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50年秋天，甘肃临洮一带，解放军正在清剿残余的地方武装。
那时候西北局势刚稳定，地方上土匪还有不少。
有一支部队抓住了个女匪首。
说是“匪首”，可她一落网，问话时却说自己是红军，是西路军妇女团的排长。
这话谁都没法信。
一个“女匪首”，怎么会是红军排长？
不过她说得特别清楚，连1936年西路军西征在哪儿打了什么仗，哪个连长牺牲在哪个山头，都说得一清二楚。
还有一点，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她能背出当年红军的口令，口音、节奏和格式都对。
那时候，政委任学耀觉得这事儿不一般，就亲自介入。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她叫吴珍子，四川巴中人，1900年代末生的。
小时候家里穷，10岁被卖去当童养媳。
婆家对她不好，打骂、干活样样来。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了巴中，她趁机跑了出去，就这么加入了红军。
那时候红军里女兵不多，能打仗的更少。
吴珍子一开始在妇女团干勤务，后来因为胆子大、枪法准，被提成了排长。
她跟着部队，一路北上，最后随西路军去了甘肃。
1936年底，西路军在甘肃高台、永昌一带被马步芳的马家军围住了。
那是场极为惨烈的战斗。
西路军人困马乏，粮弹不继，被围在戈壁滩上。
吴珍子所在的妇女团接到任务：掩护主力突围。
她领着几个女兵，守着断后的山口，连续打了三天三夜。
最后，部队突围走了，她们却被留下了。
她中了一枪，昏迷前最后看到的，是战友一个个倒下，地上血流成河。
再醒来，已经在马家军的临时营里。
后来她说过一句话：“我不是怕死，我是怕被活着抓住。”
被俘之后，她遭了不少罪。
马家军的一个参谋长看上她，想逼她屈服。
她拼死反抗，结果被吊起来打，骨头都断了几根。
那时候，谁要是落到敌人手里，能活着出来就已经算极限了。
一个当地的老婆婆偷偷把她救了出来。
那婆婆的儿子当年在红军里，早死了。
她说：“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儿。”就这么，吴珍子捡回一条命。
她拖着伤，在冬天的戈壁上走了三天三夜，才到了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
可问题来了。
她没有证件、没有介绍信，身上穿着破棉衣，说自己是红军——谁信？
办事处不敢收她。
那时候的审查很严，怕是敌人派来的眼线。
她就这么又被拒之门外。
她没地方去，只能流浪。
后来在陇南一带，被一股土匪给抓了。
那会儿她已经学过不少中医，懂得包扎草药。
头儿一看她能治病，就没杀她，反而让她给队伍看病。
时间一长，她成了这伙人的“军医”。
她没走，也走不了。
那些匪虽然是流寇，但她说服头儿不抢老百姓，只劫马家军的辎重。
她能说会治，还有点红军那套纪律，慢慢地，连头儿都听她的了。
再后来，头儿死了，还有人推她当了“带头的”。
可她心里一直惦记着红军。
经常一个人坐在山头上看天。
她说：“我不是匪，我是红军。”
1949年，解放军进驻甘肃。
她知道机会来了，带着几十人主动缴械投降。
她说得很清楚：“我不是来求饶的，我是来归队的。”
这话谁听了都愣住了。
交代时，她讲了自己的来历。
说得不急不躁，条理清晰。
可是，谁也不能光凭她一张嘴就信她。
于是任学耀政委专门派人去查。
那时候没电话、没网，全靠人跑。
他们去找当年的老红军，查西路军留下的纸质档案，一点一点地核实。
查了三个月。
有个老战士，在陕西一个小县城当小学老师。
他说：“我记得她，那个女排长，打仗的时候比男的还猛。”
还有一份西路军伤亡名单里，标注了“吴珍子，妇女团排长，高台战役失踪”。
她自己也拿出了一本旧党证。
纸张都快碎了，可编号和盖章都还在。
那一刻，调查组的人都沉默了。
到了年底，组织正式通报：吴珍子的身份属实，恢复党籍，调入军区卫生部门工作。
她没再回山里。
也没再提“匪首”的事。
大家叫她“吴医生”，她也就笑笑，不多说。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资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罗开富主编，《中国西路军征战纪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李蓉，《红军女战士口述实录》，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
《甘肃省志·军事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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