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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围绝经期OFS的规范化应用，不仅是确保长期预后的核心环节，也凸显了外科医生在HR+/HER2-早期乳腺癌全程管理中的大局观与桥梁价值。
HR+/HER2-乳腺癌是最常见的乳腺癌亚型，占所有乳腺癌患者的70%以上。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患者的中位诊断年龄更为年轻，约60%的患者在绝经前阶段确诊[1,2]。在这一人群中，卵巢功能抑制（OFS）作为内分泌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证实能够显著降低复发风险、改善长期生存，是辅助治疗管理的关键环节。
近年来，随着内分泌药物及靶向治疗的不断进展，早期HR+/HER2-乳腺癌的治疗模式正逐步向全程化、个体化方向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外科医生作为患者的首诊接触者，不仅承担手术操作，更通过整合手术治疗、辅助治疗及随访管理等环节发挥桥梁衔接作用，在推动早期HR+/HER2-患者的全程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围绝经期患者的卵巢功能常处于波动状态，若绝经状态判断不准确，可能导致治疗方案选择不当，进而影响长期预后。因此，如何在围绝经期人群中坚持合理而稳定的OFS应用，以确保治疗效果和生存获益，已成为当前临床管理的重要议题。
值此2025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学术年会召开之际，医学界肿瘤频道特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殊教授，就外科医生在HR+/HER2-乳腺癌全程管理中的角色、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格局的演进，以及围绝经期患者OFS应用的必要性等话题进行分享。以期为更多临床同道提供学术借鉴与实践启示。
医学界：作为乳腺外科医生，您一直强调首诊医生应具备全程治疗管理的大局观。对于HR+/HER2-早期乳腺癌，您认为外科医生在手术之外，应如何在全程管理中发挥桥梁作用，更好地衔接后续辅助治疗？
王殊教授
乳腺外科医生作为患者的首诊医生，承担着全程管理中的桥梁作用。手术仅是肿瘤治疗的一环，而外科诊疗应当贯穿从初始诊断、手术治疗到系统治疗、随访及生活质量管理的全过程，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照护。在多学科协作（MDT）模式中，手术、系统治疗、放疗及后续的靶向与免疫治疗均相互衔接，因此外科医生需要具备对早期乳腺癌各个治疗环节的整体把握能力。
在患者初诊阶段，不少患者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手术切除本身，而对系统化的评估与全程治疗设计认识不足，外科医生应在此时给予正确引导，帮助其建立规范化的治疗观念。对于肿瘤负荷较大的患者，可能需进入新辅助治疗流程；而肿瘤负荷较低的患者则可直接手术并接受辅助治疗，不同流程均需外科医生进行合理引导与衔接。此外，患者对手术医生往往高度信任，因而外科医生不仅应传递规范化治疗理念，还应关注患者个体的多维需求。在治疗效果整体较好的背景下，更需要重视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社会角色回归。例如，年轻患者可能面临生育需求，部分患者关切乳房外形问题，应在可行时优先实施保乳手术，并在必要时提供乳房重建等方案。总而言之，外科医生不仅承担着手术操作的职责，更需要在全程治疗中发挥枢纽作用，确保各个环节的顺畅衔接，推动患者在规范化、多学科的诊疗体系下获得最佳的长期预后。
医学界：对于HR+/HER2-早期乳腺癌患者，后续辅助治疗在降低复发风险、改善长期生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能否请您结合相关研究进展，谈谈当下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格局？
王殊教授
HR+乳腺癌在所有乳腺癌中占据着最大比例，靶向治疗是近年来大家关注的热点，人们往往聚焦于HER2阳性乳腺癌的抗HER2治疗。实际上在HR+乳腺癌治疗历史上，雌激素受体（ER）的发现推动了内分泌治疗的发展，使得通过雌激素受体拮抗剂等实现低毒高效的靶向干预成为可能，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类药物便已为患者带来长期生存获益。
随着研究进展，HR+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手段不断丰富。从最初的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到进一步发展的芳香化酶抑制剂（AI），再到在年轻患者中联合卵巢功能抑制（OFS），逐步形成了覆盖绝经前后不同人群的全方位内分泌治疗体系。与此同时，新一代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SERD）也在晚期乳腺癌中得到应用[3]。
近年来，辅助治疗的格局迎来了又一重要拓展，即内分泌治疗领域的靶向强化。对于高危患者，细胞周期相关通路往往异常活跃，因此CDK4/6抑制剂的应用显示出显著获益。其在晚期患者中已确立了确切疗效，而在早期乳腺癌患者中的临床研究也有积极的结果。例如，monarchE研究证实，对于≥4枚淋巴结阳性或1–3枚阳性且合并高危因素的患者，CDK4/6抑制剂能够改善预后[4]；NATALEE研究则进一步扩展了适用范围，将肿瘤≥T2且淋巴结阳性或N0伴有高危因素（G3或G2伴Ki-67≥20%/基因组高风险）的患者纳入，结果提示4年无浸润性肿瘤复发生存率（iDFS）绝对获益4.9%，为更广泛人群提供了强化治疗的新选择[5]。
整体而言，HR+/HER2-早期乳腺癌的辅助治疗正从传统内分泌治疗逐步迈向复发风险分层下的“内分泌联合治疗”的新格局。
医学界：我国女性乳腺癌的发病高峰年龄与进入围绝经期的平均年龄高度重合，而目前对于围绝经期患者的OFS治疗管理，指南多以绝经前患者为参考。您认为目前在临床实践中，围绝经期HR+早期乳腺癌患者的OFS治疗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或挑战？以及您如何看待在围绝经期人群中坚持应用OFS对于保障疗效和提升长期生存获益的必要性？
王殊教授
围绝经期患者的管理首先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绝经状态的准确判断。绝经的界定并非仅凭月经停止或一次性激素水平检测，而是需要结合多项指标综合评估。现有指南明确指出，若患者已行双侧卵巢切除，或年龄超过60岁，停经超过2年并且多次激素检测显示雌二醇（E2）水平下降、促性腺激素（FSH、LH）水平升高，方可明确为绝经状态。在界定尚不明确的情况下，需要反复监测，确保激素水平在绝经后范围内保持相对稳定状态[6]。
若绝经状态判断不准确，就可能影响治疗方案的选择，进而影响其长期生存获益。SERM类药物通过模拟激素发挥拮抗作用，因而可在绝经前后应用；而AI的疗效则完全依赖于绝经后的低雌激素环境。在这一阶段，体内雌激素主要来源于雄激素经芳香化酶转化，AI通过阻断该转化过程降低雌激素水平。然而在围绝经期或卵巢功能仍活跃时，卵巢仍可直接分泌较高水平的雌激素，即便应用AI也难以奏效，甚至可能导致治疗失败。近年来，抗缪勒管激素（AMH）作为反映卵巢储备功能的指标也逐渐被纳入临床研究，用于辅助判断绝经状态，但目前尚未写入指南。在实际临床中，若存在不确定情况，应遵循“宁可信其未绝经”的原则，避免因错误判断而使患者接受不能带来获益的治疗[7]。
综合来看，在围绝经期患者中，OFS的持续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OFS的稳定干预，抑制卵巢功能，可创造真正的绝经状态，使AI等药物能够充分发挥疗效，最终提升患者的长期生存获益。
专家简介
王殊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大学二级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乳腺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CSCO-BC)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CBCSG)常委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乳腺学组委员
北京医学会乳腺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肿瘤学会乳腺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参考文献：
[1]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HR+/HER-2-早期乳腺癌复发风险与临床管理专家共识（2025版）[J]. 中华肿瘤杂志, 2025, 47(7): 599-616.
[2]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胡夕春,等. 中国早期乳腺癌卵巢功能抑制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4年版)[J].中国癌症杂志,2024,34(3):316-334.
[3]张少华, 王晓稼, 江泽飞, 等.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专家共识（2023版）[J]. 中华医学杂志, 2023, 103(38): 2993-3001.
[4]Rastogi P, et al. Adjuvant Abemaciclib Plus Endocrine Therapy for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Negative, High-Risk Early Breast Cancer: Results From a Preplanned monarchE Overall Survival Interim Analysis, Including 5-Year Efficacy Outcomes. J Clin Oncol. 2024 Mar 20;42(9):987-993.
[5]Kalinsky K,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ibociclib (RIB) + nonsteroidal aromatase inhibitor (NSAI) in NATALEE: Analysis across menopausal status and age. 2025 ASCO. 516.
[6]《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2025版）》
[7]张剑.关于女性乳腺癌患者绝经状态判断两个关键问题的临床思考[J].中国癌症杂志, 2024, 34(7):61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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