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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风很大。
江边的客栈门前，灯笼晃了一下，又定住了。
街上没什么人，一切看起来都很安静。
但谁也没想到，那扇门后头，有人正走向人生的最后一步。
王亚樵死在了广西梧州，1936年10月。
他一个人走进房间，门关上之后，再没开过。
没有枪响，没有冲突，连脚步声都没有。
只是第二天早上，客栈老板见门还锁着，敲了几下没人应，才发现人已经没了。
这事儿传出来的时候，不少人都不信。
一个在江湖上出了名的狠角色，一个九次跟戴笠较量都没栽的人，居然这么悄无声息地死了？
可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
很多年后，有人还在议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说清这事儿，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1932年，那时候王亚樵在上海。
东北刚丢，国人愤怒，国际联盟的李顿调查团却偏袒日本。
王亚樵当时火了，直接干了一件大事——策划刺杀李顿本人。
行动没成功，李顿提前离开。
但事情败露了。
王亚樵手下几个兄弟，原本是准备暗杀的，结果临时兴起，去抢了一家钱庄，想“补点损失”。
这种行为，说实话挺不像样的，可也暴露了一个问题——王亚樵的组织，虽然纪律严明，但毕竟是江湖出身，底下人参差不齐。
抢劫案闹大了，几个兄弟被租界警察当场抓获。
在法庭上，他们不想死得窝囊，就全说了出来：“我们是王九爷的人，刺蒋刺汪都是他带头干的。
这一下，老蒋听说了，脸都绿了。
他马上派戴笠去上海，悬赏十万，要王亚樵的人头。
戴笠是干特务的老手，动用各种办法，把上海的地盘翻了个底朝天。
但王亚樵不是一般人，他警觉得要命，身上还常年带着一根软杆子——其实就是一根细绳子，一头拴着三爪钩。
出了事儿，他能从三楼阳台直接翻墙走人，身手极快。
有一次，戴笠的人已经包围了他藏身的公馆。
王亚樵听见敲门声不对，三下两下，就从后阳台消失了。
外头大雪纷飞，谁也没追上。
还有一次，他直接穿上老婆的棉袄，挎着篮子，装成买菜妇人，从特务眼皮底下走出去。
后来他手下的人回忆，说“九哥那天走得可潇洒了，连回头都没看一眼”。
戴笠追了他一年多，没追上。
老蒋一看这人不好拿，就改变策略，想收编他。
条件开得不低——释放被捕兄弟，发遣散费，还许诺安全保障。
只要王亚樵愿意“归顺”，就算过去的事一笔勾销。
王亚樵拒绝了。
他说：“草头蒋再有本事，也掩盖不了出尔反尔的本性。
我王九，虽穷困潦倒，也不做宋江。”
这话说得重，但也是真心的。
他的观念很简单：兄弟可以死，但不能背；国家可以穷，但不能卖。
后来他去了香港。1935年11月，他的刺杀小组混进了国民党中央会议现场，差点在现场打中蒋介石。
那天老蒋临时缺席，才逃过一劫。
被打的，是汪精卫。
这事儿之后，戴笠彻底疯了。
特务全线出动，王亚樵的核心成员陆续被捕。
他的心腹余立奎也没逃掉，被抓进狱里。
王亚樵人虽然在外面，生活却没停。
他每月还按时寄钱给余家，照顾家属。
这事儿后来成了他暴露的关键。
余立奎的老婆，叫余婉君。
当时很年轻，外表漂亮，心思也细。
军统盯上了她。
先是派人去做邻居，套近乎。
又安排人冒充狱友，在牢里给余立奎灌耳音，说王亚樵在外头跟他老婆“有一腿”。
这话是真是假，其实没证据。
但余立奎信了。
有一次，余婉君去探监，余立奎破口大骂，还踢了她一脚。
她一头雾水，回去后，军统的人劝她：“你要想洗清嫌疑，就帮我们找到王亚樵。
救你丈夫，也救你自己。”
她犹豫了几天，还是答应了。
1936年10月，她到了梧州。
说是来投靠九哥，说自己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香港过不下去了。
王亚樵没多想，说：“她是老战友的家属，得照顾。
手下人提醒他：“这女人来得蹊跷，穿戴不像穷人。”但王亚樵说：“做人不能过疑。”
10月20日晚上，余婉君说她要让张妈带封信去南京探监，让王亚樵写个条子。
王亚樵说：“行，我晚上过去一趟。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
走到半路，手下郑抱真还问：“要不要我陪你一起？”他说：“不用。”
结果就再也没回来。
当天夜里，军统的人已经埋伏在屋里。
王亚樵一进门，就被围杀。
动静不大，过程很快，连隔壁邻居都没听到什么声音。
第二天，余婉君也不见了。
有人说她被军统带走了，也有人说她当场就被灭口。
具体下落，没人知道。
王亚樵死后，消息一度被压下了。
军统在报纸上放出假消息，说这是一起“情杀案”。
可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他不是死于情感，而是死于信任。
那天以后，他的手下散了。
有的去了南洋，有的隐姓埋名。
江湖上再没人敢提“王九爷”三个字。
参考资料：
李济深，《李济深略历》，中华书局，1985年
陈亦川，《军统内幕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费云文，《戴雨农先生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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