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2日下午三点，毛主席递给臧克家一份手写诗稿，笑着问：‘克家同志，这“蜡象”二字，看着顺眼吗？’”房间静了两秒，随即响起爽朗的笑声。
在颐年堂那张长条沙发旁，烟雾慢慢散开。臧克家握稿的手有些发抖，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不仅是一位国家领导人，更是一位得失分寸看得极重的诗人。那天之后，“蜡象”便正式取代“腊象”，《沁园春·雪》也多了一笔传世佳话。
回想第一次见面，是十二年前的重庆。1945年9月初，山城秋雨淅沥，毛主席在张治中公馆召开小型座谈会，徐冰指着一位瘦高青年介绍：“诗人臧克家。”毛主席握手，语气轻，却透着坚定：“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没有争取不到的事。”这句话陪着臧克家走过内战、饥寒，也把他牢牢系在新文学与革命事业的交汇点上。
1949年7月，北京怀仁堂灯火通明，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开幕。台上的毛主席向会场招手：“你们为人民做事，我们欢迎！”台下的臧克家心口滚烫，他在日记里写道：真正的文艺春天来了。
时间拨到1956年。《诗刊》获准创办，主编人选迟迟定不下来。作协几位老先生推来推去，最后还是巴金一句话：“毛主席的诗稿得有人懂得分寸地刊，克家合适。”于是，一封详尽的求稿信连同八首手抄诗寄往中南海。编辑部天天守电话，连敲门声都觉得像秘书处的来电。
1月初的雪夜，门房递进一封红头文件。毛主席不只订正了八首诗，还追加十首，并在信末写道：“你们认为可刊，就办。”短短一句，足够压住所有后续争论。《诗刊》创刊号刚一上市，新华书店门口排出百米长队，连售货员都说：“像抢布票一样。”
创刊余热未退，袁水拍忽然通知：下午三点半，中南海接见。臧克家忙得连外套扣子都系错。进门时扑面而来的是陈年书香而非官场威严。寒暄几句后，毛主席抽烟，指着诗稿问“蜡象”与“腊象”的缘由。臧克家据理分析：柬埔寨古称为“腊”，义远且生涩；改为“蜡”，白象可见可感，与“银蛇”相衬，视觉冲击强。毛主席一拍大腿：“按你的改！”
那次长谈，两人又探讨了李攀龙、民歌、新诗格律。臧克家迟疑地提起印数不公——《诗刊》只有一万份，远少于《人民文学》。毛主席问：“你看够吗？”臧克家脱口“五万”。毛主席点头：“就五万。”一句话，纸张指标随即拨下。袁水拍在旁暗暗松气，这才是真“特批”。
随后几年，每逢毛主席新作完成，臧克家总能第一时间拿到底稿。他认真到挑剔，一个标点也不放过。1962年《词六首》付印，臧克家删掉序言里第一个“于”字又附信说明。毛主席回信里划双红线夸他细心，还说“如再有可改处，烦请教正”，语气近乎学生请教老师。
外界并不知二人通信细节，只看到《诗刊》与《人民日报》陆续推出权威注释。写稿之余，臧克家常收到陌生读者来信，有赞有质疑。有人问“红军不怕远征难”究竟“难”在何处；有人纠结“山舞银蛇”是否犯了拟人叠加。臧克家每信必回，字斟句酌。他说：解释主席诗，要对得起两代人的青春和热血。
1976年9月，噩耗传来。臧克家关门三日，桌上只剩一本被翻得卷角的《毛主席诗词》。他不写悼文，只把每一首默背一遍，再在页边补注新想法。此后，注释工作再无督促，全凭自愿，却更见深度。
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邀请他编《毛泽东诗词鉴赏》。那时他已八十四岁，肺病缠身。医生劝他少用眼，他回答：“躺着也能看稿子。”冬天病房窗台上摞满清样，他用铅笔在页边勾圈点画，护士推门时常被纸片吹落吓一跳。
书印出来时是个闷热的八月，十八万册首印，两个月即告罄。王震来信恭贺，说内容翔实。臧克家抖着手回条短笺：我只做了分内事。
2003年，为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出版社再出增订二版。九十八岁的臧克家在病榻上写卷头语，字迹已略显模糊，却仍坚持写到“半个世纪的情缘”七个字才放笔。他自认没有写自传的兴趣，但若谈到毛主席诗词，“我愿再添一笔”。
细算下来，臧克家为毛主席诗词动过手的字句超过两百处，被采纳的一百余处。有的改变了意象，有的只是逗号改顿号，却都经得起后世学者放大镜般的考据。毛主席当年那句“按你的改”，让一位诗人与一位领袖在文字中完成了一场罕见的平等对话，也让《沁园春·雪》的风骨因“蜡象”一词而愈发峻峭。
历史留下的往往是大事件，但这颗小小“蜡”字告诉我们，真正的定稿常源于坦诚交流、专业判断与毫不畏惧的建议。臧克家做到了，所以他配得上那声大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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