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50年9月20日那天，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终于悬挂起了新中国的国徽。
正式公布是当天上午十点，文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公布施行。”可真正令人动容的，是这枚国徽背后，那些不被看见的名字和故事。
说来有点反常识。
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城楼上，居然没挂国徽。
不是来不及做——是压根还没定稿。
这事儿搁现在听起来像是段子，但在1949年的那个秋天，却是现实。
一个新国家刚刚成立，很多国家象征还在筹划中。
没有国徽，成了临时的尴尬。
这时候，全国政协紧急召集专家，组织了两个设计组。
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张仃、周令钊带队，偏视觉艺术路线；另一个是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梁思成、林徽因主导，强调文化脉络和建筑秩序。
分头设计，最后竞稿。
这不是普通的设计比赛。
那会儿国徽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
它不是一枚徽章，而是国家的脸面，是挂在天安门上的“国之符号”。
设计必须慎之又慎，不能随便来。
林徽因那组最早的方案，起点其实很高。
她用“玉璧”作为主形，意象来自中国古代礼器，象征天地与圆满。
五颗星围绕主星排布，寓意全国人民围绕党的领导。
两边用嘉禾点缀，底部是一抹红绶，整体风格偏古典，讲究对称和含蓄。
有人第一眼看完就说：太美了，像艺术品。
可问题也在这儿。
美，有时候不是优势。
那会儿的主流声音是要“庄重、鲜明、革命性强”。
林徽因的设计被认为太优雅了，不够“有力量”。
设计被否决，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可落选，并不意味着退出。
这时候的林徽因，已经是病体在床。
她长期患肺结核，几乎无法久坐。
但国徽设计任务没停。
她和梁思成在病房里继续讨论，修改，甚至画图。
那间房，变成了临时工作室。
梁思成后来回忆：“我们就在床边改图纸，她咳得停不下来，但手没停。
这组人一共做了四套修改方案。
嘉禾的颜色、星星的位置、红绶的比例，全都反复推敲。
甚至连齿轮的齿数，也要考量是否对称、是否有象征意义。
另一边，张仃他们那组也没闲着。
他们的方案突出工农联盟，用齿轮、麦穗、红星组合成一个五角形布局。
中间是天安门，上方是五颗星。
整个构图更现代，视觉冲击力更强。
两组方案，在1950年6月送审。
周恩来看了都觉得各有千秋。
最后决定，两组融合。
天安门和齿轮用张仃组的，嘉禾、红绶和星星布局参考清华组的。
最终版本里，还保留了林徽因组对五角星角度的设计建议。
那年6月20日，国徽定稿。
到了9月20日，正式公布。
八位参与设计的清华老师，每人得到800斤小米作为奖励。
在物资紧张的年代，这算是重赏了。
只是这批小米，林徽因他们一口没吃，全捐了出去。
去向是抗美援朝前线。
这件事没怎么宣传过。
只是后来在清华档案馆里，有一封当年的捐赠信，还保存着。
信是梁思成写的，最后一句是：“愿这点心意，助前线一线之需。
说到林徽因，很多人脑子里还是“民国才女”“诗人”“徐志摩的知己”这些标签。
可她真正的事业心和专业能力，可能远远超出公众想象。
她不是一开始就能学建筑的。1924年去美国读书，想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结果人家那年还不收女学生。
她只好转学美术系。
但她不死心，几乎所有建筑课都去旁听。
两年后，成了系里第一个女助教。
回国后，她和梁思成跑遍全国，实地测绘古建。
光是辽代和宋代的建筑遗址，就走了100多个地方。
她在日记里写：“每到一地，先看庙门。”她的画图功底极强，很多古建结构图都是她亲手画的。
东北大学的校徽，就是她25岁时设计的。
那时张学良亲自出资搞设计征集，最后选了她的方案。
徽章看起来简单，是黑山白水的图案，背后却藏着国家危机的隐喻。
她一直是那种能把美学和责任感绑在一起的人。
国徽设计完成的第二年，她病情恶化，几乎不再出门。
再之后不久，她去世了。
没有记者采访，没有公开追悼。
只有一张病床上的照片，还留着她手边的设计草稿。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她。
- 参考资料：
- 张复合、林洙编，《梁思成林徽因年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
- 张仃口述，鲁枢元整理，《设计中国：张仃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国徽设计档案资料选编》，文物出版社，2009年。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国徽的诞生》，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