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1年8月下旬，陈伯达获得保外就医，安置在北京东郊的一处民宅居住。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如今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对象。

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扬居然主动要求约见陈伯达，这让陈十分的诧异。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是个犯下严重错误和罪行的人，他和周扬的交情也不深厚，别人都对自己避之不及的时候，周扬为何突然关心起自己呢？

周扬一直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从相关部门那里了解到陈伯达出狱后的近况，就决定要和他见一面。

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尽管旁人劝解，但周扬觉得，陈伯达已经有了悔悟之心，也是值得关心的。

正文

周扬，其原名叫“周起应”，出生于湖南益阳，他比陈伯达小了四岁。

在解放之前，周扬主要是在上海从事着文学方面的地下工作，那时候，陈伯达也是在从事着地下文学工作，不过是在北京。周扬和鲁迅还发生过“纠纷”，俩人为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相争不断。

有意思的是，陈伯达就俩人之间的“纠纷”，还专门发表过文章，呼吁二人“休战”。

1937年的春天，周扬和陈伯达在上海相识，没过多久，俩人前后脚去到延安。在延安期间，俩人也有过往来。

解放之后，周扬一直活跃于文学界，曾一度是我国文学界的领导者。他先后担任过很多重要的副职，譬如：文化部副部长、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副主席等等。那时候的陈伯达虽然不是他的顶头上司，但在职务上，陈的职务是高于周扬的。

这两个文化人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邻居，不过因为俩人平常的工作都很忙，故而即使是邻居，彼此之间往来也不多。至于工作上的往来，也就只有一次。那是在“四清”运动的时候，周扬被安排下乡去基层锻炼，这事是交给陈伯达来安排的。

周扬到了天津之后，陈伯达特意嘱咐天津市委，说周扬的身体不是很好，给他找一个近郊的地方，不要安排得太远，有什么事进城也方便一些。等周扬到了小站之后，陈伯达还去看过他一次。原本，周扬是住在小站支部书记家里的，陈伯达建议，还是另寻一个住处，多接触群众。周扬接受了他这个建议，于是就另寻了一个住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周扬被化为“四条汉子”之首，受到了批判，陈伯达也曾批判过他。

不久之后，周扬身陷囹圄，而陈伯达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跃成为“第四号人物”，正处于仕途和人生的巅峰期。

这个时候，俩人哪里能想到，几年之后的光景，俩人的境遇会调转过来。

1970年的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遭到了批判，开始失势。不久之后，从庐山下来的陈伯达就被禁足在北京的家里，属于他的时代结束了。

七十年代中期，周扬复出工作，重新担任文联副主席、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务。这时候的陈伯达，在秦城监狱里过着牢狱生活。

当周扬重新成为文艺界翘楚的时候，消失在公众视野十年之久的陈伯达，于1980年11月出现在被告席上。此刻的他神情憔悴，早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

1981年，这一年的1月25号，陈伯达被判处18年的有期徒刑。不过，他的刑期是从1970年9月，在北京被禁足的时候算起，这样算来，判决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服刑了差不多十年。

鉴于他的身体状况，1981年的8月下旬，他被特批保外就医，在监狱外服满剩下的刑期。

给他安排的住处在北京东郊的一处新建的民宅，有六楼，陈家就在顶楼。因为他还处于服刑期的缘故，在陈家对门安排了一名老公安，名叫“老萧”。

为了照顾陈伯达的晚年生活，组织上把他在石家庄工作的儿子陈晓农调进了北京。

1982年的4月22号，陈伯达的两个老朋友，经过批准之后，前往陈家。

这两个老朋友里面，有一个和周扬十分熟悉。在去往陈家之前，这个老友就和周扬说起，自己要去看望陈伯达。周扬知道后，托这个老友传话，说自己希望和陈伯达见一面，不过他不方便直接去陈家，看看陈伯达能否过来见一面。

当陈伯达得知周扬主动要和自己见面，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原因很简单，因为自打自己失势之后，还没有一个像周扬这样高级别的人物，以朋友的身份主动邀约自己。

短暂的惊讶过后，他也就当即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陈伯达找到住在对门的老萧，把自己想和周扬会面的想法说了。老萧回复，会把他这个诉求上报上去。

让陈伯达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就有人告知他，同意他和周扬会晤。

不过，因为周扬不方便过来，决定由公安人员陪同陈伯达最直接去周扬的家（北京西单绒线胡同附近的安儿胡同）。至于时间，就定在当天晚上的七点。

陈晓农记得，那天的傍晚18:20分，两名公安人员开着一辆小汽车来接父亲。陈晓农提出想陪父亲一起去，但是被回拒了。

原本预计只谈一两个小时，哪晓得这两个阔别16年的老人，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刹住，俩人一谈就是四个小时。一直到了深夜的23:15分左右，陈伯达这才回到家。

在陈晓农的记忆里，父亲回来之后，难掩脸上的激动兴奋。

陈晓农也想知道两个老人之间谈了些什么，不过，看到父亲脸上的疲惫神情，他没有开口询问。陈伯达也累了，和儿子简单的几句寒暄之后，就走进卧室休息了。

或许是昨晚睡得晚了些，第二天，陈伯达起床比平常晚了许多。

起床后，陈伯达就叫来儿子，详细的给他讲述昨晚和周扬的谈话内容。

陈晓农知道这是难得的一次重要会晤，他当即找来笔记本，做了详细的记述。

“周扬住的地方，是黄炎培的旧宅子，是个有些大的四合院。我和他的谈话是在会客室进行，公安人员站在另一处休息，没有参与我俩的谈话。除了周扬之外，还有后仰夫人苏灵扬和周的秘书一起参与谈话”

周扬：“你若不是担任了后来那样高的职位，情况也不会那样了”

他还借用《红楼梦》里面的“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来形容。

陈伯达回复，自己能担任那么高的职位，实际上并不由自己。一开始，他是拒绝的，拒绝了三次，才同意了组织上安排的工作。

那时候的周扬已经身陷囹圄了，他说：“我被关起来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听不到有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难过”。

谈及自己失势的缘由，陈伯达没有回避，坦言：“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

六十年代中期，陈伯达把自己给别人题的字都收回了，面对这个事情，周扬询问“是不是怕别人连累你”。

“那倒不是，实际上我也是随时可能倒的人，也怕牵连别人。所以运动开始后，我就把散在下面的题字收回了，有些人并没什么事，我也把题字收回了。”

“可是我这里就还有一幅，怎么没有收呢？”

面对周扬的这个问题，陈伯达没有回避，坦言那时候漏掉的也有：“我跟你不熟么，不记得你是哪里的，当然就漏掉了。”

听到这个回复，周扬也赞许陈伯达的坦率。

周扬：“你最近写些什么东西呢？”

陈伯达：“主要搞些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一些和文艺相关的文字。”

说到这里，陈伯达说了几篇自己写的文章：“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我没有看到”

“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相关的文章给你看看”。

聊到这里，陈伯达也没有遮遮掩掩，直言自己刑期结束后，如果想进文联的门，也是需要作品的。

“这几篇文艺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点东西”

陈晓农整理出来的谈话内容，也差不多就这些，后续俩人还聊一些文学上的话题。在此，我就不过多记述了。

当然，四个小时的谈话，不可能就这么一点内容。只不过当时陈晓农并没有在现场，上了年纪的陈伯达回来之后，也没有第一时间讲述出来，等次日再来叙述的时候，自然也就缺失了不少内容。

这次谈话没过多久，陈伯达果真就和组织提出，想把自己写的文章给周扬看看。他所写的文章，也顺利交到了周扬的手里。

陈晓农记得，也是在这次谈话没多久，就有工作人员安排陈伯达去香山春游。这待遇对于他而言，可谓是破天荒的好消息，他已经有十来年没有春游了。很遗憾，这次春游，陈晓农不能陪同父亲一起。

这次难得的春游，陈伯达的心情也是极好，一向不喜欢拍照的他，也破天荒的拍了彩色照片。

1982年的11月，陈晓农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了，那一天，家里来了两个客人，还是之前来家里探望的那两个父亲的故友。

俩人刚落座，和周扬相熟的那个客人，就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递给陈伯达。

这本杂志是10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的《读书》，上面刊发了陈伯达的文章《求职难》。只不过署名不是“伯达”，而是“纪训”。晚年的陈伯达，他写的文章，大多不是署名“纪训”就是“仲晦”。

陈伯达看着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他是万万没有想到，戴罪之身的他，写的文字居然还能公开发表出去。尽管他曾经发表过无数的文章，但是如今的他，还处于服刑期，能够公开发表文章，也属实是出乎意料了。

故友告诉他，这篇《求知难》是周扬看过之后，拍板发表的。

这次造访，碍于时间关系，好友没有详细的说明其中的过程。

过了一个月，这两个故友再次造访，这次时间宽裕，好友就详细说了文章发表的过程。

周扬看过《求知难》之后，对这篇文章十分的赞许。

不久之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也是历史学家的黎澍（shu）去周扬家作客。

黎澍当年（七十年代末）发表过不少文章，严厉批判过陈伯达。不过，他的性格和周扬类似，也是务实，好的方面就是好，坏的方面就是坏。因此，当他在周扬家里看到陈伯达的文章后，也是很欣赏。

过了几天，黎澍主动找到周扬，借了陈伯达的几篇文稿回去仔细阅读。最后，他选中了那篇《求知难》，他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水平，具有学术研究价值，也觉得这篇文章适合公开发表。

于是乎，黎澍托人把《求知难》送去《读书》杂志，后续就在当年的第十期公开刊发了。

得知这些原委之后，陈伯达也不由得感慨：“一个人一旦出事后，大家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所以，我要感谢周扬，还有那几位帮助我发表文章的同志。”

在他晚年期间，周扬能做到不避嫌，主动伸出友谊之手，确实是需要勇气的，也确实让陈伯达感受到了温暖。

自打那次会面之后，俩人还约定再次会面。

可惜，天不遂人愿。

1983年，这一年的九月份，陈伯达因为腿疼住进了医院。

当他出院后，周扬却病倒了。

1984年的秋天，陈伯达再次住进了医院。而那时候的周扬，病情变得严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

从此，这两个老人再没有机会见面，倒是经常互相托人带去问候。

1989年，这一年的7月31号，周扬病逝。

陈伯达得知噩耗，伤心不已，亲笔写下一副挽联：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

挽联署名的是“仲晦”。

同年的9月20号，中午时分，正吃着饭的陈伯达，头一歪，靠坐在墙边，与世长辞。

又过了一个月，周扬的妻子苏灵扬也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