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方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席教授、国家博物馆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汉唐时期的考古、历史、文物、美术的教学与研究。包括吐谷浑余部历史的研究、三国至隋唐时期墓葬制度的研究、中国古代金银器研究、古代马具的研究、古代玻璃器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石器代表着人类对工具的加工使用；陶器将泥土通过水与火，第一次合成了新物质；而铜器、铁器又为人类社会的飞跃发展带来了曙光。金银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贡献不强，研究也不曾出现高潮或热点。然而金银自从被人类发现利用后，以稀有难得、辉煌灿烂的自然魅力，带着一种生命的灵性，始终如一地在社会生活、历史发展中起到微妙的作用，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黄金，在自然界中多以游离状态存在，可以直接获得。银在自然界中有单质的自然银，但主要呈化合物状态，需要掌握提炼技术才能获得。黄金在自然界的分布相对均匀，银的储存量大于黄金。
金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不容易与其他元素发生反应，只能溶于镪水等腐蚀性较强的物质中。金永久不变色、抗氧化、防潮湿、耐腐蚀、防霉变、防虫咬、防辐射。银能溶解在硝酸或热浓硫酸中，具有很好的耐碱性能。金和银的物理性质，即润泽和发光，易于分割，柔韧性、延展性强。都能锤成极薄的箔，又可以拉成极细的丝。当人类最初发现自然金时，应该是迷茫与兴奋、惶恐与喜悦并存，在复杂的情绪下，人们经过成功地利用黄金，创造出了中国古代生活的浪漫和艺术的奇迹。
金银及其器物的特点，是在社会生活中承担了货币、赋税、赏赐、贡奉、赠送、施舍、悬赏、贿赂、赌博等多种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甚至波及中国的语言词汇，如形容永不失效的承诺为“金口玉言”，不可改变的原则称“金科玉律”，时间宝贵称“一刻千金”，坚固无摧叫“固若金汤”，文章精炼和改文章精彩叫“惜墨如金”“点石成金”，称聪明漂亮的男孩为“金童”，出身高贵女孩为“金枝”，豪华而腐朽的生活是“纸醉金迷”，人由坏向好的转变称作“浪子回头金不换”等，使金银器由物质领域上升到精神层面。可以说，黄金、白银用天赋的色彩描写了生活的诗、历史的事，曾诱发过人类灵魂的贪婪和罪恶，也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观看金银器，就是在观察我们自己的历史。
中国古代金银器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中显示出阶段性变化，大致可分为隋唐以前，隋唐五代和宋代以后三个发展时期。
隋唐以前
河南汤阴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含金砂陶片，被推测是有意把金砂掺入陶土内以起到装饰作用。稍晚一些相当于夏代的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金环、银环，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金银首饰。到了商代，北京刘家河墓葬出土金钏、金笄和金耳饰，其他很多商代遗址和墓葬中也发现金箔、金片、金叶、金丝，大多是黏附在棺椁、漆器、车马具上的饰品。用于装饰大约是黄金最初的功能。
商末周初的四川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发现的黄金面具，有强烈的祭祀膜拜意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纯金皮包卷的杖，是权力的象征。金沙遗址的四鸟绕日金饰件，明确表现了对太阳神的崇拜。河南三门峡市西周时期虢国墓的金腰带饰，是死者身份地位的体现。西周晚期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人墓的金饰片，可能为棺上的装饰。这类贵重豪华的器物，极大地扩展了黄金的使用功能和特殊意义。
▋金面具
商代晚期
通高17.5、宽30.9、厚0.013～0.056厘米，重97克
2021年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K3），现藏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从制造技术上看，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金片厚仅0.01±0.001 毫米，加工经过退火处理。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金面具等，采用了锤揲、剪切、刻划等多种手法，表明当时对黄金的性能已经熟悉，而铸造的金带饰，标志着西周熔金铸器业已成熟。
春秋战国的金银器又有了兵器、车马具的装饰。还运用锤揲、焊接技术，展示出了浮雕、圆雕、镂空等艺术效果，如铸造出浮雕式的带钩，制造又上一个新的台阶。
容器的出现是金银器发展中划时代的标志。湖北随州战国时代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杯和器盖，形体大，花纹精细而复杂。山东淄博临淄西汉齐王墓随葬坑中出土的银盘，据刻铭可知为战国时代所制。这些器物的制造方法基本与当时的青铜器相同。
▋银带钩
战国
通长16.6厘米，重200克
1977～1978年出土于山东省曲阜市鲁国故城遗址3号墓，现藏于孔子博物馆。
春秋战国时金银错、鎏金已是常用的技术。金银错是在铜器铸造时预留或刻出凹槽，内镶嵌金银丝、片，形成图案或文字，再经磨错与器表光平一致。鎏金是以金粉末与水银生成汞齐，涂于其他材质器物的表面，待水银蒸发后，金附于器表。金银与多种工艺的结合，色彩绚丽，华美异常。代表性的作品见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等。
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器数量比前代增加，显然不是仅仅依靠采集于自然。《管子·地数》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山上有铅，其下有银。山上有银，其下有丹。”说明人们发现了利用矿床共生组合找矿的方法，开始了寻找和开采黄金和白银。《山海经》中提到的产金、银的地区，包括今河南、湖北和山西、陕西南部，四川、湖南和江西北部，以及山东和甘肃少量地区。比较明确的黄金的重要产地是楚国领地。《韩非子·内储说》上篇云：“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战国策》记载，楚怀王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楚国正是由于拥有天然的资源，率先发展起了黄金器物的制作。
战国时期黄金、白银已经具备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功能，据《管子·乘马篇》记载：“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镒。……黄金百镒为一箧。”可知黄金与其他物品的比值已出现。河南扶沟县古城村的铲形银币，楚国境内使用的金币“郢爰”“陈爰”，还有一些金饼、小金片，都是不同形态的计重货币。
▋金带具
西汉
长96.2、宽5.8～7厘米，重283克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现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现藏于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进入汉代，金银器制造摆脱了主要作为附属装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金银器皿数量、种类增多，有盘、匜、碗、盆、盒和壶等，还有金灶模型、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金银印章、各种首饰。新见的有医用器具、工具等，进一步扩大了金银制品在生活中的用途。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刘胜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云南晋宁石寨山墓的金银器，是西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发现。
▋金兽
东汉
共2件，一件通高3.3、长3.7厘米，重9.7克；另一件通高3.1、长3.9厘米，重8.4克
1969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县（现定州市）北陵头村中山穆王刘畅墓，现藏于定州博物馆。
汉代关于金银矿藏的开采方式、冶炼、金银成色的记录都出现新变化。《华阳国志》讲到培县“孱水出孱山，其源出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为金银”。人们对河流中淘出的黄金加热融合，是对火法炼金的掌握。用色泽来判定黄金成色的技术已经成熟，汉代经测定的马蹄金等的含金量一般都在95% 以上，最高达99.3%。如果没有较高的冶炼和提纯工艺，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纯度。
陕西西安沙坡汉墓出土的金灶模型，四壁、边缘用金丝和金粒焊缀出纹样，金丝焊卷出烟囱，灶眼上的釜中堆满金粒。河北定州陵头村东汉中山王刘畅墓出土的龙形金饰片、金辟邪、羊群均为掐丝作品。这些掐丝和金粒焊缀及镶嵌工艺，反映了当时对金银材料特性的深刻认识。河北获鹿西汉墓的银盘出土时洁白光亮，崭新程度犹如现代器物，表明当时抛光技术达到很高水平。
▋金戒指
汉晋
戒面通长4.8、宽2.1、戒环径2.3厘米，重12克
2003年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地，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文献记载还透露出汉代金银器制造主要由官府掌控，也有皇亲贵戚私自制作。汉代使用金银器除与财富、权力结合之外，又上升为神秘的信仰，“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这一观念助长了金银器皿的生产制造，暗示出金银器虽然未必是各种材质的最顶端，却在社会生活中霸居首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金银的开采、器物制造以及官府手工业管理经常失控，黄金和白银产量减少，另外，佛教的兴盛也耗费了大量金银，这一时期发现的金银器不多。不过文献中记载，人们对银矿品位的认识提高。《魏书·食货志》记载：延昌三年（514 年）“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年秋，恒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很清晰地描述了矿石含银量的不同和银矿之间的差别，这是对矿藏品位的最早记载。而记载禁止私造金银器之事，却恰恰说明工匠已流落到民间。南朝刘宋时期始兴郡存在采银专业户，人数很多，采矿和组织方式有了新的发展。从曹操的《上器物表》《上杂物疏》中提到的各种金银器物名称可知，器物种类逐渐增多。出土实物中也出现一些精品，如北京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出土的掐丝镶嵌银铃，山西省太原北齐娄睿墓、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金银饰。而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朝阳王子坟山、朝阳田草沟等出土许多金银首饰和服饰，形态奇特生动，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特征。
▋银壶
北周 天和四年（569年）
通高37.5、最大腹径12.8厘米，重1.5千克
1983年出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现固原市）南郊乡深沟村李贤夫妇合葬墓，现藏于宁夏固原博物馆。
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即西方国家和地区输入品较多。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的银盘、北魏墓的银碗、北魏城址的银长杯和银碗，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的鎏金银壶，以及广东遂溪南朝窖藏的银碗等，都是来自西亚或中亚的遗物。外来器物，其技术为中国金银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黄金、白银材料上光亮照人的优势，能够创造出精细和灵巧的作品，于是在金银工艺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金银器不仅数量、种类远超前代，而且作品的境界神奇。这时金银器迅猛发展的原因是：第一，对金银矿的广泛开采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原料。第二，中央、地方甚至私人作坊齐头并进，出现大批优秀的工匠，特别是官府作坊集中了各地的能工巧匠，并有严格的生产管理监督机制，使器物制作日益精良。第三，试图邀功取宠的大臣也利用体积轻巧、价格昂贵的金银器作为进奉物，促进了金银器的生产。第四，西方金银器继续向中国输入，外来器物的涌入给金银器的生产带来了突破传统的新机遇。
▋银菩萨
通高38.5、菩萨高22厘米，重1926.7克
1987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遗址，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这一时期重要的发现有陕西西安李静训墓、西安南郊何家村、西安和平门外、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窖藏、铜川耀县柳林背阴村、宝鸡扶风法门寺地宫，江苏丹徒丁卯桥，浙江杭州雷峰塔地宫、临安板桥吴越墓等。
隋和唐代前期的部分器物如高足杯、带把杯、多曲长杯和折腹碗，形制不是中国传统造型，即便不是外来物品，也是仿造品。流行的忍冬纹、葡萄纹也具有外来文化风格。唐代后期及五代，基本摆脱了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常见的碗、盘、盒等器皿的平面多做成花口形，纹样风格自由随意，以阔叶大花为特点的折枝纹兴起，鸳鸯、鹦鹉、鸿雁、双鱼等成为人们喜爱的动物题材。新出现了各式壶和锅、铛、瓶、蛤形盒等器型，还有整套的茶具、酒具等。
隋唐五代在金银制作工艺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尽管许多都继承了前代，但锤揲、錾刻技术都更加成熟并广泛利用。锤揲技术是利用金银板片质地较柔软的特点，按设计通过锤击延展形成需要的形状以及装饰花纹轮廓，使作品摆脱了平板单调的样式且形态更为随意，具有浮雕的效果。錾刻是器物成型之后的进一步加工，多用于复杂花纹、珍珠地纹的制作，各种流畅的线条以及细密的小圆圈，使器物表面更为斑斓，具有光芒四射的质感。镂空是一种特殊的錾刻，即剔掉不需要的部分，也称为透雕，使器物有玲珑剔透之美。编织、铆接、焊接、切削等工艺也开始流行。一些器物带有文字，如陕西西安西郊未央区鱼化寨南二府庄出土的宣徽酒坊银注壶，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宣徽酒坊莲瓣纹弧腹银碗，分别刻有“内园供奉”“宣徽酒坊”等铭文。陕西宝鸡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器物，大量刻有皇室作坊“文思院”字样，体现出当时的制作机构、器物的用途和营造管理等。
▋银铃
通高8.2、口径9厘米，重351克
1954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现赤峰市）大营子村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辽代金银器主要发现在等级规格很高的皇室贵族墓葬中。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会同五年（942 年）耶律羽之墓、赤峰市大营子应历九年（959 年）赠卫国王驸马墓、哲里木盟奈曼旗开泰七年（1018 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吐尔基山墓都随葬了各种金银器。其中杯、盒、盘、壶等，直接承袭唐代风格，折肩银罐、仿皮囊的鸡冠壶等独具特色。蹀躞带及带上的佩挂物件，造型、纹饰取材于草原民族文化。首饰的种类和样式，按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设计，还有一批更富于民族特色的马具和殓葬用具，马具包括鞍具、辔具、当卢、铃等。殓葬用具有面具、尸体网络、靴等。金代、西夏金银器不多。河北固安于沿村宝严寺金代塔基地宫出土了比较精美的一批器物，有供养器、法器、生活用具。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区中的八号帝陵中出土的金带饰、花瓣形镂空金饰，内蒙古临河区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有金佛、莲花形金盏托、凤凰纹金碗、金指剔、镂空人物纹金耳坠、金环、桃形饰、弧形饰片等。宁夏灵武市横山黄河古渡口的一批西夏银器，主要是当地传统融合其他文化产生的异样风格，有标示重量的墨书西夏文字，还有压印凸起的梵文铭文以及汉文、西夏文。
宋代以后
宋代以后，由于金银器原材料更加充足，器物产量增加，商品化和民众化的倾向很浓，批量生产使器物大量重复，模式化、成套的器物纷纷出现。器物的商品化，使产品适应了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以崭新的风貌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是更加华丽、精细。一是趋于素朴、简洁。前者服务于贵族豪富，后者满足于普罗大众。
▋金项饰
南宋
内侧金链1件，长24.9、截面长宽均为0.5厘米；中间金链1件，长28.9、截面长宽均为0.6厘米；外侧金链1件，长32、截面长宽均为0.5厘米；扣环链1件，长13.3厘米；犀角形牌饰2件，长5、最宽处2.4、厚0.6厘米；桃形挂坠坠饰2件，均长1.55、最宽处1厘米；桃心形坠饰1件长2.4、最宽处1.8、厚0.18厘米；总重272.7克
2014年出水于广东省“南海Ⅰ号”沉船，现藏于“南海Ⅰ号”考古发掘现场临时库房。
宋元金银器多出自窖藏，比较重要的有福建邵武故县、江苏常州溧阳县、浙江温州永嘉县、江西乐安县、四川彭州、山东临沂莒南县、湖南常德临澧县和安徽合肥的发现。墓葬中的金银器，以安徽休宁县朱晞颜夫妇合葬墓和江苏吴县延祐二年（1315 年）吕师孟墓、无锡延祐七年（1320年）钱裕墓、苏州至正二十五年（1365 年）张士诚母曹氏墓为代表。还有一些平民墓葬的发现，表明拥有金银器不再局限于皇室和高级贵族中，富庶人家的生活用品中也较为常见。
宋元金银器的造型和纹样发生明显的改变，普通的碗、盏、杯、碟、盘、盒、瓶各有不同的样式。如碗类器物，除了圆形，还有四曲、五曲、六曲、八曲、十曲、十二曲甚至更多，有些器皿造型直接取材于自然界的梅花、葵花、莲花、菊花。如四川平武窖藏的梅花杯，把柄犹如一枝苍老粗壮的枝干，四根较细的枝杈与梅花形器体的口沿和腹部连接，自然地融入盏体，成为杯壁上所刻梅花的枝梢，纹样与器形浑然天成，整体是一枝盛开的梅花。还有写实瓜果等仿生的形状，四川彭州窖藏的瓜形金碗，好似切开的半个瓜，顶端有外鼓的瓜脐，尾部是瓜蒂，由萼和藤蔓扭成器柄。这些器物构思巧妙，造型和纹样真实感几乎要掩盖过器物本身的实用性。
▋银杯、盘
南宋
银杯：高5.5、口径8～9.5、底径2.8～4.2厘米，重75克；银盘：通高1.3、口径13.4～17.6、底径9.9～13.6厘米，重99克
1980年出土于福建省建阳地区邵武县（现南平市邵武市）水北镇故县村庵窠窖藏，现藏于邵武市博物馆。
写实纹样的种类也十分明确，有牡丹、菊花、荷花、桂花、梅花、桃花，还有双凤、对鸟、如意、瑞果、鱼藻、狮子戏球、童子戏球等，这些花草动物大都具有特定含义，牡丹象征富贵、莲花象征纯洁、桃子象征长寿、梅兰竹菊象征君子、鱼象征富裕等，花鸟虫兽组合直接与福、禄、寿、禧等观念相联系，通过象征、寓意、比拟、谐音等表达思想。“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祥和气息，形成一种新的文化韵味，这是中国民俗艺术史上的新现象。
士大夫的审美影响了高档产品的制造，诗情画意的场景、闲情雅致的意蕴经常体现在器物装饰图像上，并题有诗句，融诗书画为一体。仿古或复古风格的器物又是一个重要现象，通常是模仿先秦时期青铜礼器，不仅有鼎、簋类的造型，还施有云纹、雷纹、回纹、饕餮纹、夔纹、蝉纹、乳丁纹，精巧别致，古色古香。
宋元金银器上的刻铭大量出现。四川彭州窖藏近350件器物中，带铭记的有250 多件，共有铭记480 款。刻铭文字的内容有制造地点、店铺字号、工匠名字、所有者名字以及器物名款、重量和质地成色的标记等。这些铭文，反映出店铺及工匠对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充满自信以及对客户信守承诺的态度，带有宣传、广告的意味，这是私营作坊和个体工匠发展的成熟标志，还可确认一些名不见史传、却留下优秀作品的工匠名字。
▋银瓶
元
通高51.5、口径9.6、腹径23、底径10.6厘米
1985年出土于江西省德兴县（现德兴市）虎头岭山麓元代银器窖藏，现藏于德兴市博物馆。
宋元金银器制作技术的进步，是将唐代已经成熟的铸造、镂空、切削、焊接、錾刻、锤揲等技术发挥到了近乎极致。值得一提的是，夹层工艺是宋代的新创造，原因是商品化生产追求多快好省，尽量用最少的原料、最短的工时，获取最大利润，所以在宋代金银器整体呈现轻薄的情况下，为了满足高贵的需求，工匠通过夹层使器物呈现出厚重、高浮雕效果。
宋元金银器的南北差异明显。北方地区有些器物带有明显的草原民族特点，简洁、实用的高足杯和扳耳杯是相对多见的器类。此外，布满金饰的马具、带具最有特点，纹样有大角卧鹿，人格化的神鹰等，游牧生活气息很浓。南方金银器细腻、精美，摹仿佳花瑞果造型的器物逼真，这些器物装饰并无实用功能，追求的是赏心悦目。
宋元金银首饰和成套妆奁用具数量大增，经常在普通的墓葬中发现，反映了梳妆的讲究和过程的复杂，也说明民众生活发生了普遍变化。
明清金银器的用途更为广泛，渗透到宗庙建筑、宫廷装饰、典章祭祀、冠服首饰、文房用具以及陈设和佛事等方面，器物无固定模式，很多向纯艺术性、观赏性方向发展。
▋金冠
明 万历
通高24、口径20.5厘米，重826克
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县（现昌平区）定陵地宫，现藏于明十三陵博物馆。
明代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成化帝万贵妃之父万贵墓、南京中央门外明代开国将领康茂才墓、汪兴祖墓、东瓯王汤和墓，还有各地藩王及其家族墓葬都出土金银器。定陵共出金器289 件、银器271 件。其金爵、金壶、神宗皇帝佩戴的金冠等，显示了明代金银工艺的高超水平和皇帝至高无上的身份。帝陵、藩王和高级贵族墓葬出土的金银器，出现不少铭文，内容包括制作年代、制作机构、器物名称、金的成色和重量、经管官员和工匠的姓名，特别是明代内府“银作局”的产品，代表了明代金银器细工的最高水平。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瓜地村窖藏，是难得的一批南明器物，有金银器28 件，包括鼎、爵、斝、匜、盘、蟠桃杯等。造型古雅，器体小巧，显然用于陈设观赏或财富储藏。万贵墓随葬金银器物的总重量达500 两，圆雕太白醉酒像金盏，盏外壁錾刻八仙人物，代表着金器制作水平达到的高度。
▋金佛像
清 乾隆
通高5.4、宽3.5厘米，像重118.2、带龛重225克
1978年出土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白塔寺塔顶，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清代金银器向华贵、辉煌嬗变，清代太宗皇太极之女固龙雍穆长公主墓出土装骨灰的银屋，贵极一时的清代直隶总督兼军机大臣荣禄墓中随葬大量金银珠宝，其中1 件金葫芦重达139.6 克，刻有“丙申重阳皇太后赐臣荣禄”，是慈禧对荣禄六十寿辰的赏赐。
明清金银器制作不仅更加精细，还常常与镶嵌工艺相结合，各种宝石镶嵌使器物更为奢华，还有点烧珐琅或以金掐丝填烧珐琅的新工艺出现。累丝工艺的作品堪称金银细工一绝，制作过程是先以较粗的银丝组成卷草纹，间隙用细银丝堆累其中，然后用熔焊的技法使表面略有熔融从而光滑平整，具有织物柔软华丽的质感，显示出对金银材料特性的更深刻了解。除了宫中有优秀的御用工匠以外，民间制作也十分昌盛，店铺和作坊遍布各地。
在之前按照材质来区分古代器物的分类研究中，金银器没有成为单独的门类。但当以科学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出现后，金银器实物不断出现，改变了很久以来人们依赖文献记载对古代金银器的想象，直观地看到了古代金银器的真实面貌和变幻难测、跌宕起伏的变化，感受到了器物上凝聚的艺术家与工匠的才华智慧，并发现金银器直接参与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生活。
金银器，质地上的可塑性和外观上的绚丽辉煌，使人们利用物质材料来表达精神生活的形式更加丰富，虽然与高和贵结缘，代表着上层社会的文化面貌，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财富、信仰、礼仪、等级、技术、艺术、时尚、理想及对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风貌与变迁。这部《 》，就是这一历史的全面展现。
《中国出土金银器全集》的出版是首次自主开展的对中国百年考古出土金银器资料的文物普查工作，拟收录经科学发掘且信息完整的金银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考古、文博机构提供基础资料，时间跨度为青铜时代至明清时期，突出标准器与艺术性，基本囊括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典型器物，力争涵盖所有与金银器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该套书的出版是对中国古代金银器文化元素与文化特征的一次集中展示、系统研究和归纳总结，将直观再现中国瑰丽绚烂而融会贯通的金银器成就，构建真正考古学领域中的中国出土金银器文物标本库。并为我国当今的历史、科学、艺术等学科研究提供可信的、系统的资料。
全集共收录4234件（套）器物，集合全国364家考古文博机构、800余人参与。
第一卷（北京、天津、山西）
第二卷（河北）
第三卷（内蒙古）
第四卷（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
第五卷（江苏）
第六卷（浙江）
第七卷（江西、安徽）
第八卷（山东、河南）
第九卷（湖北）
第十卷（湖南）
第十一卷（广东、广西、福建、台湾、上海）
第十二卷（重庆、云南、西藏、贵州）
第十三卷（四川）
第十四卷（陕西上）
第十五卷（陕西下）
第十六卷（宁夏、青海、甘肃）
本书编辑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很多器物散见于各类书刊以及馆藏展示，定名各种各样，如何统一，颇感为难。遥远的古代金银器，很多功能用途不明，或一器多用，也无法准确定名。定名等于定性，如不准确，容易引起误导。本书采用谨慎的做法，原则是定名尽量简洁，统一体例，兼顾各卷。个别器物的名称会有争议，属于学术研究范畴，暂不采用，或在图片说明中指出。还有少量器物的断代可能有问题，暂时尊重保留提供单位的意见。
将全国各地，从早到晚的古代出土金银器编辑成书，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本书虽然称为全集，但与出土实物相比，也只能说具有代表性，是精选，不得不遗憾地删减大量重复的器物，对有些未经去锈修复或照片不清晰的器物也忍痛割爱，好在每卷不仅有概述，还有资料出处的注释，可供参考。但重要的是，很多器物是首次刊布，有些以往虽发表，这次采用了更加清晰的照片和准确的说明。
本书的编撰酝酿在十几年前，正式启动后，由众多的发掘收藏机构、作者、编辑共同努力完成，应该向所有参加本项工作的同仁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2025 年6 月
本文为《中国出土金银器全集》（齐东方主编. 北京:龙门书局，2025.8）一书“前言”，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5088-6717-5
责任编辑: 孙 莉，王琳玮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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