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长篇报告文学《“制造”新东莞》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由东莞作协副主席吴诗娴与知名财经作家王千马联袂创作的作品，以文学笔触浓缩了东莞制造业40余年的跌宕历程，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如何从传统农业县蜕变为全球先进制造重镇的道路，为理解中国制造业升级与城市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
《“制造”新东莞》是东莞市文联东莞文艺创作重点题材之一，也是广东省作协东莞“中国作家第一村”重点创作扶持项目、东莞文学院重点签约创作项目。书中通过大量实地调研与人物采访，记录了企业家、工人、科技创业者等群体的真实经历，既展现了东莞制造业的发展成就，也探索了工业文明的美学表达，为区域经济转型提供了深刻思考。
这本书的创作背后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该书是如何理解东莞制造40年蜕变的精神内核？作者又是如何看待这两年东莞官方推动的“制造美学之城”概念的？近日，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创邑传媒创始人谢良兵与《“制造”新东莞》作者之一、知名财经作家王千马进行了一场对话。
王千马精彩观点
◆东莞，与苏州一样，是中国制造的代表，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路径的一个生动缩影。
◆东莞制造的故事，从来不只是机器、数据和产值的故事，它更关乎人、关乎城市、关乎时代的精神肌理。
◆东莞从来不止步于被动承接产业转移，更是在主动布局、艰难转型中不断寻找自己的位置。它是一座有思考、有魄力、有未来的城市。
◆正是这种在危机中自我反思、果断转型的勇气，让东莞制造逐渐积累起一定的产业深度与应变韧性。
◆当下的东莞不再依赖传统的人口红利，而是朝着“工程师红利”“创新红利”迈进——它需要的不再是流水线旁重复的双手，而是能够推动智能化、数字化、品牌化的头脑。
◆通过东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的产业升级，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不断自我革新的缩影。
◆东莞所经历的——从代工到自主、从规模到质量、从依赖人口红利到追求工程师红利——恰恰是中国制造正在走过的路。
◆生存压力与创新动力，在东莞制造的进化中，构成了一对相互催生、彼此成就的推动力。
◆真正的产业韧性，不仅在于招引大项目，更在于构建一种能够不断学习、持续迭代的创新生态系统。
◆松山湖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在构建一片“工业雨林”。它不再是过去那种单一流水线、大规模代工的“世界工厂”逻辑，而是一个多元、开放、共生、能够自我演化的创新生态系统。
◆东莞产业升级的真正支撑，不在于某一项政策或某几家企业，而在于它逐渐成形的、具有韧性和活力的雨林式创新生态——这才是它从“制造”走向“创造”的底层动力。
◆“有一种制造美学叫东莞”，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对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之路的深刻提炼。东莞之所以能成为这种美学的代表，正是因为它完整地走过了从“制造”到“创造”、从“代工”到“美学”的蜕变历程。
◆“有一种制造美学叫东莞”，意味着东莞已不再仅仅输出产品，更在输出一种制造的新范式、新文化。它代表了一种“可实践的理想主义”，是东莞制造给予中国乃至世界制造业最重要的一种启示——制造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流程与数据，更是一种人文、技术与生态深度融合的现代艺术。
◆东莞的制造美学，既是机器精密运行的节奏，也是人被尊重、被激发、被看见的过程。它最终指向的，正是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的工业文明。
◆“从空白走向空白”这句话，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隐喻——东莞制造的精神内核，就是一种在不确定性中创造确定性、在无人地带构建新生态的开拓者意志。
东莞银行篮球中心 摄影：谢良兵
为东莞立传，也为中国制造发声
谢良兵：你和吴诗娴老师合作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为何选择以“文学报告”而非纯财经或历史视角来书写东莞制造？这种写作方式下，如何平衡“数据真实性”与“文学感染力”之间的关系？书中是否有特别设计叙事结构来增强可读性？
王千马：作为“吾球商业地理”的创始人，近年来我一直着迷于“城市的生长与未来”，自然不会错过对东莞这样一座标志性城市的深入探索。东莞，与苏州一样，是中国制造的代表，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路径的一个生动缩影。恰逢吴诗娴老师在东莞生活多年，是一位真正的“东莞通”，对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情感与洞察。再加上我们得到了广东省作协和东莞文联的大力支持，这种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我们的合作。
我们选择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呈现，正是希望跳出传统财经写作的刚硬框架，赋予文本更多的人文厚度与艺术感染力——因为东莞制造的故事，从来不只是机器、数据和产值的故事，它更关乎人、关乎城市、关乎时代的精神肌理。我们要让读者看见一个多维、真实、有温度的东莞。在平衡“真实性”与“感染力”时，我们始终坚持：所有的抒情必须建立在扎实调研与严谨资料的基础上，不让情绪淹没事实，也不让数据冰冷了叙事。
你从全书标题就能感受到我们的追求——既客观准确，又充满诗性，譬如每一章的标题都力图凝练事实、暗含节奏，形成一种叙事上的张力。
谢良兵：在书中，你用“世界工厂”的宏大叙事开篇，却很快切入到一个个具体的企业和人物故事，比如早期“三来一补”企业的亲历者、自主品牌创始人、参与东莞发展和政策制定的一些官员或干部。这种结构设计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千马：我们刻意采用了这样一种“从宏观带入微观”再“从微观切入宏观”的叙事策略。虽然写的是“东莞制造”，但我们不希望它变成一份枯燥的产业报告，或者一本只有数据和趋势的学术论文。我们始终相信：任何经济现象的背后，都是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具体的选择。因此，这本书在结构上是以“人”为主轴展开的——通过一个个亲历者的声音，一段段真实的企业历程，我们试图拼贴出一幅完整且具有生命力的东莞制造图景。
他们或许是某个政策推动者，某位流水线上的老厂长，又或是一位从代工走向品牌的创业者……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这块制造业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他们让宏观的历史有了血肉，也让“制造”这个词脱离了抽象的概念，成为一种可触摸、可共鸣的叙事。也正因如此，整本书在厚重之余不失流动感，在纪实中保有可读性。
谢良兵：你提到写作是让东莞制造“被看见”。在调研中，你发现哪些重要的价值或细节是外界对东莞的传统认知所遮蔽了的？当然，这些传统认知包括“代工”“山寨”等等这些。书中哪个案例最能体现这种“被遮蔽的价值”？
王千马：的确，东莞长期以来处于广州和深圳两个超一线城市的“光环之下”，这种地理格局使得它的独特发展路径常被忽视或误读。加之过去某些标签化的舆论，让很多人对东莞的认知仍停留在“代工基地”“山寨之城”的层面。而《“制造”新东莞》正是要打破这些刻板印象，还原一座不断自我迭代、敢于突破的制造业名城。
在调研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东莞的开放与包容深植于其历史基因之中，而它的创新意识也远远早于外界的想象。比如书中特别写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东莞就已经开始反思产业“只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局面——缺乏龙头、缺乏品牌。之后政府顶着政策不确定性引进诺基亚，就是一着极具远见的“破局之举”。
尽管诺基亚后来退出中国市场，但它为东莞埋下了高端制造与供应链升级的火种，间接推动了后来华为、OPPO、vivo等品牌在此扎根，促成“苹果产业链”部分环节的落地……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东莞从来不止步于被动承接产业转移，更是在主动布局、艰难转型中不断寻找自己的位置。它是一座有思考、有魄力、有未来的城市。
谢良兵：书中专门讨论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近年来的疫情、贸易摩擦等“风暴”。你认为东莞制造在面对这些冲击时，展现出了怎样的独特韧性和适应性？能否分享一个书中记录的、企业“转危为机”的具体案例？
王千马：在我看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东莞的冲击，远比之后遇到的几次更为深刻。当时的东莞，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就像一个修炼者正待突破，却突遭外力打断。武侠电影中常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身受重伤，幸得高人传功疗伤，却在最关键的时刻遭到奸人偷袭——金融危机，就是那个突如其来的“奸人”。它让尚未完全摆脱低端代工依赖、正努力向上突围的东莞制造，雪上加霜。
但危机往往也暗藏转机。正是这场风暴，让许多企业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赖代工、把命运交在别人手中，只赚取微薄加工费，绝非长远之计。于是，一批有远见的企业家开始主动求变。比如书中所写的东莞本地企业家尹积琪，以及我的老乡曾凌灿，都是在那个阶段毅然走上了品牌化转型的道路。尹积琪创立了品牌“迪宝”——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姚明和中国代表团身穿的正是在当时初露锋芒的该品牌鞋子；曾凌灿则创办了“莫失手袋”，逐步从代工走向自主设计与品牌运营。
可以说，正是这种在危机中自我反思、果断转型的勇气，让东莞制造逐渐积累起一定的产业深度与应变韧性。也正因经历了早年的淬炼，在面对后来疫情、贸易摩擦等新一轮冲击时，不少企业反而更从容，具备了“见招拆招”的意识与能力。譬如书中另一个案例“易事特”，它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被迫转型，而在近几年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更是紧紧抓住“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以新能源的储能业务为抓手，持续调整业务结构、提升技术竞争力——这不仅让它渡过难关，更实现了逆势成长。
谢良兵：在调研和写作过程中，哪些东莞企业或人物的故事最让您触动？能否分享一两个典型案例？
王千马：我们每个人都偏爱“逆袭”的故事，因此《“制造”新东莞》中最打动读者的，无疑是像李实、王馨、向莉以及柳冬妩这样从基层打拼出来的普通人。比如盟大创始人李实，年纪轻轻就被人以“招工”名义骗到东莞，近乎被当作“猪仔”卖到陌生之地。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从一名普通保安起步，凭借韧劲与智慧一步步站稳脚跟，最终成为扎根东莞、独立创业的代表人物。王馨和向莉则曾是流水线上的打工妹，整日穿梭于玩具厂、电子厂之间，却在机械重复的劳动中敏锐捕捉改变的可能，通过自学和拼搏，逐渐走出流水线，走向管理岗位甚至创业之路。王馨后来成了上市公司鼎泰高科的创始人，向莉则成了在东莞开办了广誉远精品国药堂。
还有我非常尊敬的柳冬妩先生。他原本怀揣诗人梦，却因家庭负担不得不放下纸笔，走进车间，把“诗与远方”暂时埋进心底。但诗歌并未离他而去，反而成为他那段单调打工岁月中的精神救赎。他用文字记录流水线旁的悲欢、城乡之间的徘徊，最终不仅走出车间，还通过写作让打工群体的生命经验被看见、被铭记。他从一个漂泊的打工者，成长为用笔为城市立传的作家，真正将个人的风景，汇入了东莞这座城市的风景线。
回望那个年代的东莞，总是苦乐交织、希望与迷茫并存。数以万人的大工厂曾是无数小镇青年的集体记忆，它们不仅为内地年轻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第一站，更在流水线的纪律、外资企业的管理中，磨砺出东莞珍贵的产业人才——王馨、向莉、李实等人，正是从那里走出，成为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然而，随着成本上升与产业转移，那种万人大厂蜂拥而至的热闹场景正逐渐淡出东莞。很多人不禁发问：过去东莞能给予普通人那么多机会，今天呢？其实机会仍在，但逻辑已变。当下的东莞不再依赖传统的人口红利，而是朝着“工程师红利”“创新红利”迈进——它需要的不再是流水线旁重复的双手，而是能够推动智能化、数字化、品牌化的头脑。这座制造名城正在书写新的逆袭故事，只是剧本换了，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
谢良兵：你认为这本书与以往关于东莞或中国制造业的著作相比，最大的突破或独特价值在哪里？
王千马：尽管“制造”是这本书的核心主线，但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东莞的制造史，更是在书写“制造东莞”的历史。在本书中，我们不仅回溯了东莞制造的发展脉络，更深入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与精神成长。唯有理解东莞从何而来，因何而成，才能真正读懂“东莞制造”背后的逻辑与未来的方向。
其次，我们不仅书写东莞的制造史，更致力于书写东莞制造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东莞制造并非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它深深嵌入在地缘格局、政策引导与全球产业变迁的大背景下。通过东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的产业升级，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不断自我革新的缩影。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看来，“制造”不仅仅关乎工厂和流水线，它还紧密关联金融支持、人才培育、教育资源、城市配套以及消费市场等一系列服务业态。因此，我们写制造，也在写如何通过良好的服务生态去“制造”出更先进的制造。
最后，这本书既属于东莞，又超越东莞。它既是一部扎实的地域制造史，同时也可被视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一个典型样本。东莞所经历的——从代工到自主、从规模到质量、从依赖人口红利到追求工程师红利——恰恰是中国制造正在走过的路。于是，这本书既为东莞立传，也在为中国制造发声。
从“世界工厂”到“工业雨林”
谢良兵：书中提到东莞40多年从农业县到制造重镇的蜕变，你认为最关键的几个转型节点是什么？书中描述了东莞产业升级的路径。你认为从最初承接产业转移的节点，无疑是骨骼就是我们说的硬件、厂房、设备这些，到如今构建自主创新链、供应链的“神经也就是研发、设计、品牌、数据这些，最关键的一跃是什么？
王千马：东莞的转型跨越了几个关键阶段：首先是从传统农业县转向农村工业化，通过“三来一补”模式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初步建立起制造能力与基础设施，我们可以称之为“搭骨架”的阶段。第二个节点是从“只见星星，不见月亮”——也就是中小企业林立但缺乏龙头引领的局面，逐步转向培育现代制造名城，开始出现一批具有行业控制力和品牌影响力的企业。第三个重大转变，是从过去32个镇街各自为政、松散发展的“诸侯经济”，走向区域协同、功能互补的组团式发展，强化全市层面的战略统筹和资源整合。
而所有节点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无疑是松山湖高新区的设立与发展。我们称之为“再造一个东莞”，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块新土地的建设，更意味着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从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资源，转向依靠创新驱动和人才红利。
你所比喻的从“骨骼”到“神经”的跃迁，最关键的一步，正是这座城市实现了从“被动承接”到“主动创新”的意识觉醒和能力构建。它不再满足于只做世界的工厂，而是要成为原创技术的策源地、供应链的控制节点和品牌的高地。
谢良兵：OPPO、vivo的转型或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成立，是否是这一跃迁的典型代表？
王千马：OPPO和vivo的崛起正是这一跃迁的生动体现——它们从早些年的代工生产，逐步走向自主研发、设计甚至定义产品，完成了从“制造”到“智造”的跨越。而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平台，则代表了东莞面向基础研究和前沿创新布局的决心，旨在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它们共同标志着，东莞制造正在深度重塑自己的“神经体系”。
谢良兵：东莞制造经历过“代工贴牌-自主品牌-智能制造”的演进，你如何看待其中“生存压力”与“创新动力”之间的关系？
王千马：代工贴牌意味着别人出资本、出设备，我们主要提供土地和人力。对于刚起步城市化、缺乏技术和资金的东莞来说，这是一个现实且相对安全的选择。它解决了就业，带来了最初的外汇和工业经验，让东莞得以在全球化分工中站稳脚跟。
但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土地资源日益紧张，人力成本持续攀升，这种“不过脑子”的代工模式逐渐难以为继——利润越来越薄，话语权却始终掌握在别人手中。生存压力由此凸显：如果不变，就只能被淘汰。
正是这种压力，成为很多企业走上创新之路的最直接动力。它们意识到，只有做自主品牌，才能掌握定价权；只有投入研发，才能摆脱低端锁定的命运；只有迈向智能制造，才能应对成本上升、提升效率。也就是说，“活下去”的紧迫感，反而逼出了“走上去”的远见。
所以我们看到，一批东莞企业从代工中积累技术、资金和市场认知，然后果断转向打造自主品牌，甚至进一步布局核心技术研发和数字化转型。它们不再满足于只做订单的执行者，而是要成为创新的发起者和产业链的主导者。生存压力与创新动力，在东莞制造的进化中，构成了一对相互催生、彼此成就的推动力。
谢良兵：书中提及了诺基亚东莞工厂的兴衰。你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王千马：诺基亚之所以能落地东莞，本身就是东莞主动寻求产业升级的一种努力和突破。实事求是地说，它的引进在当时堪称壮举，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东莞制造业的知名度，也标志着这座城市开始从低端代工向高端制造迈进。
然而，相比它的到来，我在书中更多地聚焦于它在东莞的衰落——因为它的退出，反而为东莞的产业发展敲响了更深刻的警钟。诺基亚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其未能与时俱进：当世界已快速转向数字化、智能化之时，它却仍在依赖过往的成功模式，缺乏对新一代技术趋势与用户体验的深刻洞察与投入。这一案例清晰地揭示出：产业转型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是一个需要不断迭代、持续突破的过程。即便引进世界级巨头，也需要不断地自我革命，以便跟上时代的要求。
谢良兵：它留下的最大遗产是成熟的产业工人队伍、完善的供应链网络，还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转型意识？
王千马：诺基亚所留下的，远不止一批成熟的产业工人和完善的电子供应链网络——这些固然重要，但它更宝贵的遗产，正是一种“居安思危”和“持续进化”的转型意识。真正的产业韧性，不仅在于招引大项目，更在于构建一种能够不断学习、持续迭代的创新生态系统。
谢良兵：近年来东莞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崛起，你认为其产业升级背后的核心支撑是什么？
王千马：我们早就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产业升级背后无疑是科技。没有科技创新作为根基，所谓的升级很容易沦为空中楼阁。但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它的应用与转化，靠的是人才——既需要高层次的科研人才去突破“从0到1”，也需要大量工程师和技能人才实现“从1到N”的产业化。
但比单项要素更重要的，是生态。正如我在新书中强调的，松山湖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在构建一片“工业雨林”。它不再是过去那种单一流水线、大规模代工的“世界工厂”逻辑，而是一个多元、开放、共生、能够自我演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在这片“雨林”中，高校、新型研发机构、企业、资本、政府政策和服务平台形成了紧密互动、彼此滋养的关系。
政策在其中扮演了“土壤培育者”的角色，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和产业引导，为企业减负、为创新开路；人才是雨林中最活跃的“种群”，他们的流动、碰撞和协作，催生出新的技术与企业；而产业生态则提供了“气候与环境”，让大大小小的创新主体既能独立成长，也能协同共生。
因此，东莞产业升级的真正支撑，不在于某一项政策或某几家企业，而在于它逐渐成形的、具有韧性和活力的雨林式创新生态——这才是它从“制造”走向“创造”的底层动力。
松山湖华为小镇 摄影：谢良兵
如何看待东莞的“制造美学”
谢良兵：你在书中是否隐含了对“制造美学”的思考？你如何定义“东莞制造美学”——是工艺精度、产业协同、还是创新文化？
王千马：当制造和美学结合在一起，其实挺有意思的，就像冷冰冰的东西有了人文的温度。事实上，当我们的制造只是代工、山寨的低端制造时，它肯定是没有美感的。当它能成为美学，一定是制造本身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功能性与代工逻辑，进入了意义与价值的创造层面。
正如这本书封面上所写的那句——“有一种制造美学叫东莞”，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对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之路的深刻提炼。东莞之所以能成为这种美学的代表，正是因为它完整地走过了从“制造”到“创造”、从“代工”到“美学”的蜕变历程。
尽管东莞当地对这句话有自己的解读，但对我而言，“东莞制造美学”应是这样的：它首先体现为精度与创新的美学——从一台OPPO手机的精雕细琢，到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前沿突破，东莞制造在极致的工艺细节与自主创新的突破中展现工业之美；其次是系统与协同的美学——在高度成熟的产业链网络中，企业、人才、政策、服务形成高效协作、彼此赋能的生态系统，正如“工业雨林”一般，既有参天大树般的龙头企业，也有多样化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共同构筑了一个动态平衡、有机生长的制造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转型与坚韧的美学——从诺基亚时代的教训，到华为、vivo、新能源等多元动能的崛起，东莞始终在调整、适应、创新，将每一次危机转化为转型的契机，每一次挑战沉淀为成长的养分。
因此，“有一种制造美学叫东莞”，意味着东莞已不再仅仅输出产品，更在输出一种制造的新范式、新文化。它代表了一种“可实践的理想主义”，是东莞制造给予中国乃至世界制造业最重要的一种启示——制造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流程与数据，更是一种人文、技术与生态深度融合的现代艺术。
谢良兵：你认为“美学”一词如何与制造业结合？东莞有哪些体现“制造美学”的典型企业或现象？
王千马：正如我上面所说的，东莞的制造美学，首先体现在产品本身——不仅仅是功能的实现，更是对设计、工艺和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例如OPPO和vivo的手机，不仅在技术上持续创新，更在材质、色彩与手感上不断突破，让科技产品拥有了艺术品的质感。
其次体现在制造的方式——智能化、柔性化的生产线本身就如同一场精密演绎的工业交响。比如慕思的数字化工厂，将传统家具制造转变为可定制、可追溯、高效率的现代生产，体现了秩序与效率之美。
第三是体现在制造的文化上——东莞企业不再满足于代工，而是积极输出品牌、输出价值。从“东莞制造”到“东莞品牌”的转变，背后是一种对自主创新和文化自信的坚持。例如马可波罗瓷砖，将东方美学融入建筑陶瓷，让产品成为文化的载体。
而我最看重的是它体现在制造的生态上——东莞形成了一种“工业雨林”式的创新生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资本与人才高效互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就是一个典型，它不仅是技术研发平台，更是连接前沿科学与产业应用的“美学枢纽”，让创新得以持续发生、自然生长。
因此，东莞的制造美学，是产品之美、智造之美、文化之美与生态之美的多层次融合。它让制造不再是冰冷的机器轰鸣，而成为一场系统、可持续且充满创造力的价值实践。
谢良兵：东莞的“隐形冠军”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或工业设计体系，是否构成了某种独特的“工业审美”？
王千马：毫无疑问。当我们在慕思的数字化工厂、vivo的自动化车间里，看到机器人精准协同、数据实时流动、生产节律如乐章般流畅，这何尝不让人觉得动心。当我们看到很多“隐形冠军”企业虽然不为众人所知，但依旧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这无疑就是一种专注、坚韧的工业诗学……
当然，今天的东莞制造显然不再只是“美化产品”，更是打通用户需求、技术可行性与生产制造的系统能力，从设计、科技、制造等多种维度，共同塑造出一种理性与感性并重、效率与人文共存的东莞特色工业审美——它强调“精微处见匠心”，“秩序中藏智慧”，“生态中显活力”。这不仅是制造的升级，更是一种工业文明的升华。
东莞中堂镇全景 图源：摄图网 授权ID：501387329
谢良兵：东莞的城市面貌有浓厚的“乡土”痕迹（如密集的城中村）与最前沿的科技园区并存。书中有无捕捉到这种“土味美学”与“现代制造美学”之间的张力与融合？您认为这种融合是东莞的特色还是挑战？
王千马：我们在书中确实深入观察并呈现了这种看似矛盾却又真实共存的城乡景观。早期的东莞发展走的是一条“漫山放羊”式的路径，“夹到碗里都是菜”，产业门槛低、布局分散，导致出现了“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的独特面貌。城中村与科技园区比邻而居，五金作坊与智能工厂共享同一片土地——这恰恰是东莞制造演进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图景。
但这种“土味”与“现代”的并存，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一种渐进的、有机的融合过程。东莞做得非常聪明的一点是，它并没有全盘推倒重来（除松山湖这类特殊规划区域），而是通过赛马机制，让32个镇街依据自身基础差异化竞争、各显其能。这样做的好处非常明显：一方面，几乎所有镇街都融入了工业化进程，没有在时代浪潮中掉队；另一方面，实现了“工业就地发展”、产城深度融合，让本地农民不必背井离乡就能享受发展红利，村镇在保留原有社会肌理的同时，逐步吸纳新的产业功能与文化认同。
所以我们捕捉到的，不是一种美学上的违和，而是一种动态的、生长中的混合美学。它当然带来挑战——包括城市规划的整合难度、公共服务配套的压力、风貌品质的参差，但我们更应看到：这种“不离土的工业化”，正是东莞区别于许多纯园区化、新城化城市的重大特色。它保留了社会的弹性、文化的多样性，也为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产业提供了生存与试验的空间。
因此，我并不认为“土味美学”是终点，但它无疑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过渡阶段。东莞的未来，不在于彻底抹去这些痕迹，而是如何在尊重本地生态的基础上，推动一种“自然风光+工业生态”的新美学——让人与机器、村庄与园区、传统与现代，不是彼此冲突，而是互相成就、共同进化。这条路东莞才刚刚走了一半，但却值得期待。
谢良兵：书中收录了打工诗歌或关于工人文化生活的内容。这是否是“制造美学”中关于“人的尊严与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你如何看待流水线上的诗意？
王千马：最近东莞市在力推“素人写作”或者说“新大众文艺”，在我看来，它们的文化源头正来自于这些打工诗歌。
打工诗歌的兴起，与无数涌入东莞的小镇青年密不可分。他们当中涌现出像柳冬妩、郑小琼这样从流水线走向文学表达的诗人。但在我看来，打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线工人用诗性来对抗日常重复、虚无与压抑的精神实践。它源于机械节奏中的喘息片刻，源于个体在集体劳动中不愿被工具化的尊严觉醒。工人们不仅在流水线上完成物质生产，更在诗歌中完成精神的自我建构。
我们所谈论的“流水线上的诗意”，也正在于此：它并非在美化苦难，而是人在单调中寻找意义、在束缚中渴望自由的真实痕迹。这些诗歌，让“东莞制造”不再只是一组经济数据或一批畅销全球的商品，更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泪有梦的生命现场。
所以说，东莞的制造美学，既是机器精密运行的节奏，也是人被尊重、被激发、被看见的过程。它最终指向的，正是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的工业文明。
制造美学对东莞转型的意义
谢良兵：基于书中的调研，你认为东莞要完成这一城市品牌的跃迁，最需要补上的一课是什么？是工业设计、城市空间规划，还是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制造美学”是否可以被视为东莞城市品牌的新标签？它对东莞的城市形象提升有何作用？
王千马：我觉得一个人、一个城市都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尽管东莞近些年来发展突飞猛进，但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否则不会在中美贸易摩擦之中表现出一定的挣扎。说到底，我们既要提升自身的工业价值、避免在关键环节被“卡脖子”，也要积极打通更广阔的国内市场，降低对外贸的过度依赖。
因此，未来的东莞尤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强化工业设计与科技研发能力，推动制造业从“代工输出”转向“品牌输出”，真正实现价值攀升；二是系统构建文化软实力，让更多人从“知道东莞”走向“了解东莞”，并最终“认同东莞”；三是推进城市空间的重塑与更新——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新的空间载体，而原有工业区却面临老化与低效问题，如何推动土地集约利用、推动旧厂区转型、实现“产城人”深度融合，已成为东莞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而“制造美学”，恰恰可以成为串联这些维度、塑造东莞新品牌形象的关键标签。它不仅仅关乎产品的外观设计，更是一种融先进制造、人文关怀、生态可持续于一体的新发展哲学。通过这一美学的打造和落地，一方面向内推动产业升级与城市治理细化，另一方面向外构建清晰、现代、有共鸣的城市身份。无疑，它将帮助东莞跳出“世界工厂”的传统认知，转向“智造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的新形象。
谢良兵：你认为东莞的“产城融合”实践如松山湖、滨海湾新区，是如何体现制造美学的空间表达？
王千马：松山湖刚被打造时，是秉持着“再造一个东莞”的目的。我在采访相关领导时，他们都提出了当时曾有一个知名的口号：“产业与新城齐飞”。这一理念颇有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美感——既强调产业发展，也注重生态与人文的共生。
而这种“齐飞”的思维，恰恰是制造美学在空间维度上的深刻表达。松山湖和滨海湾新区并不仅仅是产业园，更是以“人”为中心、以“创新”为脉络、以“生态”为基底的新型城市空间。
在松山湖，你可以看到华为欧洲小镇低密度的建筑群与湖光山色相互交融，科研实验室、高等院校、孵化基地与生态湿地、慢行系统有机交织。这里打破了传统工业区与城市生活区的界限，让“制造”发生在风景中，让创新扎根在生活里。
滨海湾新区则进一步体现了“向海而生”的开放与未来感。它通过TOD模式开发（如滨海湾站TOD、虎门站TOD），以及交椅湾慢行系统连廊设计、威远岛重点地段城市设计等方式，将高端制造产业功能与滨海生态廊道、公共服务配套紧密结合，展现出“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的产城融合新范式。
这些实践表明，东莞的“制造美学”不仅在产品和工厂中发生，更在空间层面重构了一种新的工业城市形态：产业功能、城市服务与自然系统多维融合，效率、人文与美学价值并行不悖。它让制造不再是烟囱林立、机械轰鸣的旧符号，而成为可漫步、可感知、可生活的现代城市意象。
所以说，东莞通过这些新区的探索，正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后工业时代的制造城市，应该如何生长？而它的答案，正藏在“产业与新城齐飞”的美学追求之中。
谢良兵：东莞经验对中国其他制造业城市的转型是否有借鉴意义？哪些可复制，哪些不可复制？
王千马：毫无疑问，东莞给人最大的启示就是实体立市。没有实体，很多城市只能成为空壳，或者说，萎缩性城市。
与“实体立市”相辅相成的，是东莞始终秉持的“与时俱进、创新引领”的发展逻辑——从“三来一补”到自主创新，从代工制造到智能制造，东莞总在关键时刻敢调头、能升级。
但我们更需要清晰的是，对东莞来说，它的一切成功都是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上，它那成功的过去依托于港深的产业转移，未来则要更加突出自己海洋城市的身份。与此同时，通过中欧班列，将自己与世界相连。
对中国很多城市来说，它没有东莞与香港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没有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人才、政策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其注入强劲的科创动能，但是，它们完全可以借鉴其“无中生有、敢为人先”的制度创新精神和市场敏感度——除了通过“中欧班列”主动构建新的对外通道，通过松山湖科学城布局基础科研，还通过城市更新破解产业空间瓶颈……
这些主动突围、顺势而为的策略，恰恰是“东莞经验”中最值得深思和学习的内核。因此，东莞的真正启示在于：一座城市能否持续进化，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起点，而在于它是否始终保有重塑自我的意愿和能力。
东莞制造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
谢良兵：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碳中和目标等新挑战下，你认为东莞制造面临的最大机遇与风险是什么？
王千马：这些挑战在东莞身上其实都有投射，比如无数的玩具厂和鞋厂，离开东莞转战东南亚；比如东莞的几部手机一度陷于销量下滑，又比如，今天的东莞似乎不太容易找到工作了……但是我依旧相信东莞，一方面是相信东莞向死而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相信这么多年的积累，让东莞深度嵌入到了世界产业链当中，脱离东莞，不仅是东莞的损失，更是世界的损失。
从风险来看，东莞制造正面临三重压力：一是产业链迁移的压力，部分低附加值产能向东南亚等地转移，对传统制造环节造成冲击；二是技术竞争的压力，尤其是在中美科技博弈背景下，高度依赖外部技术的领域面临不确定性；三是绿色转型的压力，作为制造大市，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同时保持产业竞争力，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
但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对东莞而言，当前也正迎来三大机遇：一是产业链重构下的高端攀升机遇——正如当年从诺基亚的挫折中培育出华为、OPPO、vivo等自主力量一样，当前的外部压力正在倒逼东莞加速核心技术攻关和品牌建设；二是碳中和背景下的新赛道机遇，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正在东莞快速成长，例如氢能产业链、新型储能等已逐步布局；三是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合机遇，东莞深厚的制造底蕴与数字技术结合，正推动传统工厂转变为“工业互联网+低碳智造”的新型生产体系。
谢良兵：如果请你用一句话总结“东莞制造的精神内核”，你会如何描述？
王千马：正如我这本书中所前后呼应的那样，就是：从空白走向空白。
第一个“空白”，可以理解为一种“零”的状态——早期的东莞夹在广深之间，作为农业县，既缺乏大城市的资源集聚，又面临人才、资本的虹吸效应，就像珠三角夜晚的灯光图：广深璀璨夺目，而东莞却显得黯淡。这种“空白”，是经济洼地的象征，是未被定义的原始状态。
但换个角度看，这种“空白”又像中国画里的“留白”——它不是空洞，而是充满可能性的未完成状态。东莞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没有被既定模式束缚，反而在广深的夹缝中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正如我们这本书所记录的，它通过农村工业化、通过“世界工厂”的崛起，在原本的“空白”上无中生有，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
而第二个“空白”，则是对未来的隐喻。我不希望东莞被过去的成功固化，而是期待它保持“空白”的开放姿态——不再是虚无的零，而是能包容创新、多元与变革的“大有”。就像书末写到的：“空白的五颜六色，沉默的震耳欲聋。”未来的东莞，应该是一片能孕育新事物、新文化的沃土，既有制造业根基的沉稳，又有破界生长的活力。这种“空白”，是主动选择的留白，是留给未来书写的自由。
总之这句话，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隐喻——东莞制造的精神内核，就是一种在不确定性中创造确定性、在无人地带构建新生态的开拓者意志。
谢良兵：对于年轻一代如何理解制造业、投身制造业，你有何建议？
王千马：无实体不未来。制造业始终是一国一城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没有坚实的制造根基，任何创新、任何服务经济都难以持续。年轻人应当意识到，制造业不是“夕阳产业”，而是支撑中国走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九三阅兵展现的成果，更是让我们坚信制造的力量。
此外，我还要送他们两句话，一个是“勇于开新柱”，一个是“也要老树发新花”。关于前者，是希望他们敢于投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在这些代表未来的产业中开辟新路；关于后者，则是指传统制造业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赋予它们全新的生命力。比如东莞的服装企业通过柔性供应链实现定制化生产，五金工厂借力工业互联网变身“智慧工厂”，这些都是“老树新花”的生动体现。所以让这些老树发新花，也是我们年轻人的责任。
我尤其想对年轻人说的是：今天的制造，早已不是父辈印象中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它是人机协同、是数据驱动、是创意落地，更是一种融合技术、艺术与可持续性的创造性活动。你们可以用代码优化一条产线，用设计重塑一个产品，用品牌讲述一个中国制造的故事——制造，可以很酷，也应当很酷。
所以，不妨放下偏见，走近车间、走进实验室、走入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那里不仅有机器轰鸣，更有未来中国经济最真实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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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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