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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5年之前中朝关系也都是不错的，但是到了1965年，号称同志加兄弟的中朝关系，也出现了裂痕，而且越来越恶化。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中朝关系为什么会恶化？恶化到了什么程度？

在1965年9月3号，人民日报用四个版发表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这是林彪署的名字。

这篇文章无疑是一则宣言，它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左"，也就是我们讲的“革命外交”。

同时，中国的对外机构也都完全变成了宣传革命的基地。这样一来就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即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从中苏分裂之后，大多数也都跟着苏共走了。

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大多数国家也都跟中国断了联系。

如越南劳动党，也为了获得苏联更好更多的援助，转而背刺中国，跟苏联打得火热，日积月累，这才有了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中朝关系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对于中朝而言，只有在反美的斗争当中，双方的利益和方针才是一致的。

1965年之前，虽然当时中苏分裂，朝鲜还是跟中国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

因为在此之前，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对于朝鲜的援助是比较消极的，这样朝鲜跟中国的关系一直还是比较紧密。

随着赫鲁晓夫下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开始重新关注重视对朝鲜的援助。

在这种大形势下，朝鲜在中苏之间采取这种"骑墙"的政策。

在此之前，实际上中国是能够容忍朝鲜这种政策的，也能够理解朝鲜，想要获得双方援助的这种目标。

随着中国的对外政策转向"极左"，这样一来，对于朝鲜的"骑墙"也就不能够再容忍。

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就开始急剧恶化。

当时中朝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就是对待苏联的态度和立场上。

1965年3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解体。

1966年3月中共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也标志着中共彻底与苏共断了联系，而此时朝鲜却与苏联越来越近。

1965年12月金日成就委托朝鲜驻苏联大使，向苏联方面表示他本人非常重视苏联对朝鲜的援助，而且希望勃列日涅夫能够接见他。

在1966年3月北京就向平壤施加压力，希望朝鲜不要派代表参加苏共23大。

但是朝鲜依旧派出了代表团，并由外相亲自带队。

紧接着受苏联控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提出倡议，希望在1966年5月，在朝鲜召开会议来讨论对越南援助问题。

由于中国方面的抵制最终这事没成，朝鲜对此感到非常的不满，于是就给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去了一封信。

这封信中指责中国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以上的种种举措确实也让朝鲜从苏联那得到了一定的实惠。

1965年6月20号，苏朝之间签订了经济合作新技术协定，苏联提供了一批援助，包括一些企业和项目，还有提供了一些贷款。

与此同时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金一访问了莫斯科，双方之间还签署了进一步加强朝鲜国防能力的协定。

在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但朝鲜对此却默不作声，甚至在私底下表示赞许。

此后中国又拒绝参加了朝鲜建国20周年的庆祝活动。

理由就是说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场不便发表自己的观点。

当时中朝之间的分歧，有一个戏剧化的一幕在平壤街头就表现出来了。

当时中国使馆就在楼顶上放置了一个标语牌，就是"反帝必反修"。

朝鲜则在马路对面也竖立一块标语牌，叫做"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当时中国自认是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而朝鲜则处处强调独立自主不听北京的指挥，甚至借古讽今，通过批判四大主义来影射中国的大国主义。

当时朝鲜的报刊纷纷刊登历史文章和照片，讲述高句丽抗击隋朝和唐朝的历史，甚至关闭了朝鲜的华侨学校，而且朝鲜多次警告中国使馆关闭宣传橱窗，但是在中国使馆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朝鲜又以维修为名将中国使馆附近的道路封闭了。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朝鲜对于中国的那场运动采取了批判的立场。

文革刚一开始朝鲜的报刊就连载文章，对此进行批判。金日成对此最直接的评价，就是1966年5月份在海参崴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会晤的时候，他对此评价道

"简直愚蠢得不可思议"。

以上的三点也就表明中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就导致双边关系开始逐渐的下降。

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加上外交的失控，确实让中朝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

但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和中越关系还是完全不同的，简单来说就是冷淡而没有对抗，恶化而没有决裂。

从表面上来看到1967年中朝之间的交往已经十分微弱。

1966年10月26号中国驻朝大使焦若愚奉调回国，没有再回来。

11月21号朝鲜驻中国大使朴世昌也奉调回国。

1969年5月中国驻朝使馆的人员有2/3都已经回国了，而且中国也没有派人参加朝鲜建国20周年的庆祝活动。

这让朝鲜人看来是对他们的一个极大的侮辱。

另外在"那场运动"初期，朝鲜的华侨学校都换成了朝鲜人为校长，而且很多华侨学校随后也都被关闭或者取消，或者已经并入到了朝鲜人的学校。由于受到虐待和排挤，大量华侨开始纷纷私自越境回国。

1966-1968年这期间，吉林省的7个口岸共计接待了6285名华侨，辽宁省一共接待了1900多人。

在中国方面，红卫兵小报和大字报也开始散发一些关于朝鲜的谣言和对朝鲜的这些攻击性言论。

1967年1月就出现了朝鲜发生政变，朝鲜副首相金光侠被捕的这种谣言。

2月19号在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攻击金本人的大字报，说他是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

朝鲜对于这些谣言和攻击言论的通常不以报刊的方式进行回击，只是在外交场合通过散发书面声明和口头声明来回应，或者直接向中国使馆提出抗议。

在1965年到1969年，中朝交恶的社会现象主要发生在中朝边境地区，当时比较有名的就是广播喇叭大战。

1968年夏天的时候，中朝两国工人在中朝合建的鸭绿江上的水电站，一边共同劳动修缮大坝，一边用大喇叭各自宣传自己的口号、自己的观点，每天十多个小时热闹非凡。

在1969年初，在延边地区，上海知青和当地的造反派就共同在图门口岸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领袖像，搭了架子安上了扩音器，就向对面宣传文章和观点。

朝鲜这边也是如法炮制，跟中国这边做了一样的事情，双方也就这么对着喊话，丹东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在那场运动当中还有一件事情是闹得比较厉害的，就是造反派到处抓"朝鲜特务"。

当然了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朝鲜族干部，朝鲜族干部不仅在工作当中受到排挤，而且有一些还遭到了揪斗，关押审讯。当然了朝侨和朝鲜族群众也受到了波及。

从1967年到1970年10月，在延边地区一共有上万人因"朝修特务"案被逮捕。

从1965年到1969年，尽管在这期间中朝来往比较冷淡，中朝的社会情绪比较对立，但是从官方的角度来看，高层都不想看到中朝关系持续恶化下去，最终走到决裂的地步。

这期间中国发生的一些过激行为往往都是红卫兵和造反派自发的一些行为。

官方的角度来看，一些报刊和文件当中从来没有称朝鲜为修正主义国家，一些政策性文件也从来没做出过不利于朝鲜的指示。

对于中国的一些过激行为，朝鲜的报刊也往往不予报道不予理睬。

对于朝鲜的一些含沙射影的批判，中国方面往往也不予理睬。

1967年初的时候，朝鲜外交官散布了一则谣言，就是说中国打算利用1956年逃到中国的朝鲜干部来反对朝鲜。但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是非常克制的。

只不过在文革初期，随着中朝交恶，逃到中国的朝鲜干部生活情况得到了改善，把他们从流放和劳改地安排到了北京、上海、西安、太原、青岛等地，生活情况确实有所提升，但是确实也没有打算利用他们做一些什么反对朝鲜的事情。

至于经济关系，金日成曾对苏联人讲，中朝双方的贸易虽然没有中断，但是也只是维持在最低水平。

虽然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但是显然中方不打算履行相关的责任。

实际的情况是1966年的时候，中朝贸易额达到了2亿多美元，这是历史最高水平。

即使到了1969年还有9200万美元，显然他所说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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