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的北京，风已经有些凉。距国庆节刚过半个月，74岁的杨成武走进民政部会议室，他即将就任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开场白只有一句：“各位，把老区当成前线来干。”话不多，却把气氛迅速点燃。
这位经历过长征、淮海、解放海南岛的上将，对数字报表没兴趣，开会先要图示和照片。三周后，他带队去了井冈山，接着是陕北、太行、延安。一站一站看，他发现问题远不止“贫困”两个字能概括。工厂停摆，乡镇企业刚起步，返乡老工人挤在土坯房里，日子难熬。
1994年春节前夕，一份《关于革命老区经济状况的调研报告》摆到相关部门案头：人均收入不足全国平均的一半，用水靠挑，用电靠抢，一旦下岗浪潮涌来，老区首当其冲。请示字数不多，措辞极硬朗，落款处是“杨成武”三个劲笔大字。
同年三月，国企改革方案正式铺开，工人分流成为热词。“不能让他们自生自灭。”杨成武在促老会内部碰头会上直言，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铿锵。秘书劝他：“形势难改啊！”他摆手：“形势再难，也有办法。”会后，他拍板三件事：先做就业培训，再搞小额贴息贷款，最后为特困户设兜底基金。资金从哪来？他一句“大家跟我先凑”定了调。
1995年春天，他带着几名退役干部来到赣南老区一个木器厂。厂长说，订单断了，百十号工人没活干。杨成武走进车间，看着堆满木屑的地面，突然问：“旧设备还能转不？”对方愣了下，回答：“能转，但没人信。”他脱下外套，抄起扳手拧了两下，“能转就不算废。”两天后，一批专门做出口包装箱的小订单被拉来，厂里重新冒烟。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救急，而是盯着长效。1996年7月，山西临汾气温直逼四十度，他还是坚持赴约。当地干部汇报饮水难，他直接下车查看。干裂的水渠让老人沉默了几秒，随后说：“先打井，再修窖，不够钱我来想办法。”那天晚饭，他只要了两碟凉菜，却打了五通电话，各方找资金。两个多月后，第一口机井出水。
同年秋季，他又把目光转向教育。老区几所中学危楼严重，学生上课得避开房梁。促老会拨不出大额款，他跑去见某企业董事长，开门见山：“帮我盖几间教室，十年后你就多了千百名客户。”对方一笑，拍板五十万元。当年的教学楼奠基仪式，他坚持站满全程，汗水浸透军装旧衬衫，仍不肯坐下。
不得不说，他的身体已亮红灯。心绞痛发作时，他捂胸口继续听汇报。医护催他回京，他摇头：“先把方案敲实。”病床旁照例堆一叠文件，家人无奈，护士叹气。一次夜里，秘书听见他低声自语：“过去捍卫新中国，用枪；现在守护工人，用笔也行。”
1997年初，第一批“老区再就业服务中心”挂牌，失业工人在这里学会电焊、家电维修、裁剪。半年后，就业率提升三成多。记者采访时，有老工人说：“杨老总就是拿心来撑我们。”老人听后只答一句：“我没那么大本事，是大家自个儿顶起来的。”
时代巨变中，很多人记住了窗口期的惊涛骇浪，却容易忽略背后那双不停推船的手。杨成武的选择简单又顽固：不愿放弃任何一名曾为国家流汗的人。1998年，他卸任会长。临走，把所有调研手稿交给接班人，“规章能改，但原则别丢。”随后端起茶杯，轻声补一句：“老区富了，我就放心了。”
二十多年过去，当年那些靠培训找到新工作的工人，多数已退休。在一些老区小镇的祠堂墙上，还挂着他的黑白照片，旁边写着八个字——“不让功臣冻饿街头”。字迹并不工整，却足够醒目。历史长卷总由无数细节拼起，而那句“我心里不同意”，至今仍让人耳边轰鸣，提醒后来者：政策可以调整，良心却不能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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