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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错了，求你别打我了”，这可能是12岁女童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
12岁女童琪琪，在“家”中被亲爹和后妈活活虐杀，逼吃排泄物、针缝嘴巴，每一项酷刑都挑战着人性的底线，让一个鲜活的生命被凌迟至死。
恶魔后妈一审被判死刑，但是同样恶毒的亲爹却只被判了5年半，这合理吗？
地狱一般的“家”
年仅12岁的女孩，在自家厕所里结束了她短暂又痛苦的一生，她叫琪琪，有些资料里也叫她思琪。
当人们发现她时，她已经没了呼吸，身体蜷缩着，体重只剩下四十多斤，轻得像一片羽毛，法医的报告冰冷而冗长，营养不良、外伤、感染、饥饿、寒冷……
这些词语共同指向一个结果：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说白了，她是被活活耗死的，身上无数的伤痕表明她生前经历过极其残忍的虐待。
生母白女士讲述女儿惨死的诸多细节，孩子的嘴巴被缝了8针，舌头也被活活刺穿，后妈竟然还用针去扎孩子的指甲缝，这些痛苦堪比古代的刑部大牢了！
后妈的凶残堪比日本鬼子，上述的酷刑还只是琪琪生前所遭受的冰山一角，琪琪亲爹刘某也同样是禽兽之辈，两人早已没有人性可言！
后妈徐某被判死刑不容争议，可琪琪亲爹刘某的5年半刑期却让大家义愤填膺，同样都是畜生，为什么他却被判的这么轻？
残忍至极，人神共愤
法律上，琪琪的父亲刘某和后妈许某花，是她的法定监护人，这个身份，本该意味着保护和爱，但在他们手里，却成了一张完美的合法外衣，包裹着最肮脏的罪恶。
他们利用这份权力，将家变成了与世隔绝的私密刑场，而他们，就是这里的典狱长，第一步，就是切断琪琪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去年九月，他们以监护人的名义，堂而皇之地为琪琪办理了“自愿退学”，理由轻飘飘的，说是“不能适应学校环境”。
一个12岁的孩子，就这样被合法地从教育体系中“蒸发”了，她失去了老师、同学，失去了最后一个可能发现异常的公共空间。
监护权还赋予了他们垄断信息的绝对权力，他们一边对琪琪的生母白女士编织着“孩子过得很好”的谎言，甚至发去伪造的“白白净净”的照片。
另一边，他们又利用“家事”的私密性，将琪琪一次次拼尽全力的逃跑，扭曲成“孩子叛逆”，然后主动报警，这招实在太高明了，每一次琪琪的求救，都变成了他们向警方证明自己“管教无方”的证据。
警察来了，看到的是焦头烂额的“父母”和不听话的“孩子”，于是，绝望的求生信号，在官方记录里，被轻描淡写地归为“家庭纠纷”。
而那个所谓的父亲，刘某，更是将这份监护权异化到了极致，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从默许一步步升级为这场酷刑的积极合谋者。
当后妈许某花需要工具折磨女儿时，他亲自上网，购买了约1600片泻药，当捆绑和饥饿已经无法满足施虐的欲望时，他会通过手机发出指令：“打死她”、“吃死她”。
就在去年12月5日，他甚至亲自动手，用棍子殴打那个已经被捆绑、奄奄一息的亲生女儿，亲情，在这里彻底沦为施暴的许可证。
这个所谓的“家”，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许某花自己无法生育，便收买了三个孩子，这个靠利益和控制拼凑起来的组合，根本没有爱的根基。
一张所谓的“全家福”照片，是这个家庭病态本质的最好隐喻——照片里，所有人都在，唯独没有琪琪，她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家的局外人，一个可以被随意处置的“物品”。
琪琪为何沦为沙袋
如果说家庭内部的监护权已经变成了武器，那么外部的社会监护系统，则像一个集体失灵的警报器，面对多次响起的尖锐警报，陷入了功能性的“盲视”。
它们对“家庭监护权”的过度尊重，客观上为悲剧铺平了道路，学校，本该是儿童保护的第一道前哨。
一个12岁的女孩，在义务教育阶段，用一个模糊的理由退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危险信号，但学校满足于一纸“自愿”证明，程序走完了，责任似乎也就尽到了。
没有人去进行实质性的家访，没有人去深究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的问题，学校的监护职责，就这样被轻易悬置了。
同样的，在“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观念下，家庭内部的暴力往往被看作是隐私，施暴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他们一次次主动报警，扮演着受害者和无奈家长的角色，成功地将警方的注意力从“虐待”引向了“管教”。
琪琪的每一次逃亡，都被贴上了“青春期叛逆”的标签，求救的紧急性就这样被一点点消解了，周围的邻里并非毫无察觉。
非正式的社会监督网络，在强大的“家庭隐私”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最终谁也无法真正干预这桩“家事”。
讽刺的是，撕开这层黑幕的最后一道防线，竟然不是任何一个本该承担监护责任的机构，而是火葬场的工作人员。
当许某花试图跳过警方，直接将琪琪的遗体送去火化，以求毁尸灭迹时，是工作人员的警觉和报警，才让这桩罪恶没有被彻底掩盖。一个处理生命终点的机构，意外地成为了守护正义的最后一人。
亲妈为何不管不顾
在这场悲剧中，还有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色——琪琪的生母，白女士。
她的经历，揭示了监护权在另一种维度上的崩塌：即便你拥有法理上的权利，但在物理隔绝和信息壁垒面前，它也可能被彻底“悬置”，变成一种无力的牵挂。
早在2015年，刘某就以办证为由骗走了琪琪，从此，白女士就坠入了一个由谎言和隔绝编织的牢笼。刘某等人用尽各种手段，切断她与女儿的联系。
他们告诉她“琪琪恨你”，让她不要来“打扰”他们所谓的“幸福家庭”，他们甚至成功地将白女士对女儿的天然关心，扭曲成了一种“骚扰”。
利用白女士过去因产后抑郁和经济困难而失去抚养权的愧疚感，让她陷入自我怀疑，从而主动放弃了追问，她的监护身份，就这样被信息壁垒彻底架空了。
直到琪琪死后整整10个月，一通来自法院的电话，才让这位母亲得知了女儿的噩耗。当她终于可以为女儿追责时，却又陷入了法律程序的困局。
她放弃了所有民事赔偿，唯一的诉求就是严惩凶手，尤其是那个亲生父亲刘某，然而，她申请检察院抗诉被驳回，这意味着在一审判决后，她将直面“上诉不加刑”的法律原则。
这个原则本意是保护上诉人的权利，但在此刻，却成了她寻求更严厉惩罚的障碍，她的目标，从为女儿伸张正义，被迫降格为“防止两名被告减刑”。
在法庭内外，白女士反复诘问的那句话，既是对人性的拷问，也是对那份被悬置的监护权最沉痛的呐喊：“既然那么容不下孩子，为什么不把她还给我？”
许某花因故意杀人罪和虐待罪被判处死刑，她提起了上诉，辩称自己只是“过失致人死亡”，刘某因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法院认为他对女儿的死亡“不能预见”，他也同样提起上诉，否认自己构成“故意伤害”。
结语
这起案件的终极警示是，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对家庭监护权的外部监督，家的门，不应该成为法律和公义无法触及的黑暗角落。
我们必须建立更有效的干预机制，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真正坚不可摧的盾牌所保护，而不是被熔铸成凶器的盾牌所伤害，二审即将开庭，但对琪琪来说，一切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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