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奇：从北大学生领袖到潜伏东北最高军政部门的红色特工！|军政|北平|平津|彭雪枫|程潜|葛佩奇

他是北大“理工男”，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毅然放下“科学救国”的理想，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书写了从北大学生领袖到成功打入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的红色传奇故事。

这个北大的“理工男”就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北大学生会副主席，与黄华、姚依林同为无人不晓的学运领袖的红色特工

葛佩奇

怀揣着救国梦，他成为北大学生领袖

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葛佩琦就是这样的人。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仁兆镇一个贫农之家。

在六个兄妹中，他排行老五，下面还有个妹妹，一家八口人仅靠三亩半地艰难度日。尽管如此，父母还是节衣缩食送孩子读书。

八岁那年，葛佩琦进入村里的私塾读书。他也很懂事，农忙时节，村塾放假，他就主动干家务，一边放牛喂猪一边读书。

葛佩琦自幼天资聪慧，又刻苦好学，私塾一毕业，他就考取了当地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知务中学附属小学六年级。

一年后，他小学毕业,由于平度县没有中学,在家干了半年农活后，求知欲旺盛的他，听说黄县县城有一所崇实中学办得还不错。这也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校长是一位美国牧师。

1929年春节后,葛佩奇挑着行李和书籍,步行300多里来到了黄县崇实中学（现龙口第一中学东校），并如愿考入了该校。

就在葛佩奇憧憬未来时，意外发生了。

1928年5月3日,侵华日军在济南肆意屠杀同胞,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葛佩奇入学后的次年5月，正值“五·三惨案”两周年纪念日，学生会发起了纪念大会。活动议程中有“向国旗鞠躬”的安排，但这项内容遭到美国传教士校长浦其维的反对和阻扰，他说“向国旗鞠躬”,那是崇拜“偶像”,违背了基督教教义,要求学生会取消这一内容。但学生爱国情绪高涨，坚决冲破阻挠，毅然向国旗行了三鞠躬礼。

翌日，校长恼羞成怒，宣布解散学校。

家里有钱的学生只好到别处求学，葛佩奇就惨了，在黄县上了一年半的学后，再次失学。但是，他不甘心，决定远赴北平求学。

可家里一贫如洗，无法供给他外出读书，关键时刻还是母亲发话了：

“要去就去,北平饿不死活人,没钱读书,就找点工作干。”

几天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带着父亲东借西借凑来的15元钱，葛佩奇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来到了北平，借宿在哥哥老师家里。

在哥哥老师帮助下，他去海京工厂当了一名学徒，每天两顿窝窝头,每月1元零花钱,没有工资。

1930年8月,黄县崇实中学的几位同班同学也来到北平,进入了祟实中学（现在北京第21中学），其中一个同学见他没钱上学，出于同情，借给他25元，正好够交一个学期的学费。

就这样，开学后，他插班进入崇实中学，成为一名初中三年级的学生。

祟实中学也是一所美国耶稣教会办的学校,原来的校长莱牧师办了一个羊奶场,由于经济困难，葛佩奇就半工半读，当了一名送奶工。

每天送两次奶，早晨4点起床,骑着自行车,带着30多瓶(40多斤)羊奶,分送到北京东单、东交民巷一带的用户家(多数是外国人)，工作两个小时，然后去上课；下午4点下了课,再按原路线送一趟羊奶,吃了晚饭后,去上晚自习，就这样，解决了学费和吃饭问题。

就在这样的半工半读情况下，第一学期葛佩奇的各门功课总平均分,在初中全体同学中列第二名（学校还发给8元奖学金），最终他用了二年的时间,读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1933年暑假,葛佩奇从高中二年级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进入北大后，他本来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更何况，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政治空气很浓厚，于是，葛佩奇也开始关心时政，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葛佩奇深感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于是，他签名发起组织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会，任执行委员，并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

1935年12月9日，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12月16日，北京学联又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葛佩琦作为组织者，始终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被国民党军警拘捕。

在狱中，面对当局抗日犯法、爱国有罪的做法以及强加给学生的“造反”罪名，葛佩琦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说道：

“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我是堂堂大学生，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几天之后，他被学校当局保释回校。

经过这次狱中斗争，葛佩琦更加坚信，要抗日救国，就必须靠拢中国共产党。

在党领导下,“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纷纷起而响应,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的爆发。

“一二·九”后，北大学子先后成立了一系列抗日救国政治团体，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系党的外围组织，简称“民先队”）、“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等，葛佩琦不仅第一时间参加，还逐步成为骨干。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12月11日，北大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葛佩琦当选为副主席（主席为陈忠经，他与熊向辉、申健并称为“龙潭后三杰”）。

由此，他成为北大学生领袖。

投身抗日斗争，成为革命战士

1937年6月，葛佩琦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放弃了山东教育厅抛来的要他到省立二中当物理老师的橄榄枝，决心参加抗日斗争。

恰巧北平各大院校学生在西山联合举办军事夏令营，听说夏令营还安排了老红军袁也烈讲游击战，葛佩奇就专程跑去聆听了他的讲课，学到了游击战常识。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葛佩琦就和同学辗转前往南京，参与组建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以下简称平津同学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

当时，国共正处于合作抗日时期，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并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学生上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平津同学会就派葛佩琦等三人为代表,带着《平津同学会上政府意见书》，往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等国民党高层。

国民党内部蒋、汪两派都想争夺这批平津学生,为他们所用，但谁也不同意分配这批学生上前线工作。

经过交涉，当局同意他们在后方做抗日工作。于是，葛佩奇和其他执委一起，带领大家做了大量利于抗战的工作，如组织战地救护队，组织宣传团,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等。

随着平津同学会抗日活动影响力不断扩大，南京当地的大中学学生也参与到抗日救亡工作中来，被迫抗日、片面抗日的国民党当局对此产生疑虑和恐慌，担心平津同学会和大批平津学生继续留在南京对他们是个威胁。

1937年9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以北平,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相继开学为借口,要求平津同学会疏散聚积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到后方去，并动员平津学生自行离开南京。但是愿意离开南京的学生很少,大多数仍然要求到前线做抗战工作。于是，南京政府教育部下发“训令”，要求平津学生会自动解散。

南京宪兵司令部也借口“维护首都治安”,也多次派人催促平津同学会从速疏散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并要求同学会停止活动，平津同学会均予以拒绝。

在此情况下，南京地下市委传达中央指示，可要求国民党政府为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办个训练班，将在南京的平津学生经过合法的渠道输送到前线,做抗战工作，于是，葛佩奇与另外两个同学再次代表平津同学会与南京政府教育部交涉，要求国民党政府为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办个训练班。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开办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简称战训班，负责人是民运部部长陈立夫)，与此同时，10月8日，南京宪兵司令部又下令逮捕了葛佩奇等10名平津同学会执委，逼迫解散同学会。

这是葛佩奇第二次被捕。

几天后，葛佩奇等就被释放，他参加了战训班（参训的有500多平津流亡学生）。次年1月结业，葛佩奇等100人被分配到河南第一战区工作。

1938年3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委派葛佩琦他们为民运指导员，要求他们到豫西和豫东29个县工作。考虑到豫东商丘地区12县接近抗战前线，葛佩奇和共产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40人就主动要求去那儿工作。中心任务是:程潜

根据“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原则,在各县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前线抗战,主要是支援徐州会战。

出发之前,经河南省党委委委员、八路军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找他谈话，并指示他：

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

刘子久

不料，刚到县里工作并不顺利。各县国民党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反对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理由是地方武装已由联保主任组成了联防队(一种限制共产党活动的组织)，实际上还是搞片面抗日，他们害怕民众起来抗日。为了逼走下派的民运指导员，他们甚至借口“财政困难”,拖延支付上面要求的给民运指导员每月20月的生活费。

民运指导员也不惯着地方，情况反映到程潜那儿后，他随即在4月中旬在开封召开了有各县民运指导员、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加的民运会议。

会上，他旗帜鲜明地要求各县要将民运工作放在第一位,如有妨碍民运工作者,应受严肃处理。

会后,他又撤掉了商丘地区的6名县长,并放权让民运指导员推荐新县长。葛佩奇推荐了曾在冯玉祥手下当过团长的蔡洪范(虞城人)为虞城县长。

这一招立竿见影。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苏北、豫东沦陷。为阻止日军进攻速度，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黄河决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郑州移到洛阳，派到豫东的40名民运指导员,有39名随着军队撤到黄泛区以西,只有葛佩奇一个仍留在豫东商丘地区。

此时，国民党在商丘地区的党务专员、各县的县党部书记长,都已逃跑，葛佩奇就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虞城县长蔡洪范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宋克宾任司令，蔡洪范任总队长，葛佩琦任政训处长。

这是当时活动在黄泛区以东的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

蔡洪范有军事才能，葛佩奇有政治素养，两人珠联璧合，在他们的调教下，这支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战斗力超强，在黄泛区以东先后打了几个胜仗，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防护据点，收复了两座被日军侵占的县城。

7月上旬，葛佩琦和宋克宾奉命赶赴洛阳，受到程潜将军的亲切接见、长官部的表扬、政训处的慰问。他们在洛阳举办了战利品展览，洛阳各报纸报道了豫东抗日游击队在豫东的抗战情况。

由于战绩突出，长官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决定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改为“豫东保安司令部”，宋克宾担任豫东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葛佩琦仍担任政训处长，发给部队步枪子弹20万粒、手枪子弹1万粒、电台两部、法币5万元。

洛阳之行，使葛佩奇走到了聚光灯下，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洛阳，经时任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介绍，葛佩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一二·九”以来，他争取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离开洛阳之前,刘子久交给葛佩奇一个任务：

“做好宋克宾和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

回到豫东后，有了钱和武器，部队扩编为三个纵队1.5万多人,成为豫东一支最大的抗日游击队。

1938年冬,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由豫南竹沟镇经西华县来到豫东鹿邑县。

由于葛佩奇统战工作成效显著，新四军受到宋克宾等人的欢迎。对此，彭雪枫肯定了葛佩奇的工作，并要他继续搞好统战工作。

1939年春,彭雪枫率部进到永城县境,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了几位战士，葛佩奇受宋克宾委托，代表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参加了追悼会。

随着战事的推进，统战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1939年春，程潜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行营设在西安，卫立煌接任。接任后，卫立煌对豫东保安司令部开始排挤，宋克宾对抗战前景开始悲观，好在程潜及时出手给予支持，将原来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辖三个师），宋克宾任军长、葛佩琦任政治部主任，并于1939年5月，调河北省抗日。

这支部队毕竟是游击队出身，小打小闹还可以，正面与日军硬刚就不行了，在河北大名、南宫之间，部队遭到日军扫荡，损失惨重，士气低落，军心动摇。

当晚，在军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葛佩琦发现宋克宾想当汉奸，当即果断决定脱离部队向组织汇报，连夜赶到彭雪枫部时，才知道彭雪枫已经率部东进，副司令吴芝圃还在。吴芝圃指示葛佩琦：

赶快到西安找程潜，设法使宋部不当汉奸。如果宋部当了汉奸，就利用程潜的关系，留在天水行营，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吴芝圃

潜入敌人心脏，成功建立情报网络

历经艰辛，葛佩奇来到在天水行营，向程潜汇报了工作。

随即，他被派任为“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任务是策动汉奸部队反正。行营给葛佩琦派了三名联络参谋和一部电台(即一个通信班)。

从此，葛佩琦参加了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接受赵耀斌（又名王石坚）的领导，开始了作为红色特工的潜伏生涯。

九月初，葛佩奇一行由西安出发，长途跋涉来到界首。在驻扎沈丘界首一带的何柱国骑二军的配合下，葛佩琦先后策反了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独立团袁天柱部队和曹大中、李忠毅、宋克宾三个伪军师，狠狠地削弱了日本在豫东的统治力量。

1940年冬，程潜调重庆工作，天水行营改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葛佩琦仍埋伏在该厅，担任参议。

1942年春，蒋鼎文调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葛佩琦接受党中央的指示，利用蒋鼎文的关系，由西安办公厅调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少将参议，并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赴豫东作情报工作。

明面上，他派遣联络人员赴商丘、柘城、亳县等日寇统治的城镇，搜集日军和汉奸部队的情报，为国民党搜集各方情报，通过电台及时报送，紧急情况派专人传送；暗地里，他利用少将参议和组长的公开身份，与在界首以及来往界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交住，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调动情况通过电台报给了延安，到达了毛泽东的案头。

从此，葛佩琦在豫东、皖北成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网络，联络范围远至北平、上海。

几年来，葛佩琦的情报网成效显著。比如，在国民党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处，他了解到了国民党在豫东的河防部队调动情况，与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副总司令沈克交住，了解到该边区总司令部的编制和人事安排，并了解到国民党设立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的目的是为了破坏我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3年秋，他到阜阳见到当时驻阜阳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牟中珩等人，了解到九十二军李仙洲部一些情况。

不仅如此，在收集日伪情报方面，也是有目共睹。

1943年春，葛佩琦安排情报员按天登记通过商丘车站的日本军车次数、去向、所载部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种类、数量等，结合其他情报员送来的材料，他发现日本从徐州到开封的军事运输频繁，而且其中有橡皮船等大量渡河器材，联系到日本在南京“高级军事会议”上提出的“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计划，判断日本可能要发动进攻郑州、打通平汉铁路的战争。

1941年1月，他将情报迅速转报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

时过不久，日本就发动了中原战役，郑州、洛阳相继沦陷。

1944年秋天，葛佩琦回到西安。他和赵耀斌（又名王石坚）、李年等人打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团支部的招牌，共同筹办“西安研究书店”，以此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继续开展隐蔽斗争。熊向晖多次通过这个站送出绝密情报，使胡宗南进犯延安败绩连连。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赵耀斌（又名王石坚）派葛佩琦前往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为向东北转移作准备。

1946年春，按照赵耀斌（又名王石坚）安排，此时已任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的李年，借着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到北平的契机，介绍葛佩琦认识了余纪忠。

余纪忠对葛佩琦的工作能力十分赏识，几天之后，就委任葛佩琦为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

到沈阳后，葛佩琦和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李年、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鼐、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等地下党员，共同建立起一个情报小组。

在东北，葛佩琦先后担任政治部代理第一组组长、新闻组组长、东北通讯处处长，能够利用身份掩护，获得大量机密。国民党在东北各支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编制等信息，均会报给长官部政治部，以便编成国民党在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这些情报，悉数经过葛佩琦之手。

每次获得情报后，葛佩琦都是将情报交给单线联系人李年，再由李年的夫人何英芬译成电码，交由地下电台发报员发给延安。

1947年底，西安、沈阳等处的地下组织被破坏，他的联系人李年和组织关系领导人赵耀斌（又名王石坚）先后被捕，并下落不明，他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因与他单线联络的上级被捕，无人证明其革命历史，他成了“党外人士”。

青少年时代怀抱“科学救国”梦想学习物理的葛佩琦，觉得新中国需要大批科技人才，便选择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先后编写了《物理学讲义》，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