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怀孕冲突法》写得明明白白：“各州应确保提供足够的门诊和住院机构来实施堕胎手术。”
但翻遍法律条文，你找不到“足够”到底指什么，是步行可达？还是开车一小时内？这种模糊成了各州的“保护伞”。
一
今年夏天联邦卫生部发布的“Elsa”研究报告，像面镜子照出了真相：全德国有85个县的堕胎服务严重不足，光巴伐利亚州就占了43个，巴登-符腾堡州还有8个。
研究团队定下的标准很实在，95%的人得能在40分钟车程内找到诊所，但各州卫生部门集体摇头：“法律没说要40分钟！”
他们有自己的“祖传标准”来自1993年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只要当天能坐公共交通往返就算“合格”。
这个标准有多离谱？在下巴伐利亚行政区，120万人口的区域因为最后一位堕胎医生退休，女性要坐三小时火车去慕尼黑才能做手术。
当地社工托拉夫・弗里克吐槽：“这可不是去逛超市，手术后的妇女还要独自坐长途车回家，想想都觉得心酸。”
德国妇科医生协会早就发出警告，能做堕胎手术的医生正在“断代”，现在主刀的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医生，他们年轻时经历过女权运动，而年轻医生根本没机会学这项技术，医学院里压根没这门课。
二
更麻烦的是法律还规定医生有权以“宗教或伦理原因”拒绝提供服务，在天主教占主导的地区，这种“拒绝权”成了常态，直接造成服务空白区。
教会的影响不止于此，像沃尔茨所在的医院那样，新教机构和天主教机构合并后，堕胎服务往往首当其冲被砍掉。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卫生部辩解称，利普施塔特附近40-60分钟车程内还有其他机构，但他们没说的是，这些机构要么排期到一个月后，要么要求提前完成复杂的咨询流程。
法律规定堕胎前必须先接受咨询，而有些教会开办的咨询机构，会故意拖延时间消耗孕妇的决心。
在这场权利博弈中不来梅州显得格外讽刺，2023年，这个州率先立法规定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保障堕胎服务”，但卫生部长克劳迪娅・伯恩哈特转头就说：“我没发现哪里缺服务啊。”
结果就是，法律白纸黑字立在那儿，实际措施一条没落实，其他州更省事，嘴上喊着“要改善服务”，实际却把责任推给医生：“我们呼吁更多医生提供服务哦。”
三
可谁都知道，在教会势力强大、法律又不强制的环境下，这种呼吁不过是空头支票。
联邦宪法法院其实早就留了口子：只要联邦议院出台具体法律，各州就有义务要求医院提供服务，但这个“特殊法律依据”，迟迟不见踪影。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说过：“国家保护义务不能只是嘴上说说。”但现实是，当法律条文模糊不清，当宗教影响渗透医疗，当“一日往返”被当成施舍，女性的权利正在被一点点架空。
真正的医疗公平，不该让患者用车程来丈量，就像那位在木瓜上练习手术的医学生说的：“连教学都要用水果代替，怎么能指望现实不脱节呢？”
这场关于距离的博弈，本质上是关于权力的较量，而现在天平明显偏向了冰冷的条文和隐形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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