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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那天在广州，随口一句话，把一屋子的省委领导说得不敢吭气：“你们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什么都敢说。”一句话，像平静水面砸下一块石头。
没人敢接话，气氛一下子变了。
谁心里不咯噔一下？有人当场就开始琢磨：是不是下面哪个人说错了什么话？还是谁背后乱嚼舌根？到底是夸呢，还是批？
这话不是随便说的，也不是针对谁，而是冲着佛山的杜瑞芝去的。
这个人，后来在广东农村改革那一摊子事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那是1961年初，主席南下做调查。
一路从北到南，听了不少汇报，也看了不少地头。
到了佛山那天，是下午，没提前打招呼。
杜瑞芝一听说主席来了，赶紧把身上收拾利落，连夜赶去招待所。
他一进屋，毛主席就让他坐下，说：“你讲吧，别紧张。”杜瑞芝是山西人，话不多，但一开口，全是实打实的事。
他说，最近老百姓和基层干部关系不太对劲，有点别扭。
毛主席一听，来了兴趣：“怎么个别扭法？
这时候，别的人可能就打哈哈了，可杜瑞芝没绕，说基层有些干部作风毛病多，特别是那些管食堂的和小队长，老百姓怕得罪他们。
有时饭吃得多点，就被说成贪嘴。
很多人心里憋着火。
杜瑞芝还把群众编的顺口溜背给毛主席听，说的是“得罪堂长少吃饭”，主席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脸上的表情没变，但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在琢磨。
最后，毛主席问他怎么看拖拉机放到生产队的事。
杜瑞芝说得很直接：“用不上，效率太低。”说完这话，屋里一阵安静。
可主席没生气，反而笑了。
这场谈话完了之后，主席在后面的会议上跟省委说了那句“胆子大，什么都敢说”。
这不是批评，而是佩服。
杜瑞芝这个人，骨子里认死理儿，从小就是干实事的人。
他在山西参加革命，干过调研，干过组织工作，从太行山一直干到南方。
到了解放后，他一直在农村打转，哪块地多出粮，哪户人家吃不上饭，他心里门清。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杜瑞芝被打倒了，整整八年没工作，家里连口热饭都难得吃上。
他不吭声，也不申辩。
到了1974年才重新被启用，广东那时候搞农业急需人，他被安排去做农委主任。
接下来的事，才算真正见他本事。
1981年，广东高要县有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了几百亩地搞中药种植和养鱼，雇了几个工人。
按当时的政策，这是“雇工经营”，属于红线。
可这事儿从村里报到县里，层层都说好。
结果一传到省里，杜瑞芝看了材料，第一反应是：这事得搞清楚。
他没有急着表态，而是亲自带人下去看，走访了陈志雄家，也问了周围农户。
发现这人确实干事，不是靠剥削，是真干活。
雇人也不是他自己不干，是实在忙不过来。
三个月后，杜瑞芝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标题直白：《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
里面写到：雇工是现实需要，不是剥削。
只要能多种粮，能让农民活得好，就不能一刀切。
这报告一出，中央几个部门接连发来批示。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提醒他注意方向。
风口浪尖上，杜瑞芝一句话：“我不怕挨骂，就怕农民没饭吃。
这股子劲儿，不是装出来的，是他几十年调研练出来的。
他不是靠文件做事的人，而是靠脚往地里踩、耳朵往人堆里听。
1979年，广东农村最早试“包产到户”。
杜瑞芝一听说，有人反对，说这是“走资本主义老路”，他没吭声，直接下乡。
跑了十来个县，写了五份报告，其中一份专门写海康县。
当时那地儿粮食多，红薯堆成山，可供销社不让卖，说是“投机倒把”。
农民辛辛苦苦种的东西，眼睁睁烂在地里，谁心里不痛？杜瑞芝当场拍板，找公社干部谈：“不能这么干，咱得让老百姓卖得出去。
公社采纳了他的意见，红薯卖出去了，当年这个穷社就脱了贫。
农民吃上饱饭了，也有了点钱周转。
这些事，杜瑞芝没拿来说功劳，但中央知道，广东能这么快启动农村改革，他是里头的一根骨头。
他跟杜润生、万里、陈锡联并称“改革四路诸侯”，他是“南杜”。
广东改革，走得早，走得快，靠的不是喊口号，是像杜瑞芝这样，敢说话、敢担责的人。
2012年冬天，杜瑞芝在广州去世，92岁。
没有葬礼上的空话，也没人给他写碑文。
他留下的，是一堆写满字的调查笔记和几本发黄的工作日志，最常见的一句话是：“老百姓肚子不饱，啥都是空的。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东改革开放实录》
杜润生口述，《农村改革口述实录》
《人民日报》1982-1984年农村改革相关专题专访
陈东林主编，《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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