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6年春，重庆的天气还带着些潮湿的寒意。
那天早上，军统高层突然接到消息：戴笠的飞机在南京岱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消息传来，震动了整个国民政府系统。
可除了政界的震惊之外，在一栋清幽的别墅里，有一个人听完消息后，久久没有说话。
胡蝶坐在靠窗的位置，身上披着一件绣着牡丹花的丝绸披肩。
她没有哭，只是看着窗外的山景出了神。
这三年，她过得像是被时间封住了一样。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她没说话，但身边的丫头悄悄听见她低声说了一句：“这回，真的可以走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要从八年前说起。1938年，胡蝶带着丈夫潘有声和孩子从上海一路辗转逃到香港。
那时的上海已经被日军占领，文化人和电影人四处逃亡。
胡蝶是明星，是“电影皇后”，也是日本人重点盯防的对象。
当时的日本宪兵队一再找她谈话，想让她出镜拍“亲善影片”。
胡蝶拒绝了。
她知道，一旦答应下来，自己就再也不是胡蝶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
香港也守不住了。
大批民众开始撤退。
胡蝶和丈夫准备回重庆，她把这几年存下的金银首饰、奖杯、戏服、收藏的瓷器……统共三十多个箱子，请人先运回内地。
她自己带着孩子走滇缅线，准备后撤。
谁知道，箱子半路被劫了。
土匪、军阀、还是黑市分子，谁也说不清。
那时候的运输线本来就乱，钱和人都容易“走丢”。
她急得不行，到处托人找线索。
有个朋友说：“你可以去找戴先生。
他手上有路子。”
戴先生，就是戴笠。
那会儿的戴笠，已经是军统副局长，手里有兵、有钱、有情报。
胡蝶一开始有些犹豫，但形势逼人，最后还是见了。
第一次见面，戴笠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面色红润，说话不快不慢。“胡小姐的事，我听说了。
放心，有我在，没人敢动你一根头发。”
胡蝶没说话。
她不是不知道对方的背景，也不是不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问题是，她别无选择。
一周后，戴笠派人送来几大箱“失而复得”的财物。
开箱那一刻，她就知道，东西不是原来的。
一些奖杯的底座还贴着新近制作的标签，旗袍的扣子也没穿过，连翡翠镯子上都没有佩戴的磨痕。
她明白戴笠的意思。
这不是帮忙，这是条件。
但她也清楚，自己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从那以后，胡蝶和家人搬进了重庆郊外的别墅。
名义上是“方便照顾”，实际上是软禁。
戴笠常来，送花、送水果、送从缅甸空运来的香料。
他还亲自下厨做了一次红烧鲫鱼——胡蝶最喜欢的菜。
她吃了几口，放下筷子，说：“谢谢你。”
戴笠笑了笑，没说话。
他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但他不在乎。
他习惯了用结果说话。
1944年秋，潘有声突然被调去昆明做生意，带的是军统开的通行证。
胡蝶知道，这不是安排，这是清场。
她问戴笠：“你是不是要我一个人留下？”
戴笠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在那里也安全，时间久了，你会理解的。”
潘有声离开后，胡蝶的生活更像监控下的旅馆。
她不能随便出门，不能会客，连信件都要过审。
她想过逃，但没有可能。
有一次，她在花园里坐着，对身边的警卫说了一句：“你们看起来也不像坏人，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警卫低头，不敢接话。
三年里，她几乎没照过镜子。
化妆台上落满了灰。
她试过在日记里记录日子，可写几句就撕了。
她怕有一天这些纸会被人翻出来，连“想自由”这句话都成了罪证。
1946年春，戴笠准备结婚。
对象——当然是胡蝶。
他甚至让人起草了婚礼流程，还特别安排了一个“上海影坛回忆片段”的环节，说是给胡蝶一个惊喜。
胡蝶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她只说：“我想先见见我的丈夫。”
戴笠没有立刻发火。
他只是点了一支烟，说：“你现在是我最信任的人。”
结果没想到。
真相竟然是。
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失事了。
天气雾大，导航失误，飞机撞山。
连人带机，没了。
第二天，胡蝶收拾行李，带着孩子离开了别墅。
她没有通知任何人，也没带走那些“找回”的箱子。
她去了昆明。
潘有声还在那里，两人重逢时没说太多话。
只是彼此看着，眼圈都红了。
那年，他们一起回到香港。
胡蝶复出拍了几部电影，但戏份不多，票房也一般。
她没再争什么，也不再接受采访。
直到1953年，潘有声因肝癌去世。
后来，她带着儿子移居加拿大。
在温哥华的日子很静。
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看报纸、写信、听留声机，从不提过去。
1989年，胡蝶在家中去世，享年81岁。
她的骨灰被安放在温哥华的一座华人公墓。
墓碑上只刻了四个字：“影后 胡蝶”。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许倬云，《中国近代史讲义》，三联书店，2017年。
李劼人，《大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王丰，《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张春桥，《胡蝶的影像记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郭建，《失落的民国记忆》，中华书局，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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