到不满一样，中国对于自身在中苏联盟里长期居于从属地位，自然也是不能一直忍受的。

当新中国刚成立的初期，基于中苏两国国力的巨大差距，以及苏联对华扶持的巨大作用，中国可以忍受这个不平等地位的中苏联盟。

但是当中国国力逐渐发展起来之后的50年代后期，对于在军事上经历了朝鲜战争的历练，经济上经历了义务计划成功的实施，综合实力显著成长，已经步入了世界性大国地位的中国而言，他在内心里是不可能忍受长期局局苏联之下而不被给予平等地位。

对于此时的苏联而言，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关键性参与力量，是最被值得重视的战略盟友，但不能是完全与苏联身份平等甚至是超越的伙伴，社会主义阵营的太阳只能有一位，就是苏联。

如果中国获取了和苏联一样的平等地位，那对苏联地位的冲击将是颠覆性的。这不仅意味着苏联垄断社会主义阵营盟主地位的终结，还会对东欧诸国摆脱苏联从属地位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更意味着苏联历经多年努力打造的环苏联行星体系的崩塌。

所以，在整个冷战时期，如何保持住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至高统帅地位，都是苏联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

为了这个核心利益，苏联不希望天下之大不韪，对多国家频频进行武力干涉，更不惜与中国关系决裂也要进行压制。

所以说，中苏关系发展到50年代末期的时候，在中国看来就是一个重新崛起的世界性的大国，要求另外一个世界性的大国给予其统统平等的地位。但在苏联看来，就是一个从属者，在挑战苏联的至高地位。

整个50年代后期的时间里，不论是联合舰队及常播电台事件，还是金门炮击、中苏大论战，党本质上都是中苏双方以这些作为棋子，在围绕中苏同盟内的地位结构进行博弈。

在中国眼里，苏联以老子党的姿态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颐指气使，并不怀好意。

而在苏联的眼里，中国这些行径是一个桀骜者的我行我素。中国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对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家长的不尊重，更是对其他心怀不满的东欧国家起到了负面的示范作用。

所以，苏联有必要对中国采取断绝援助与孤立等方式来制服中国。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苏联的这些制服措施却激发了中国更加强烈的反抗压制与追求国家自主平等心态。

于是，中国对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至此，两只社会主义的领头羊在彼此之间对麦芒的争吵和对抗中，越来越面红耳赤，而又无法挽回地走向了最终的破裂。

中苏之间的决裂如此迅猛，敌是如此长久和严重，本质上来说，就是因为大国间的关系主线就是博弈与竞争。

自古以来，历史上都是大国强国先天性的要拥有强势的国际地位，而小国、弱国先天性的只能是趋居弱势的国际地位，这就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属性，大国和小国之间会自发形成层级地位之分，而大国和大国之间也会自发形成博弈竞争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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