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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一则史料，深感政治对生活的影响，真应了那句“生活即政治”，连吃什么都要注意。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回迁南京，中国社会迎来了一场微妙的饮食文化转向。
川菜突然成为餐桌上的荣耀象征，而曾经显赫一时的淮扬菜，则悄然退居次席。
这种口味偏好的变化并非偶然，背后承载着深刻的政治隐喻和社会心理。
在当时的南京、上海等地，人们热衷于标榜自己在战时与国府“共赴国难”，川菜的流行成为这种身份认同的味觉表达。
而淮扬菜的式微，则暗含了一种微妙的道德审视。
它被视为沦陷区的饮食符号，与“留守”甚至“附逆”的嫌疑隐隐相连。
川菜的突然崛起，与抗战时期的政治中心西迁密不可分。
1937年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大量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随之涌入四川。
八年抗战期间，重庆成为战时陪都，而川菜也随之成为国府官员、军队将领和流亡知识分子的日常饮食。
辣椒的刺激、花椒的麻香，不仅适应了四川潮湿的气候，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战时艰苦生活的精神象征。
许多后来回迁的官员和商人，已习惯了川菜的浓烈风味，甚至将其视为一种“抗战记忆”的延续。
因此，在胜利后的南京，川菜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吃川菜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社交行为。
它意味着曾与国府同甘共苦，而非在沦陷区苟且偷生。
相比之下，淮扬菜的处境则显得尴尬。
淮扬菜原本是明清以来，江南士绅阶层的精致饮食代表。
尤其在扬州、淮安等运河城市，盐商和官僚的奢靡消费，使其成为“富丽典雅”的象征。
但在抗战期间，江苏、安徽大部沦陷，扬州、淮安等地成为日伪控制区。
淮扬菜的核心消费群体——富商、文人、官僚——要么西迁，要么叛变，要么被迫与敌伪周旋。
留在沦陷区的人，即使并没出卖国家，也难免被贴上“未能共赴国难”的标签。
因此抗战胜利后，淮扬菜在社交场合的地位，突然急剧下降。
尽管它仍然是国宴的基准（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仍以淮扬菜为主），但在民间，尤其是政治氛围浓厚的南京，淮扬菜馆的生意远不如川菜馆红火。
这种饮食文化的政治化，还体现在具体的社交行为中。
当时南京的宴请场合，主人若以川菜待客，往往会被视为一种“政治表态”，暗示宾客与自己同属“抗战阵营”。
而若选择淮扬菜，则可能引发微妙的猜疑：是否在沦陷区有过不光彩的经历？
甚至有人刻意回避淮扬菜，以免被误解为“亲日”或“附逆”。
这种心态在当时的回忆录中屡见不鲜，例如一位曾在重庆工作的公务员回忆，他回南京后第一次宴请老同事，特意选了一家新开的川菜馆。
席间众人谈起战时重庆的麻辣火锅，气氛热烈，而隔壁一家淮扬菜馆则门可罗雀。
但历史总是充满反讽，就在川菜因政治正确而风靡的同时，淮扬菜却在另一个舞台上悄然复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总理亲自敲定“开国第一宴”的菜单，以淮扬菜为主。
淮扬菜一下子就成了“南北皆宜”和“文化正统性”的象征，成了对江南饮食传统的尊重。
假如我们上纲上线，继续拔高一下思想，还能解读出对“沦陷区”普通民众的包容：大多数人是被动经历了战争，而非主动投敌。
这种政策导向，使得淮扬菜在新时代，重新获得了官方认可。
而川菜显赫一时的“抗战光环”，则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溃败逐渐褪色。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场饮食文化的变迁，还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深层逻辑：
食物从来不只是食物，它还是身份、记忆和政治立场的载体。
抗战胜利后的川菜热潮，本质上是一种“胜利者的饮食”。
它通过味觉记忆，将“陪都经历”神圣化，进而构建出一种“抗战精英”的身份认同。
淮扬菜的暂时沉寂，则反映了战后社会对“沦陷区经历”的复杂态度。
哪怕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饮食文化的流变中，看到历史的影子。
菜谱背后的近代史，正是这样一部关于记忆、认同与政治隐喻的鲜活记录。
《潜伏》的吴站长说“人事即政治”，其实吃饭何尝不是一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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