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苏北”宣传文化干部群体在新四军宣传工作中的双重创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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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办一个新的苏北”战略构想。在此时代背景下，新四军“文化人”以宣传实践参与对敌斗争和民主建设，从“做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到成为宣传文化干部，再通过集体行动创造“新文化”，继而成为“办一个新的苏北”的关键力量。以“新苏北”宣传文化干部为历史阐释的主体视角，透过对其个体行动和群体实践的研究，可以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有机进程与发生逻辑。从“文化城”到“模范根据地”再到“新的民主共和国之一部分”的历史进程，实质上既是“新苏北”宣传文化干部群体参与革命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具体写照，也是先进知识分子改造主观自我，并以群体形象将自身塑造为新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历史性主体的双重“创造”过程。

作者简介

张霄，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继先（通讯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四军新闻事业史及史料收集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1AXW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引论：

“双重创造”的有机进程和发生逻辑

1938年11月，“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确立，中共中央综合敌我斗争的形势和发展革命力量的现实可能，逐步确定以苏北作为华中根据地的战略支点和发展重心。“新苏北”构想的主要实践阶段为1941年到1944年。这一阶段，苏北乃至华中根据地有力回应了“我们在敌后干什么”的历史追问，并在解放战争中依然坚持了下来。1941年4月，刘少奇在苏北文化协会上首次提出“办一个新的苏北”的战略构想。面对与会200余名文化工作骨干，刘少奇（2000：224）强调，“目前我们在苏北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抗日的民主的新的苏北：在这个新的苏北，不独有新的文化，而且有新的政治、新的经济、新的军队、新的人民”。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以新四军“文化人”的宣传实践为切入点，阐明在“办一个新苏北”这一历史进程中，宣传文化干部群体如何通过创造“新文化”改造客观世界？如何通过“自我改变”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特殊阶层”（刘少奇，2000：226）？该进路的史实依据有：其一，新四军强调“新文化”运动对革命事业的思想启蒙与先导作用，认为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是对政治、经济的反映，“是整个抗日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刘少奇，2000：224）；其二，新四军给予“文化人”以重要的使命与责任，既要求他们使文化运动服务于民主政治建设，又嘱托他们“改造自己创造自己”，“成为实际的革命家”（陈毅，2000a：243-249）；其三，办一个“新苏北”的长远思路在于，通过宣传教育发动各阶层群众“参加到目前的抗日民主运动中”，同时更要努力“创造新中国的整个一代的新的人民”（刘少奇，2000：228-229）。

关于新四军宣传文化干部群体的在地化实践及其双重创造研究，学界尚无专题化的成果。既往研究提供了以下重要借鉴：其一，中国共产党宣传史研究对于华中抗日根据地尤其是苏北根据地关注不足。事实上，革命形势的变动促生了空间布局的流动性，“一时一地”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整体性历史创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和环节，“新苏北”提供了一个共性中的独特案例。其二，以媒介为中心的研究路径遮蔽了“人的行动”，忽视了“人”才是勾连整个宣传工作的核心。同时，个人事迹又往往难以凸显中国共产党宣传活动的组织化与系统性。其三，抗战时期革命宣传实践研究的落脚点偏向知识分子的主体改造（黄旦，周叶飞，2013：325-354），抑或关注到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双向改造（李海波，2024）。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展现了主体改造研究的多重维度，但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事业最终指向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有必要从社会历史条件与主体实践的辩证关系出发澄清“双重创造”的有机进程与发生逻辑。马克思认为，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500）。毛泽东（1991a：296）提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马克思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毛泽东阐明了革命实践的要旨即改造世界的具体内容和抓手。据此可以认为，“新苏北”宣传文化干部群体的“双重创造”就是在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主体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个体与群体身份而言，这种“双重创造”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党内的改造；二是由党外向党内的改造；三是更具统一战线意义的党外开明人士的改造。

“新中国的文化需要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人也需要创造。”（陈毅，2000a：250）通过双重创造，“文化人”对社会变革的敏锐感知才从头脑中落实到物质现实，进而外化为塑造新民主主义社会关系和文化内容的重要力量。基于抗战时期党对宣传工作的定位，本文选取的新四军“文化人”指向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准，并从事宣教工作的个体与群体。据此阐明他们从事宣传实践的行动逻辑，诸如：这些“文化人”因何来苏北？如何进行思想转变与身份认同？为苏北“新文化”事业做出了哪些典型探索并如何致力于“苏北构想”的历史实现？

二

“从哪儿来”：“新苏北文化人双重创造”的

社会文化背景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日伪顽势力空间中坚持抗日的任务更为艰巨、局面更为复杂、斗争更为残酷。为打开华中局面，中共中央坚持民族利益至上，并“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251），主动争取华中抗战的领导权和国内外宣传主动权。在具体工作中，加强了党内的策略教育，并有理、有利、有节地公开抨击“重庆”反动阴谋和行径，通过舆论宣传争取国内外普遍的同情与支持。选择创办一个“新苏北”，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敌我斗争的现实需求与苏北的社会文化基础所作出的战略部署。

华中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地区，毛泽东指出，“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189）。苏北地区北接山东根据地，南临中国最核心的工商业城市集群。一方面，徐州战役和南京战役失利后，在苏北坚持斗争的政治军事意义愈发凸显，以至于既“变成我国抗战的最前线”，也是“在全国反共计划执行下反共急进的区域”（陈毅，1989：38-42）。另一方面，江浙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在苏北开展民主建设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1940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争取苏北地区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中上层的开明士绅，可为争取整个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起到示范与宣传作用，也有望于完全“孤立买办大资产阶级集团”（刘树发，1995：307-308）。

在上述背景下，以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宣传文化建设工作为主要阵地，“文化人”群体实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彰显。1941年4月，华中局第一次会议指出，“目前宣传部最重要，工作亦多，应当先成立”（吴克斌，2002：37）。6月，宣传部会议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搞革命，一靠武装斗争，二靠宣传。就是毛主席说的有文武两个战线”（周斯明，王公慈，1983：182）。面对频繁的军事斗争和百端待举的局面，“苏北根据地文化被提到与军事并重的地位”（王阑西，1993：序言1），它所依托的社会文化基础和客观条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其一，苏北文化教育相对发达。刘少奇（1940）致电中央，表示“在这里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均大有发展前途”。但同时，敌伪在此渗透“殖民文化”和“汉奸文化”，国民党顽固派推行以反共为中心的文化教育方针。“不仅苏北的工农人民，尚在愚昧迷茫中，就是苏北的一般知识青年，也仍然徘徊歧途”（陈毅，2000a：249）。在此种困境中，开展先进文化教育，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动员他们参与抗日民主运动，成为极迫切任务。

其二，苏北有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活跃的“文化人”群体。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要争取上层知识分子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还要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培养。新四军领导人创造性地以文化统战的方式争取上层知识分子。“我们为了完成抗战建国的革命任务，在抗战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之下而且极愿意与一切抗日文化人文化团体或派别建立抗日的文化统一战线。”（陈毅，2000a：240）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苏北人才优势，包括：中小学教育相当普遍，人民的识字程度相当高；地方绅民均十分注意教育的建设；保留了一批文化教育干部和人材。

其三，开展文化建设和宣教工作已具备较好的外部条件。黄桥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和苏北的抗日民主政权联成一片，“是争取了华中革命势力的第一步的优势”（粟裕，1990：22）。驻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和“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则从内外报道、宣传物资、人员等方面持续提供援助。1941年以后，上海地下党配合沪办，将从皖南突围的同志、苏南和大后方的撤退人员、由上海输送的人员共计一千六七百人安全护送到了苏北（王尧山，2015：100）。

三

“怎么做”：“文化人”主体行动中的

思想转变与道路探索

（一）引领者与同行者：与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密切联系

新四军领导人重视对文化工作者的思想引领与号召，也与苏北开明士绅达成政治共识，共同致力于民主建设。新苏北“文化人”来源有：一是海安会师前即跟随陈毅、刘少奇到达苏北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是宣传工作的中坚力量。二是皖南事变爆发后从各地赴来的知识分子，以范长江、阿英、黄源等人为代表。三是以开明士绅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地方上层知识分子，他们认同并拥护新四军的文化教育工作。

“一个新苏北需要何种文化？”这是宣传文化干部需要明晰的首要问题。毛泽东（1991b：708-709）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文化应具有民族性、革命性、群众性、科学性等鲜明特征。民族性意味着反对敌寇汉奸的文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斗争意识。革命性意味着不仅要在文艺主题上有民族立场，还应保持革命的意识形态立场。具体而言，文化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其原因在于，社会变革的思想，“只有当时革命阶级中最少数最先进最觉悟的先进者比较完全的感觉到与了解”（刘少奇，1942年3月1日）。文化运动也不能局限于先进分子内部，而要与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密切联系。最后，新文化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着新文化的前进方向，反对封建的反动的旧文化，需要在苏北广大农村地区发挥思想启蒙和观念解放的作用。

领导人帮助文化工作者在政治上成熟。刘少奇与孟波畅谈苏北文化教育的未来，要争取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将来可以办些学校（孟波，2011：359-360）。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薛暮桥写信给刘少奇，就白区工作能否宣传国民党政府土地法“二五减租”政策以动员农民、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的问题向他请教。刘少奇的回信“从战略策略的高度来分析问题，语重心长，发人深省”（薛暮桥，2006：149）。

“新苏北”迫切需要团结一切先进抗日力量，文化统战吸引了苏北士绅的支持。1940年7月，陈毅登门向朱履先讲述国际国内形势。8月，陈毅致信韩国均，请其出面调停苏北问题，韩国均复信称佩仰新四军救国救民之宗旨，“本一致抗敌之宗旨，合力对外”（刘树发，1995：291-292）。参议会制度作为苏北开展统一战线的重要举措，凝聚了力量与人心。韩国均被选举为苏北参议会名誉议长，朱履先为副议长。他们四处奔走，宣传团结抗日主张，带动了泰兴、泰州、靖江等地一大批新旧知识分子向新四军靠拢。1942年，“湖海艺文社”成立，作为苏北最广泛团结各阶层文化人士的群众文化团体，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二）从为谁办报到如何办报：要做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

新环境为宣传文化干部提供了不同以往的生活体验、工作氛围和创作资源。他们明确了“为谁办报”的根本问题和“怎么办报”的技术路径，“要做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要坚持为党办报、为群众发声、为抗战鼓舞。王阑西和范长江的经历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王阑西践行党报“群众路线”立场，确立了报纸“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总原则和“依靠群众办报”的总方法。江淮日报社成立之日，刘少奇、陈毅特意嘱咐“办好党报，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办报”（王阑西，1989：524）。王阑西从辩证的角度增强了对党报核心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华中战场凡遇重大事情，都以社论形式将党对时局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全华中。刘少奇常撰写或审查修改王阑西报送的重要社论。同时，党报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工具，黄克诚谈到，“报纸的批评就是党的批评”（王阑西，1986：157）。1941年7月，王阑西确立了《盐阜大众报》的编辑方针，“报纸的文字水平要做到初识字的人能看得懂，不识字的人能听得懂”（凡一，2000）。该报成为苏北“群众办报”的典型和驰名华中的通俗报纸，“写话”方式鼓励了群众写稿的热情，培养出了陈登科等工农作家，推动了工农通讯运动。

1942年7月，范长江以无产阶级新闻人的身份参与到根据地宣传事业的建设中。陈毅指派范长江为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范长江主动调整工作方式，自觉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原则。谢冰岩（1994：137）回忆，范长江“从不因为自己是新闻界的名人而‘自居特殊’……毫无自由主义”。范长江曾将自身见闻撰为《苏北根据地观感》，毛泽东专门致电陈毅，“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及广播，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目前政策，并代我向他致慰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1996：460）。到淮南后，范长江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1944年1月，他（2003：242-244）建议着重出版工农兵刊物，提出了报纸“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两个要点：一是说服并规定各级知识分子帮助工农兵干部写通讯；二是以“读报”方式使报纸真正到群众中去。《对于华中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是当时专业报人群体探索“新苏北”的一个典型。

（三）从自我实现到人民立场：个体出路的选择与文化事业的大众化

身处动荡时局，知识分子既有对个人出路乃至国家民族前途的彷徨，也饱含着他们对新秩序的探求与向往。文艺创作、办报办刊与生活交往逐渐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使他们明确了要以切实的大众的文化事业争取光明未来。阿英和黄源的经历体现了文化事业创作的主体转变，亦即，既要进行内容创作的理论探索，更要鼓励和指导群众主动创造。

与领导人的交流影响着宣传文化干部的政治意识与创作方向。刘少奇在党校结合皖南事变分析“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教训，时值黄源刚从皖南突围出来，有了实际体会，“使我受到一次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教育”（黄源，2001：162）。阿英（1979：424）回忆，陈毅“嘱我时时与连队保持密切联系，盼我以新作为当前斗争服务”，这与毛泽东对文化工作者“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号召高度一致。

在“文化村”，很多知识分子是“旧识重逢”，他们以群体协作的方式探索文化事业的新面向与新方法。扬帆是“文化村”的“村长”，他常协同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彭康与大家“漫谈”文艺的现实创作。就阿英拟写剧本《宋公堆》，他们深入讨论，并一同采访主人公宋乃德。阿英特访士绅杨芷江，“先取得有关海堤之文件两帙归……拟择抄其重要可资参考者”（阿英，1982：153）。该文后来在群众中影响颇大，反映了“对敌伪顽斗争、对封建势力、对资产阶级生活意识斗争中，复为着民众利益而与大自然的斗争的党与政的伟大性”（阿英，1982：68）。

在皖南军部，黄源已经开始了大众实践的文艺探索，鼓动个体写作自身斗争经历，成为宣传的有力一分子。“新四军一日”倡议军部人员记述自己成为新四军后进行抗战最成功的一天，吸引了官兵向《抗敌》杂志积极投稿。黄源的约稿对象从鲁迅、茅盾、巴金等名家转向了部队群体，作品题材也从注重个体情感转向了与斗争实际相结合。林琳写的《三个鸡蛋》，“反映了老百姓对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态度，受到了好评”（黄源，2003：23）。文化事业增强了工农兵的积极性与集体荣誉感，加强了群体的情感交流，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即精神文化生活的主体。

到苏北后，宣传文化干部的服务对象从军部工农兵战士扩大到根据地群众，使文艺宣传在群众运动中具有建设性和生命力。1941年6月鲁艺分院专题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此后，黄源带领师生下乡，协助地方开展农运工作，“这既是鲁艺贯彻文艺大众化的一个具体措施，也是军部准备反‘扫荡’的一个步骤”（黄源，2001：156） 。概言之，结合革命形势、实事求是地开展文化事业大众化，不是形式的简易化，也不仅仅是走下去，而是要在乡村扎下根，与群众打成一片。1942年刘少奇在党校作系列报告，着重谈到文艺的阶级立场问题，“拥护和参加抗日战争的，有各种立场的人……我们主张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立场”（黄源，2001：163）。该报告是对文化事业大众化一个阶段性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宣传文化干部进一步的思想引领。

四

“到哪儿去”：

从“文化城”实践到“一个新苏北”雏形

（一）创造“文化城”的实践：为开展文化运动而斗争

新四军领导人倡导统一的文化组织，号召将苏北创造为一座“文化城”（小克，1942年6月21日）。1940年11月，陈毅在海安召开文化人士座谈会，发出了“为开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化运动而斗争”的呼声，拉开了根据地文化运动的序幕。苏北文化协会成立，旋即将“文化人”群体有力地统领与联合起来。陈毅（2000b：252）明确提出，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把苏北的文化事业做好”，并要努力把成功经验“推广至全中国”。

“文化城”是该阶段“新苏北”内涵的具体所指，也是宣传文化实践的集体目标。至1941年7月，苏北构建了以各级党报为领导核心，以新闻学会等社会组织及抗日军政大学、鲁艺分院等文化教育单位为多方抓手的宣传组织网络，形成了报社与文艺组织紧密团结、相互配合的工作格局。宣传文化干部由个别和自发的群体协作方式，转变为以普遍的组织化即集体协同方式开展根据地新文化运动。文化运动依靠党报机关给予方向引导，又依托群众性的文化组织扩展基层影响力。以组织先行，以运动落实，二者互为表里，这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

一是依托根据地政权，各级党报党刊以竖直结构进行政治和业务的核心引领。华中局机关报受华中局直接领导，由党报委员会讨论决定重点问题，刘少奇、陈毅亲自撰写、审阅、修改重要社论，把握重大政策导向。《江淮日报》“立足盐阜，面向华中”，《新华报》统一指导华中各地党政军工作；苏北的两个区党委，其机关报《盐阜报》和《淮海报》的根本任务是结合该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建设实践进行宣传。

二是以新闻学会作为根据地宣传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学会与报社多在人事上交叉，在业务上配合，通过统筹协调，对宣传文化团体效能的发挥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9月，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华中办事处召开会议，除商讨具体新闻工作内容外，还积极建言根据地民主建设。同年，《新华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苏北分会及《盐阜报》在阜宁联合召开“报人座谈会”。彭康在会上要求新闻工作者应参加政治生活，实现报纸的政治化；应专门化、专业化，以之为终身事业，并研究工作规律；应有实事求是精神，切实调查研究，以确保反映人民生活（解放日报，1942年9月29日）。

三是以文化教育单位为宣传网络的积极拓展。盐城两大文化教育单位抗大第五分校和鲁艺华中分院，同《江淮日报》合作配合，苏北文化界的负责人也是报刊的积极撰稿人。这些“文化人”发挥各自所长，为根据地的发展建设提供了专业建议。1942年根据地与敌伪进行货币战，财经局发行新“盐阜币”，薛暮桥在《新华报》上发表《为什么要用新盐阜票》，向群众宣传解释货币政策。总体而言，苏北的宣传实践有力地团结、教育、发动了基层知识分子。正如刘少奇（1998：16）所言，文化运动的深入推广需要动员本地的知识分子，有了他们的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理念和经验深深扎根苏北大地。

（二）“一个新的苏北”的雏形：历史阐释的意义空间

“办成一个新的盐城，新的苏北，新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刘少奇，1986：244）。我们需要澄清由“创造文化城”到“建设模范根据地”的发生逻辑，并以政治、经济和统战工作的代表性成就显明“模范根据地”的内涵。“宣教工作的成就一般地要通过其他工作如军事，组织，锄奸，卫生等项工作具体实现出来的。”（钱俊瑞，1943年9月10日）同时，创造“新文化”所表征的未来图景凝聚了人们的共同价值和理想追求，“新苏北”激发着人民群众对“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的不懈追求。

从创造“文化城”到建设“模范根据地”，一是基于抗日斗争实践的特殊条件与发展趋势；二是为了“充分注意到广大工农士兵群众的需要”（新华日报，1944年7月29日）。苏北的新文化运动是在一种特殊条件下进行的，与抗日民主实践密切配合，能够反映、服务、指导根据地建设（刘少奇，2000：232-233）。模范根据地不仅是文化理想的现实映照，更是革命势力与人民结合的伟大创造。宣传文化干部群体借助宣传网络的组织力量，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整个浪潮。1940-1945年，新四军带领人民群众在“反扫荡、反伪化、反蚕食”斗争中，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至抗战胜利，苏北全区面积达到2.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20万，共有17个抗日民主政权（马洪武，2003：238）。苏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团结各阶级力量建设起来的特殊政权，“这种政权在中国抗战环境中产生，历史上没有先例”（刘少奇，1986：239）。

民主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首要工作，政权的改造深入基层，民主乃有了根基（冯定，1946年7月10日）。到1942年，在盐阜区的55个辖区中，新四军控制的区政权达49个。“三三制”的彻底执行，使民主政治真正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政治。各阶级关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下日益融洽，各党派人士及地方绅士“皆积极参加政治，共同支持抗战”（范长江，1942年9月6日）；邹韬奋感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决不是只有形式的寒暄请客，而是和各阶层人民结成了生死之交”（王庭岳，刘小清，1988：9）。

“新苏北”的社会与经济建设有效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满足了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凝聚了人心，积蓄了物质力量。在新四军领导动员下，由3万民工日夜赶修的45公里长的“宋公堤”，在当年就避免了一次海啸灾害。“宋公堤”使得政府威信大大提高，“都说共产党有魄力，特别是我们干部的坚毅精神影响很大，所以对统一战线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刘彬，1989：120-121）。减租减息政策获得主佃和劳资双方支持。德国记者汉斯·希伯（Hans. Shippe）实地调研了新四军根据地和国民党大后方，认为“新四军的成功，就是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王庭岳，庄乔人，1990：89）。

新四军宣传文化干部群体将自身塑造为一个具有现实创造力和历史想象力的共同体。“办一个新的苏北”，凝聚了文化理想、情感认同和精神向往，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人民大众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一方面，宣传文化干部借由他们的目光使更多国人，乃至国际反法西斯友人和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看见”新四军和“新苏北”。汉斯·希伯的多篇文章通过《亚美评论》发行到世界各地；艾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撰文宣传新四军的抗战功绩，而且尽其所能为新四军募捐医疗物资和经费。另一方面，宣传文化干部在追寻个人与社会理想的过程中，“看见”了一条具有远大前程的道路。邹韬奋在这里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朱履先（1944年6月16日；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2015：198）看到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与根据地蓬勃的新气象，看到军队爱护人民群众，认为中国的命运要寄托在新四军的身上。

在解放战争中，苏北宣传文化干部群体出于革命需要，以多种方式和途径坚持文化战线，融入到了更广泛的民主实践和解放斗争中。王阑西调往东北，创办了西满干部学校；范长江创办了解放区第一所新型的革命新闻干部的专门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苏皖边区政府建立后，黄源和阿英组建并负责华中文化协会。时任华中分局委员、苏皖边区主席的李一氓（1993：211）谈到，以苏北为代表的华中根据地，和华北其他的解放区一样，是全中国民主建设的楷模，是八年来与敌伪艰苦斗争的结果，为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作出了重要探索。

五

结语：新时代宣传文化干部队伍

建设的历史性统一

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情境中的革命行动究竟如何可能，我们需要回归研究的实践语境，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与主体能动性间的辩证关系。当前中国共产党宣传史研究应关注党的宣传文化工作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进而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一方面，学界从传播的组织与人员、技术载体、地域空间等入手，物质化、对象化的研究仍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对行动者的内在因素如心灵、精神、情感、身体等的关注则很好地补正了实践研究的主体向度。“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60：234）“新苏北”宣传文化干部群体在新四军宣传工作中的双重创造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首先，新四军宣传文化干部的群体实践阐述了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先进文化人通过创造“新文化”，促进了“新苏北”文化生命力迸发与民主建设繁荣。他们由个体抗争到集体行动，从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斗争与建设多个层面，以先进的群体形象将自身塑造为新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历史主体。

其次，从“文化城”到“模范根据地”再到“新的民主共和国之一部分”，是“新苏北”由构想到实践的总体过程所经历的多个阶段，其递进式的三重内涵形成了理论阐释空间。其中，宣传文化干部的“双重创造”与这一客观进程是历史性地统一的，有助于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如何既在社会存在层面促进了新的社会关系发展，也以阶级意识形式体现了先进分子如何通过思想表达新的社会愿景。

最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办一个新的苏北”的历史实践，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不断追求真理和伟大复兴梦想的奋斗历程。科学理论、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的有机结合，是无产阶级自我创造与现实创造的内生动力。“新苏北”宣传文化干部群体革命实践的生动写照，启示我们在坚守宣传文化事业，立足生活、扎根人民的基础上，“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习近平，2020：342），这也是新时代宣传文化干部传承发扬新四军“铁军精神”的精髓。

本文系简写版，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5期。

本期执编/曹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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