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民国时有名的才女，和丈夫相伴50年，晚年却发现自己遭到背叛。
得知真相后，她毅然绝食，最终身体无法承受，逐渐衰弱，直至去世。
而就在她去世的次年，她的丈夫就娶了情人回家。
她是谁？她这一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爱情与婚姻，才走到绝食而终的尽头？
少女逃婚
她叫陈布文，1920年出生在江苏武进的一个乡镇书香之家。
她的父亲虽是旧时秀才，却思想颇为开明，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毅然将年幼的女儿送往常州求学。
十来岁的陈布文不仅在课堂上成绩斐然，还常常给校报投稿，妙笔生花，引得先生频频点头。
最令人称奇的，是她十三岁那年写下的一篇征文《假如我有了爱人》。
“假如我有了爱人，我们便远离尘嚣，不问红尘俗务，择一处湖畔而居，日日与朝阳为伴，暮霞作景，与天地为邻，花鸟为友，愿爱人温厚如玉，愿我心澄澈如水。”
文章一经刊出，便在校内引起了轰动，老师将其誉为“小鲁迅”。
彼时的她，心里已经有了方向：她要做一个有思想的女性。
但中学毕业那年，父亲却为她定了一门亲事，男方是镇上一户商贾人家，虽不识字，但为人老实本分。
全家都盼着她点头，只等择日成亲，她却态度坚决：“我不嫁！我不愿做一个被捆绑的女人。”
家中顿时炸了锅，母亲哭天抢地，父亲更是怒不可遏，指着鼻子说她忤逆。
陈布文没有争辩，只是沉默地收拾了几件衣物和一叠手稿，趁着夜色离开了家。
坐上火车，她去了南京，那时南京尚未完全战乱波及，文化氛围浓厚，报社林立，正是才子佳人追梦之地。
初到南京的她，囊中羞涩，居无定所，连顿饭都成问题。
她每天清晨四点起身，带着稿纸一一家报社地敲门投稿。
最开始，吃了无数闭门羹，手稿常常被人轻飘飘地丢在桌上，几天后便不翼而飞。
但她从不放弃，文笔越磨越利，稿件一篇比一篇老练。
终于，有一家名为《扶轮日报》的编辑被她的文章打动。
一篇关于“女子教育与家庭束缚”的短评，文理兼备，见解深刻，刊发后引发了读者热议。
编辑在信中这样写道：“笔力甚佳，女中少见，若愿常投，可列自由撰稿人。”
成为自由撰稿人后的陈布文，依然住在破旧的小屋中，但生活却充满了希望。
每次稿费到手，她总要走去街角最好的小饭馆，点上一碗阳春面，一边吃一边在笔记本上记下新一篇构思。
这段逃离与拼搏的经历，不只是一个少女对命运的抗争，更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觉醒。
乱世情缘
1937年的南京，战争的阴云笼罩城头，陈布文夹着刚刚发表的几篇手稿，匆匆穿过长巷，原本打算去领稿费。
天空闷雷滚滚，警报突然响起，街道上的人群瞬间向防空洞奔去。
陈布文也被卷入这股急流，踉跄着跌入了防空洞中，四周是嘈杂的呻吟、呼喊，还有孩童的啼哭。
她挤在角落，几乎被前后的人推搡得站不稳，猛地撞上一个人的后背。
“对不起。”她低声开口，抬头那一瞬，却对上一双沉静的眼睛。
那是一张干净而沉着的脸，他略带歉意地退后一步，将她护在身侧。
那一刻，洞外战机轰鸣如雷，可陈布文只记得，那名男子将她从一场混乱中捞起的温柔动作。
“你叫什么名字？”她鼓起勇气问。
“张仃。”
张仃？她心中猛然一动，这不是那位报纸上连载漫画、风格犀利、极富批判精神的漫画家吗？
她曾因为一幅名为《假面》的讽刺画而惊叹许久，没想到今日竟然在防空洞中遇见了真人。
“我叫陈布文，是自由撰稿人。”她露出一个明亮的笑容，“我很喜欢你的画。”
张仃看了她一眼，挑了挑眉：“你就是陈布文？《女子月刊》上发表《假如我有了爱人》的那个？”
两人相视，眼中尽是难以掩饰的惊讶与欢喜，原来在彼此知道姓名之前，已经是彼此文字和画笔的仰慕者。
两人靠在破旧的墙边，在炮火与惊叫之外，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交谈。
相识不过月余，他们便在玄武湖畔，花光所有积蓄，租下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
没有红毯没有仪式，只邀请了几位朋友，煮几碗面，代替了婚宴。
婚后的生活并不富足，但他们却从未抱怨，一人写作，一人作画，日子过得非常幸福。
婚姻失衡
1938年，张仃和陈布文来到延安，张仃初到鲁艺时意气风发，他将带来的几幅作品小心翼翼地挂在展板上。
那是他自信满满的创作，有着毕加索式的解构、线条的张力与思想的锋芒。
但展览还未正式开展，就有同仁当着他的面摇头：“这是什么画？不像人不像物，跟人民群众有啥关系？”
而同一时间，陈布文的文章却在延安各类刊物上频频刊登。
她笔下不再是纸上的乌托邦，而是那些黄土地上真实的人物、斗争、与情感。
她擅长从细节中捕捉力量，用一枝素笔道尽时代的脉搏。
领导读后拍案叫绝：“这个女娃娃，文笔不凡，觉悟也高！”
这些称赞本应是夫妻间的共享喜悦，可当她兴奋地将好消息告诉丈夫时，张仃却只是低头抽着旱烟，一言不发。
他的沉默像一堵墙，挡住了她的兴奋，也隔绝了他们的亲密。
晚上，她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借着油灯光，她看到张仃坐在角落，反复擦拭着一张画纸。
他手中那支笔已经被咬得斑斑驳驳，而画却始终没有落笔。
“你画得很好。”她轻声说，“只是这里审美不同而已。”
“你懂什么。”他一抬头，语气有些冲。
她愣住，片刻后才温声道：“我不懂画，但我懂你。”
这一句“我懂你”，无法让这座城市的审美接受抽象画的存在，也无法安抚一个才子逐渐被边缘化的自尊。
她拒绝了调入更高层的编辑部，只保留基础的撰稿任务，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照顾丈夫与孩子上。
每天清晨，她起得比谁都早，去排队打水、蒸馍、洗衣，回来后再给张仃煮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
可这些温柔落入张仃耳中，他却开始觉得，她的关心像是一种施舍。
他不是没察觉到她的牺牲与体贴，只是一个男人的骄傲，在屡屡碰壁之后，已变得脆弱无比。
婚姻从来不是一场比拼，可当一个人越走越高，另一个人却在低谷徘徊，哪怕不说出口，那份拉扯与失衡，也终会悄然显现。
她开始更加小心翼翼地说话，更加节俭地过日子，只希望丈夫的情绪能缓一缓。
后来，张仃被老友张光宇邀请赴重庆创办《新美术》，那是一次出逃，也是一线生机。
他打点行囊启程，而她则站在送别的车站，抱着幼女，望着远去的火车。
她明白，他需要自由，需要去远方找回自己的热情与自信，而她必须留下来，守住这个家，守住孩子。
发现背叛
张仃去了重庆，但因为皖南事变，杂志没有办成，次年，他受周恩来邀请，又前往延安。
不同的是，比起之前，他这一次来到延安，终于得到了认可，先后担任了一些职位。
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张仃在美术界的名气越来越大。
没有了怀才不遇的影响，他与妻子陈布文的感情似乎也回到了最初的恩爱。
时间一转眼来到1985年，他们已经相伴走过50年。
那年夏天，陈布文照常为张仃整理书房，老伴近日画得很勤，她想替他腾出更大的案头，好让他安心作画。
她拉开抽屉，却不小心带出一叠旧信，字迹苍劲有力，每一封都被整齐叠好，用细线捆得一丝不苟。
她本想随手放回去，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署名：灰娃。
灰娃，原名赵翠娥，四十年前便与他们夫妇相识。
那时她不过十几岁，是陈布文曾在延安教授写作的学生，后又在北京相识数次，来往颇多。
陈布文对她的评价一直不错：“有才气，率真，不落俗。”
甚至在灰娃人生最拮据的时刻，她多次伸出援手，视她如亲人。
她颤抖着双手拆开信封，一页页翻过去，信中的每一句话都饱含情愫。
那不是普通朋友之间的通信，而是一场隐秘已久、持续甚久的婚外情。
她忍了又忍，直到晚饭后，张仃一如往常回到书房，她将那叠信轻轻放在桌上，一言不发。
张仃愣了一下，随即眼神躲闪，没有解释，他低头坐下，抚了抚信纸，却没有否认。
“所以，这些都是真的？”她声音不高，却冷得像冰。
他没有抬头，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在她那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热情。”
陈布文没有哭，没有闹，她转身走回卧室，缓缓关上门，那一夜，她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起，她便拒绝进食，起初只是不愿吃晚饭，后来连一口水也不沾。
她的身体迅速衰弱下去，眼睛凹陷，面容消瘦。
1985年12月8日清晨，她安静地闭上了眼睛，而一年之后，张仃迎娶了灰娃为妻。
消息传出，坊间众说纷纭，有人为她抱不平，有人嘲讽张仃“老年迟暮，风流不减”。
陈布文的离开，惊醒了太多女人，原来，即便是才女，即便是坚守五十年，也阻止不了背叛。
她用绝食告别这个世界，不为控诉，只为尊严，她临终前叮嘱子女：“忘掉一切，各自开辟新的生活。”
这不仅是对子女的体贴，也是对自己半生坚守的体面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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