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春的北京西郊，十四岁的叶选宁正带着一群同龄人在操场上踢毽子。没人想到，那些在泥地里翻滚的孩子，十几年后会被贴上“红二代”的标签，而站在队伍最前面、嗓门最大的，恰恰就是叶剑英的次子。事情要从那段看似普通的少年交往说起，才能明白为何后来连邓朴方都愿意自称“在地下”。
少年时代的叶选宁颇像一枚磁石。张延忠、王兴、苏承德等人第一次见面就被他招呼着分队、排兵，很快玩得热火朝天。别小看这种孩子气的组织能力，那个年代的“帅府”里能让几十名将军子弟心甘情愿听指挥，可不是简单的身高或嗓门能决定的。年长一些的同伴后来回忆：“他总能提出别人想不到的主意。”这一特点，半个世纪里几乎没变过。
1960年，18岁的叶选宁选择参军。原本规划的留苏深造被国际形势硬生生打断，他被送进哈军工学习导弹工程。课堂之外，他在宿舍里拉小提琴，用不算标准却极富感染力的琴声换来连队里难得的安静。连长看了看表，低声嘀咕：“这小子能把钢铁味儿的宿舍搞成音乐厅。”那句无心的调侃，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叶选宁在任何环境都能迅速凝聚人心。
转折出现在1966年。风向突变，许多老干部接连被冲击，“去牛棚”成了常态。叶剑英虽然所受冲击相对较轻，但也风声鹤唳。老同志们担心子女被牵连，陆续把孩子送到叶家。短短几周，府上的院落里挤满了十几张年轻面孔。叶选宁二话不说，跑前跑后安排食宿，甚至把自己的铺位拆成两张简易床。夜里，他压低声音安慰年纪最小的孩子：“放心睡，门口我看着。”一句轻描淡写，却让几名正在换乳牙的小家伙放下恐惧。
那几年，北京城里的“批斗”像雨点一样落下。苏振华之子苏承德后来回忆，若非叶家院门始终微敞，自己很可能被带去劳动改造。一次深夜，外头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叶选宁推开门，只见两个同学衣衫褴褛。没有寒暄，他直接领进厨房，用稀饭和馒头顶了一顿。期间只甩下一句：“有事明天再说。”这种先解决危机、后谈缘由的行事逻辑，成为他一生的习惯。
1978年春，全国拨乱反正全面铺开。许多“问题”家庭等来昭雪，却发现流程繁杂、档案散佚。叶选宁调至总政，接触到大量材料。只要听说老友家里案卷还没着落，他便跑档案室、找组织，三天两头递纸条。相关部门的同志一度开玩笑：“又是叶副主任来催件。”可催归催，手续总算一步步办成。几年下来，他帮人写的说明多到装了两个牛皮箱。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笑着指了指头顶：“咱借的是父辈的蓝天，总要给后人留点晴朗。”
1990年秋，苏承德回国探亲。正赶上叶选宁五十二岁生日，客厅里摆满祝福卡。其中一张写着：“叶老总，你是我们家的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苏承德忍不住长叹：“这句话说尽了我们那辈人的心思。”同席上，李卫平悄声补一句：“他从不锦上添花，只管雪中送炭。”短短十几个字，将多年情义压成一颗钉，钉在每个人心里。
有意思的是，叶选宁并非事事“好好先生”。对看不惯的言行，他的方式很直接。一次工作会议，一位年轻干部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捷径方案”。叶选宁听了五分钟便皱眉，拎起资料扔回桌面：“别拿同僚利益做实验。”会场瞬间安静。会后，有人问他怕不怕得罪人，他淡淡吐出四个字：“规矩得立。”这种带火药味的直率，让许多同龄人心生敬重。
进入新世纪，叶选宁逐渐淡出具体岗位，却没离开那张无形的“关系网”。谁家孩子想进军工系统深造，他写推荐信；哪位老友身体抱恙，他联系最好的解放军医院。一来二去，“老大哥”三个字反倒成了正式称呼。有时电话接通，只听筒那头先喊：“大哥，我有点难事……”他常笑答：“别急，慢慢说。”
邓朴方的那句“他在天上，我在地下”，广为流传却没多少人细究背景。1974年，邓朴方因意外高位截瘫，叶选宁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在病床前陪了整整一夜。当时并无摄影机记录，唯一的见证是一位护士。多年后她形容：“那天走廊里铺着稻草，门口寒风大，他就站在病床旁给邓朴方掖被角。”简简单单的动作，被邓朴方铭记一生。
晚年，他搬至广东，中午拉琴、傍晚习字，偶尔翻看旧档案。客厅墙上挂着父亲的行草“春风得意”。友人问他满足未，他摇头：“事情没做完，对得起朋友才能对得起自己。”2020年冬，他因病入院。探视时间结束前，他拉住老同学的手轻声嘱托：“帮我看看还有谁的材料没批完。”哪怕躺在病榻，仍惦记别人，这份习惯几乎融进骨血。
叶选宁的人生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宏大叙事，却用无数微小善意搭起一张安全网，让许多同辈避免坠落。或许正因如此，邓朴方才能发出“天上地下”的感慨；或许也正因如此，“老大哥”三个字才经得住岁月的试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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