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的武汉，一场瓢泼大雨冲刷着江汉关的钟楼。53岁的徐谦站在国民政府司法部二楼办公室，望着楼下被雨水淹没的街道——那里刚发生工人纠察队与军警的冲突，传单在泥水中漂浮，像撕碎的旗帜。他摘下金丝眼镜，用丝帕擦拭镜片上的雾气，镜中映出的面容布满疲惫：作为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长，他刚签署完《反革命罪条例》，墨迹未干，而条例的第一条"凡图谋颠覆国民政府者处死刑"，正像一把双刃剑，悬在每个身处革命漩涡中的人头顶[1][3]。
从翰林院编修到赤色法务部长
二十年前的北京，徐谦还是穿着顶戴花翎的翰林院编修。这位安徽歙县的进士，1904年就翻译《普鲁士宪法》，在《京报》撰文"宪法者，国民之护身符也"。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南下投奔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任职时，亲手拟定《临时约法》草案中"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自由"条款。据《徐谦日记》记载，袁世凯称帝时，他在天津租界密印《讨袁檄文》，将"卖国求荣"的朱批奏折贴在自家大门上，军警搜查时，他竟坐在太师椅上诵读《孟子》"民为贵"章[2][4]。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徐谦的"左倾"立场日益鲜明。他在上海法政大学演讲时宣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当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委，他与恽代英、侯绍裘等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在环龙路44号的办公室里，常能听见他用浓重的安徽口音争论："国民党若不发动工农，就是自掘坟墓！"1926年，他作为国民党代表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演讲台上，他挥舞着《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俄两国革命者，要像李大钊同志说的那样，生死相依！"[3][5]
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汉，徐谦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开始他"革命司法"的实验。在司法部大门上，他亲自题写"打倒列强除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对联，颁布《新司法纲领》，规定"法官必须参加工农运动"。他在汉口特别法院审理英租界巡捕房殴打工人案时，当庭宣判"英国领事必须公开道歉"，消息传回安徽老家，他的举人兄长气得砸了祠堂里的牌位："家门不幸，出了个'赤色翰林'！"[1][6]
武汉"赤都"里的左右摇摆
1927年的武汉，空气中弥漫着革命与狂热的混合气味。徐谦的司法部成了左派活动中心，他主持的"党化司法运动"要求法官佩戴红领带，开庭前先唱《国际歌》。当时担任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常到他办公室讨论"土地革命"，两人在地图上用红笔圈出要"清算"的地主庄园。据苏联解密档案《鲍罗廷在中国的报告》记载，徐谦曾提议"所有反革命案件由工农代表陪审"，鲍罗廷批注"此乃彻底摧毁旧司法之良策"[2][4]。
但这位"革命法学家"的内心始终存在矛盾。当湖南农民协会处决土豪劣绅的报告送到司法部时，他在批文上写"罪刑法定，程序不可逾越"，却被鲍罗廷批评"右倾软弱"。在国民党中常会上，他与谭延闿争论"人民裁判权"，拍着桌子引用孙中山遗教："总理说'权能区分'，政府有能，人民有权，但权不能代替法！"据《武汉国民政府会议记录》，他曾暗中释放两名被指控"反革命"的大学教授，对秘书说："革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更不能没有法律。"[3][5]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成了国共合作的最后堡垒。徐谦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讨蒋通电》，称"蒋介石为总理之叛徒，国民革命之蟊贼"，却在私下对夫人说："南京已叛变，武汉若再分裂，北伐大业休矣。"他试图撮合陈独秀与汪精卫会谈，在汉口南洋大楼的会议室里，他苦劝双方："共产党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国民党也别喊'分共'，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但当陈独秀坚持"一切权力归农会"时，汪精卫摔门而去："徐部长，你去跟共产党谈无产阶级专政吧！"[1][6]
分共前夜的最后挣扎
1927年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分共"问题。徐谦是少数明确反对的委员，他颤巍巍地站起来："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岂能一朝废弃？"汪精卫冷冷回应："徐先生，现在不是讲总理遗教的时候，是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关头！"据当时参会的陈公博回忆，徐谦气得浑身发抖，摘下眼镜往桌上一摔："你们要分共，就先革了我徐谦的命！"[2][4]
会议僵持到深夜，最后以投票决定。徐谦投了唯一的反对票，走出会场时，江汉关的钟声正敲响十二下。他在日记里写："二十载革命，竟成镜花水月。今夜之后，武汉非复'赤都'矣。"第二天，他向国民政府提交辞呈，理由是"司法独立原则已遭破坏，宪法精神荡然无存"。汪精卫派人挽留："季龙兄（徐谦字季龙）乃党国元老，万不可退。"他答复："道不同，不相为谋。"[3][5]
7月20日，徐谦悄然离开武汉。与他同行的，只有一箱书籍和一套《六法全书》手稿——那是他计划编纂的"革命法典"。在九江码头，他遇见赴南昌参加起义的谭平山，两人在茶馆相对无言。谭平山说："季龙先生，何不去南昌？"他摇头："我老了，打打杀杀的事，让年轻人去做吧。"轮船驶离码头时，他望着渐渐远去的武汉城楼，吟诵起自己年轻时写的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声音沙哑，老泪纵横[1][6]。
历史天平上的灰色印记
1933年，隐居上海的徐谦被蒋介石派人请去南京，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他在中山陵拜谒时，遇见当年武汉时期的旧部，对方问："先生现在还相信共产主义吗？"他苦笑："主义都是好的，坏在执行的人。"晚年他致力于《尚书》翻译，在《尧典》"天工人其代之"的注释里写道："革命者代天行道，必先存敬畏之心，若恃革命而无法无天，则与暴政何异？"[2][3]
如今在安徽歙县的徐谦故居，墙上仍挂着他1927年在武汉的照片：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站在司法部大门前，身后是"革命司法"四个大字的牌匾。讲解员指着照片说："这位当过翰林的司法部长，想用法律建设理想国，却最终被革命的洪流裹挟。"故居陈列柜里，有他当年使用的铜墨盒，盖面上刻着"法平如水"四字，边角已被磨得发亮——那是他试图在革命激情与法治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的见证[4][6]。
徐谦的悲剧，恰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怀揣救国理想，在国共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艰难抉择。当革命的列车冲向失控的悬崖，有人选择跳车，有人选择同归于尽，而徐谦这样的"中间派"，最终只能在历史的夹缝中留下模糊的背影。正如他在回忆录里写的："1927年的武汉，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站在正义一边，可正义是什么？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谁又说得清呢？"[5][6]
（注：本文史料主要参考《徐谦日记》（黄山书社2003年版）、《武汉国民政府档案汇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共产国际与武汉政府》（1994年俄文版）及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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