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从庐山下来之后的陈伯达回到了北京的家，打这开始，他就被软禁在了家里。
他在北京的家里，一直过着度日如年、如坐针毡的日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度过了10个月零25天。
一直到1971年，这一年的9月13号，吃过安眠药的陈伯达，慢慢的进入了梦乡。
而当天晚上，凌晨的1:55分，一架编号为“256”的三叉戟飞机，趁着夜色越过了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了蒙古的境内。
这架飞机越过边境之后，就没了踪影，下落不明。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周公当即就通过长途电话，给各大军区的负责人通报了情况，并且，他当即发布了命令。不过，在命令里他并没有点名是谁，而是这样说的：
“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来源：《陈伯达传》.第12页.叶永烈.著.
等知道那架飞机坠毁的消息，是在次日的下午时分了。这个消息，还是我驻蒙古大使馆发来的报告。
随着这个事件的发生，作为林身边的“亲密战友”，陈伯达的境遇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已经被软禁的他，对此毫不知情。
同年的9月13号，晚上时分。
睡得迷迷糊糊的陈伯达，被门外嘈杂的声音吵醒，那声音是陌生的。
他吃力的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瞅见卧室里闯进来几个穿着军装的小战士。还不等他开口询问发生了什么，小战士就把他从床上拽起来，一人夹着一个胳膊，塞进了小汽车里。
孤零零的一辆小汽车，在沉沉夜色中孤零零的行驶在路上。
陈伯达坐在车子里，左右是两个小战士，他压根不晓得自己这是要去哪里？也不晓得前面会遇到什么？
他只大概的分辨出来，这小汽车好似是出了北京城，行驶在郊外的路上。
也不晓得是过了多久，汽车停在了一个被高墙包围的地方。下车后，他就晓得自己是来到了什么地方。尽管他之前没见过秦城监狱长什么样，但心里其实也是有了一个大约的肯定了。
晚年的时候，他在回忆手稿里面，是这么记述当年站在秦城大门口时的场景：
当逮捕送到监狱时，我在监狱门口不愿进去，大声说道：“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
阜平，是河北西部的一个小县城。
他为啥会站在秦城监狱的门口，在即将送进监狱的时候，大声的提到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呢？我们来看看他口中说的“好事”是什么事？
1948年的4月13号，伟人和中央机关来到了河北的阜平县的城南庄。
伟人到了城南庄之后不久，就特意让人去把陈伯达叫了过来。那会，陈住在平山县。
之所以要把他叫过来，是因为准备安排他去莫斯科，争取苏联人对咱们的支持和帮助。等陈到达城南庄之后，已经准备好了相关的文件，还有一些古董作为礼品。而之所以选择陈伯达，是有着两方面的考量。
一来，他曾经在莫斯科留过学；二来，他是意识形态当面的专家和学者。
不过，陈伯达最后也还是没有去莫斯科。因为斯大林提前打来电报，说会派米高扬来西柏坡会晤，也就不需要陈去莫斯科了。
于是乎，陈也就没有返回平山县，就住在阜平县的城南庄。
在城南庄的那段日子，伟人异常的忙碌。
他白天连轴转的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到了晚上还要研究马列著作，起草各种文件，批复各方的文电，常常忙到深夜，忙得饭食也顾不上吃。有一次，开饭时间都过了，警卫员把饭热了又送过来，放在办公桌上。过了一段时间，掐算着差不多也吃完了，警卫员进来收拾碗筷，发现饭食一口没动。
警卫员本想劝一下，但是看着伟人全神贯注的工作，他也不好得打扰。只得默默端走饭菜，再次热了端进来。这回，他没忍住，开口劝趁着热乎先吃点饭菜。主席说好，我吃。
过了一会，警卫员走进来，主席正全神贯注的盯着地图上的一个红色箭头沉思，桌子上的饭菜还是一口没动。
日子就这么平静又忙活的，悄悄过去了。
起初，不知道什么原因，伟人在城南庄的踪迹被敌人摸到了。于是乎，这一天，在城南庄的上空飞来一架B—25轰炸机。
陈伯达听见轰炸机的声响，赶紧朝着伟人居住的院子跑过去。
他一跑进院子，就焦急的大喊“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他跑进屋子里，看到警卫员正着急的催促着主席赶紧去防空洞。陈伯达也着急忙慌的说飞机近了，赶紧躲一躲。
伟人也意识到了敌机逼近，就跟着大家朝防空洞撤离。
一行人前脚刚跑出院子没多久，身后的院子里就落下一颗炸弹。
“轰隆”一声巨响！
精准的命中了院子，伟人居住的那间屋子，玻璃全都震碎了，就连屋子的墙都炸塌了！
倘若没有及时撤离，后果不堪设想！
敌机能这么精准的命中目标，一定是出了问题。后来查明，原来是有两个特务混了进来，这两个特务，一个叫孟宪德，一个叫刘从文。这两人以密电的方式，把伟人住在城南庄的具体地址传了出去。
这就是陈伯达站在秦城监狱门口，口中大呼的“好事”。
晚年的时候，他接受叶永烈的访问，谈及这段往事，他是这么说的：
本来，这件事不值一提。充其量，我只是做了一件“好事”。可是，当我被突然投进监狱，我为了我自己，才喊出“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
这句话.......我确确实实，是为了救自己！
——来源：《陈伯达传》.第193页.叶永烈.著.
他知道，在监狱门口大喊的这句话，是会被汇报上去的。尽管别人不明白这“好事”是什么，但他知道，伟人是晓得的。
起初，刚进监狱的时候，陈的日子不好过，待遇也不好。
他被关在条件不好的牢房里面，连床都没有，就是在地上随意铺了一个草甸子，晚上就睡在上面。巨大的落差之下，这个老夫子的情绪十分的低落，很是悲观，一度想着自杀，但又没有那个勇气。
他也不记得是哪一天，就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在监狱的生活待遇忽然变好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待遇变好之后，在秦城的生活，竟还比在家里还舒服。
给他专门配备了一个炊事员做饭，这个炊事员还会时常来询问他：饭菜做得好不好吃？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想吃什么菜？
还有一名医生，每天都会过来看看他的身体状况。
住的牢房也搬去了三楼。
秦城的监楼拢共只有三层，陈伯达搬去三楼之后，牢房里不仅有床了。而且，他还可以在三楼自由活动——整个三楼，只有他一个人。
除此之外，知道他是个读书人，就给他准备了书籍和报纸。倘若他想额外看看别的书籍，经过审批之后，监狱会提供给他。
这些特别的优待，打消了他那股想自杀的念头。
他想活着，只要活着，他就相信自己的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他茫然又焦灼的心情，慢慢的平静了下来。
那时候，高墙之外，正以排山倒海的形势刮着“批林批陈”的浪潮。
而陈伯达在秦城监狱里，过着颇为优渥的生活。他这段特殊囚犯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伟人病逝。
也正是因为此，他一直很感念主席。他认为要不是有着特殊的照料，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监狱的时候，有工作人员专门来到监狱里，询问调查他阿紫阜平做了啥好事。
他们要求陈把口中的“好事”写成一篇书面材料。
经过再三的考虑之后，陈这才拿起笔，开始写。不过，他只写了一小半，就没有写了，故而他这份材料也就没有交上去了。
一直到1982年的4月23号号这一天，陈伯达和周扬的谈话中，提到了这件“好事”。
他和周扬的这次谈话，一直聊到了晚上，等回到家的时候，夜已经深了。第二天起来之后，陈伯达这才同儿子陈晓农谈及了，昨晚和周扬之间的谈话内容。陈晓农赶紧拿出笔记本，记下来两人的谈话内容。
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
为啥当初他只写了一小半的材料？为啥不全都写出来呢？
他也没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咱们只能从其他信息里来了解。
晚年，和叶永烈聊起来这个往事，陈伯达是这么说的：
.......这件事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说起这事，是求主席能够宽恕我，不让我进监牢。
——来源：《陈伯达传》.第194页.叶永烈.著.
他是想借这个“好事”获得宽恕，不进监狱。但是他已经进去了，而且刚进去的时候，糟糕的待遇让他心灰意冷，一心寻死。或许，也正是这种糟糕的心理状态，让他也没有写材料的心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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