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54年，年轻时身体并不算好，如今已年近古稀。每当回想起在部队时的那段往事，总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我能活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乘车时一次不经意的换座。
那是1974年8月，我们高炮营在某空军机场完成空炮合练任务后，启程返回营地。因为路途遥远，整个行程安排了两天。
第二天一早，车辆和火炮提前在公路上按行军顺序排好纵队。吃完早饭后，时任班长的我组织全班登车，并像往常一样检查了火炮的牵引情况。

确认一切正常后，我正要抬腿上驾驶室，忽然车上跳下一个人，从后面扯住了我的衣角。回头一看，原来是指挥班搭乘我们车的侦察兵牛绍荣。
我有点惊讶地望着他：“怎么了？”
他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牛绍荣是去年入伍的昆明兵，平时和我接触不多，显得有些拘谨。
“班长……我……我想跟你换个座位，行吗？”
“为什么？”
“后面太颠了，我有点晕车。”他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
我心想，你怕颠，我就不怕吗？谁不想坐得舒服点儿？虽然心里不太情愿，但看他是个新兵，而且确实晕车，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于是我点了点头：“行吧。”
“谢谢班长！”他低声说了一句，有点不好意思。就这样，我们悄无声息地调换了座位。

天有不测风云。出发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班的牵引车在向左急转弯时突然发生侧翻，一头重重栽进道路下侧的干枯稻田里。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三人重伤、五人轻伤，牵引车和火炮也严重损毁。我和牛绍荣都成了重伤员——他右大腿骨折，而我则是右耻骨、左锁骨和肋骨骨折。
送到医院后，医生很快为牛绍荣做了手术。也许是因为当时医疗设备和手术水平有限，他术后走路有些跛。我虽然断了三根骨头，但都不是要害部位，住院三个多月后基本康复，没有因伤影响提干。而牛绍荣则在服役期满后退伍。
2019年，我到云南参加纪念对越自卫还击作战40周年战友聚会。从河口返回途中在蒙自住宿时，一位战友告诉我，他收到原驾驶班长发来的信息，希望我能联系他。
我觉得有些突然。原本我们不是一个连队的，虽然认识，但印象不深，也就没太在意。
一天后，这位战友又拿着手机来找我，说对方很坚持，想跟我通话。看他这么执着，想必有事，我便接过了电话。打电话的是1973年入伍的昆明兵张明，原驾驶班长。
原来，他的同乡和同年入伍的好友——也就是当年开车出事的司机马新平，得知我来云南后，托他传话想见我一面。张明还把马的手机号告诉了我。他的话也澄清了我多年的一个误会：之前我一直以为是马的师傅开车出的那件事。
事也凑巧，在前往昆明的公交车上，原本说好接站的战友突然来电，说临时有急事不能来了，连帮我联系宾馆的事也落了空。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我想起了马新平，便拨通了他的电话，请他来接站。
出事之后，马新平当年就被安排退伍了，至此我们已整整四十五年没见。他来接站，为我安排宾馆住宿，还请我吃了饭。席间他只字未提往事，但我明白，他是想以这种方式表达那份迟来的歉意。
吃饭时有不少战友作陪，有熟悉的也有不太熟的，可我唯独没见到牛绍荣。
“牛绍荣怎么没来？”我有些不解。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年兵，还在一个连队，不该少了他。
我特别想见见他。当年要不是他跟我换座位，那么瘸腿的可能就是我了，更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他走了。”
“走了？什么时候？”我大吃一惊。

“好几年了，走的时候才五十多岁。”马新平低声回答。
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早，也不知是因何离去。马新平没说，我也没再问。意外之余，心里只剩惋惜。
这时我忽然想到，当时车上没有带车干部，马新平坐的副驾驶位紧挨着班长的座位。牛绍荣要和我换座，除了表面说的理由，是不是也想途中方便和老乡聊天？而后来马新平换到驾驶位开车发生侧翻，是不是也因为刚才聊天分散了注意力？
有些事情的发生，仿佛一环扣着一环。但无论如何，我确实是一个幸运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