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官方编纂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史记》和《资治通鉴》具有特殊地位。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开创纪传体先河，鲁迅曾用"史家绝唱"形容其文学价值。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以编年体形式系统记录历代治乱兴衰，宋神宗认为这部著作能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借鉴。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中国古代史学的两大高峰，在体例和功能上形成互补。

这两部史学著作虽然题材相近，内容存在交叉，但具体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

学术界对两部重要史学著作的差异已有诸多探讨。毛泽东同志曾对此进行过系统分析，本文将以他的研究为基础，比较两部著作的异同。

《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历史地位和思想内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部由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巨著，通过记录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方式，为现代政治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共产党人在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时，往往从《史记》中汲取智慧，这部著作的叙事方式和历史观对党的思想建设具有独特价值。

1937年5月，中国面临严峻的民族危机，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促使众多学者将目光投向《史记》。他们从史学和文化的双重角度，对这部经典著作展开深入研究。

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曾编著《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书中大量摘录《史记》中的历史典故。张元济认为，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必须大力倡导《史记》所记载的舍生取义精神。

他在研究中明确指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司马迁及其《史记》蕴含的价值理念有着深刻把握，并进一步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

毛泽东从《史记》中汲取了哪些思想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